袁宝华回忆录

一、谈判前的准备工作

1952年，我随周恩来总理、陈云和李富春到莫斯科参加商谈和确定苏联援助我国经济建设的具体项目，征求苏联政府和斯大林对我国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意见。在苏联前后生活了10个月，这10个月的日日夜夜至今仍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面临着繁重的经济恢復和发展的任务。一方面，要治理战争创伤，恢复生产， 发展经济;另一方面， 要抗美援朝， 保家卫国，支援前线。经过一年多艰苦努力，1951年经济恢复工作取得很大成绩。这时，根据中央“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思想，中财委于1951年2月开始试编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包括需请苏联援助和帮助建设的项目。在当时，竭尽全力进行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争取苏联对我国的经济援助，是中央的一个重要战略决策。

新中国成立后，苏联对于是否援助中国还有些疑虑，直到抗美援朝，斯大林才相信中国共产党的国际主义是真的。这时苏联才主动提出愿意帮助我们设计和建设一批项目。当时我们的外交方针是“一边倒”。因为新中国成立之初，在帝国主义的重重封锁之下，只有苏联承认我们，不一边倒也不行。

编制全国计划是毛主席提出来，由周总理亲自主持“一五”计划领导小组工作。负责编制“一五”计划的是中财委计划局，实际是李富春亲自抓。中财委计划局的人不多，办公地点在朝内大街孚郡王府 （又称九爷府），为编制“一五”计划的事，我暂时到中财委工作。那时，计划不好编，困难在于大家没有这方面的知识，资料也有限，南方一些城市才刚刚解放，全面情况了解得少。编计划只能根据需要，计算指标。所以，“一五”计划一开头比较粗糙，后来几经修改，直到去苏联前还在修改。

东北是我国重要的工业基地，国家“一五”建设的重点在东北，东北工业部制定年度计划已有经验，但没制定过五年计划，所以东北拟订的“一五”计划建设规模十分庞大。计划第一个五年，要向苏联订购成套设备约35万吨，总价值为17万亿元旧人民币（每1万旧人民币合1元新人民币），折合卢布为17.56 亿。一般设备为13 万—14 万吨，约合8万亿元旧人民币。此外，国内建筑设备安装的五年计划是81万吨，其中非必需安装设备为10.5万吨，必需安装设备为70.5万吨。技术人员420人，工人1 万人，安装工人平均安装一吨设备需要25 个工时。五年内土建任务是24万平方米，土建工程技术人员最高达到5400人，工人达到9万—10万人。土建的定额是每平方米6个工时，留用苏联专家36人。其中1953年需聘请专家95人，1954—1957年需聘请专家150人，基本建设顾问需聘请330人， 要派出实习生1600人。另外，还要聘请设计方面的专家72人，教育方面的专家59人。

东北的许多工业建设项目，在制定“一五”计划时就已开始设计和施工了。1951年2月，我到北京参加全国工业会议，在会上就确定了一批建设项目，并立即开展了工作。如富拉尔基北满钢厂，1951年请苏联做了初步设计，并做了部分技术设计，当时该钢厂的规模为15万吨。还提出了富拉尔基电站的建设，电站的第二台机组要求苏联1952年交货。佳木斯铜网厂已在莫斯科签订了设计合同，该厂最初是一个单独项目，后来将铜网厂和佳木斯造纸厂合并在一起。沈阳风动工具厂，已在莫斯科审核完设计。此外，还有沈阳第一机床厂、阜新电站、哈尔滨铝加工厂、吉林铁合金厂、201厂（碳素电极厂）等，这些建设项目都在去苏联之前就已列入计划，并向苏联方面提出，请他们帮助设计。

1952年上半年，我们做完了东北工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我带着这个计划，到北京参加全国“一五”计划编制。刚到北京时，中央和国家机关的“三反”运动还没有结束，中财委其他人都在参加运动，就是柴树藩他们编制计划的人忙忙碌碌。

在北京，我还参与了编制“一五”全国地质工作计划。那时，中央设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工作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是李四光，副主任委员是谢家荣。李四光调走后，谢家荣代主任。他下边的一批工作人员，许多都是原来国民党资源委员会地矿处留下来的人，大都是我北大的同学。当时的地质工作就是在国民党资源委员会地矿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基础很薄弱，工具也落后。尽管如此，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年里，还是派了一批人到各地进行地质调查。地质做的计划也比较大。地质计划由地质工作指导委员会负责，我参与这件事。地质部是在1953年初成立的，宋应（即我北大地质系同学宋尔纯）调来任副部长，何长工任代部长，李四光任部长时，何长工任常务副部长。

