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孔子的仕途经济观

郭思远 杨含

摘 要：历史上的孔子，是一个饱览诗书、学富五车的古圣先贤，万古师表，其一言一行对民族文化的起源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他在中国文学史、思想史、政治史上的地位和意义都是无可比拟的，因此对于孔子的学术观点、政治观念和人生轨迹的研究是历代学者、专家津津乐道的内容。其所阐发的深邃通达，旷古博今的人生哲理数不胜数。本文从孔子一生的仕途轨迹简要分析孔子所持的仕途经济观。

关键词：孔子;仕途经济;奴隶社会;个人价值;社会思潮

1 个人命运与社会格局的紧密联系

“仕途经济”一词出自《宋史·王安石传论》，指的是在封建社会中，通过一番奋斗取得功名，获得官职，得到较高的社会地位，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进而使其家人、亲属以及朋友也跟着沾光，获得利益。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是历代儒家学者、文人雅士默认的一条至理名言，其背后蕴含着儒家思想的历史深厚性与绵长性。这样一种把仕途与兼济苍生的重大使命有机结合的社会观念，很好地体现了孔子学派的一种对于人生与社会必须发生时代性、历史性联系的重要论断，对于后世千百年来不断涌现出来的具有“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众闵情怀的士大夫阶层有重要的引导作用。

孔子思想生命力之所以能源远流长，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具有一种很强的阶级兼容性与很高的文化适配度，无论是奴隶制文明、封建制文明，还是资产制文明。尽管意识形态在不断更迭，社会基础日益呈现出交叉融合、错综复杂的趋势，阶级矛盾所演化出的崭新的时代信息化特征，它的理论活力正是通过对不同时代、不同阶级、不同领域的共同社会心理进行一种概括性的抽象总结。这种概括没有把个人的命运、生存状态与社会格局完全割裂开来，而是在社会道德准则引起广泛共鸣的意识层面上进行一种号召和鼓舞，往往就会产生极强的社会效益。从这个方面来看，人们不得不佩服孔子思想的博大精深，他对于人性的揣测和把握是真正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是文化分化整合过程中始终具有强大收敛力的真实见证。因此，我们看待孔子的思想时，就是在叩问自己对于一种行为的道德层面的审视维度与深度，它流露出了我们对于自我在社会中的定位和思辨，进而对改变社会现状和推动意识形态不断进化发展产生重要的正向作用。

2 阶级的局限与思潮的活跃

孔子出身于当时一个没落的奴隶主家庭，由于自身的阶级局限性影响，他的政治主张必然是倾向于奴隶主政治制度的复兴与重建，但是这种逆时代化的行动必然是前途渺茫的，不过当时的孔子是无法意识到这一点的。每一个伟人的政治理想都是矢志不渝追求实践，至于成