在赴苏联谈判之前，我们做了详细的准备工作。中央为了搞好与苏联对接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编制，决定由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计划领导小组工作，具体负责的是中财委计划局，当时计划局人不多，就从各大区抽调人员参与这项工作。1952年7月25日，我从东北赶到北京，立即同即将前往苏联谈判的同志一起投入紧张的准备工作。在临行前的20多天中，我们夜以继日地讨论项目，列设计项目表，写设计项目说明，做设计项目和设计清单，做地质勘查资料和清单，提出专家与设备要求和技术要求等。同时还要准备好“一五”计划的总说明、计划方针和计划概要，详细推敲了重工业计划。对我们所准备的材料，要求统一、准确。

经过紧张的工作，我们做好了赴苏谈判前的准备工作。

二、代表团离京赴莫斯科

我国政府代表团在1952年8月15日晨5时离开北京。

代表团正式成员共5人：周恩来任团长，陈云和李富春（中财委副主任）任副团长，成员是张闻天（驻苏联大使）和粟裕（副总参谋长）。

代表团的顾问都是政府和军队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宋劭文（中财委秘书长兼计划局局长）、陈郁（燃料工业部部长）、王鹤寿（重工业部部长）、汪道涵（华东工业部部长）、王诤（中央军委通讯部部长）、刘亚楼（空军司令员）、罗舜初（海军副司令员）、邱创成（炮兵副司令员）、雷英夫（军委作战局局长）和师哲（外交部政治秘书）等。

代表团的随员也是各部门的有关负责人，包括吕东、柴树藩、沈鸿、白杨、齐明、陈平、王世光、钱之道、李苏和我，以及一批翻译等。

出国之前，我们集中学习了一段时间。8月13日，陈云召开会议对我们提出了纪律要求：一是不讲越过职权的话，不该讲的不要讲，该讲的也要先请示后再答复对方;二是在行动上，外出必须经过请示，批准后才可行动，会客必须有正式手续;三是在风俗习惯上，要入国问俗，按规矩办事;四是不能乱敬酒，不准喝醉酒，主要是因为苏联人爱喝酒，而且一喝就要喝醉;五是外出坐车要听从安排。刘亚楼在苏联生活的时间比较长，情况比较熟悉，他给我们讲了注意事项。我们的生活和活动都由他负责安排。在准备出国时，我们每个人都做了一套衣服，还做了厚呢大衣、夹大衣，发了皮帽子。周恩来没有做夹大衣，仍然穿着那件旧的蓝色的夹大衣。

代表团共乘坐三架飞机，一架飞机只能坐一二十人。当时张闻天已在莫斯科，周总理、陈云、李富春、粟裕四人分乘两架飞机，与其他顾问、随员坐在一起。飞机从北京起飞后，途经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和苏联伊尔库茨克、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新西伯利亚、斯维尔德洛夫等机场，于17日下午6时半（莫斯科时间是刚过中午）到达莫斯科。我们代表团经过的各个机场，苏联方面都做了精心的安排。为了保证中国政府代表团的安全和顺利航行，他们要求每个机场在我们的飞机没有起飞前，其他客机不得起飞。

在伊尔库茨克，我们的飞机停飞休息，看到有不少苏联旅客在候机室，我们代表团中会俄语的同志就热情地同他们打招呼，问他们的飞机什么时候起飞，他们答道：等周恩来的飞机起飞后，我们再起飞。

到达莫斯科后，周总理在机场发表了热情的讲话。周总理住在中国驻苏联使馆，陈云、李富春和粟裕同我们都下榻在莫斯科著名的苏维埃旅馆。我在这里住了10个月。说来非常巧，1988年我再到苏联访问时，在莫斯科仍住在这个旅馆，一晃已是35年后了。

到莫斯科后的第二天，我们就立即开始了紧张的准备工作。认真准备和核对材料，学习和讨论苏联报纸发表的苏联第五个五年计划大纲草案。

8月20日，斯大林同周恩来总理举行了会谈。会谈前，周恩来已将我国“一五”计划主要内容的书面材料交给了斯大林。21日，苏联报纸纷纷报道了周总理同斯大林会谈的消息。周总理、陈云副总理在苏联期间，先后同斯大林举行了两次会谈并发表了中苏双方谈判公报。公报指出，中苏双方讨论了有关中国与苏联两国关系的重要政治与经济问题。在这两次会谈中，双方达成协议，即苏联政府在1952 年底以前将共同管理中国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以及属于该铁路的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我国政府，并完全归我国所有。9月22日，周总理、陈云、粟裕和部分顾问、随员离开莫斯科回国。

由于我们到莫斯科时，正赶上苏联全力准备召开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會（会议在10月5日召开），苏联计委主席萨布洛夫正筹备苏共十九大，苏联方面顾不上研究我们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李富春和我们20 多人留下来继续做准备工作。我当时是东北工业部秘书长，是重工业部的代表，又是民用工业部门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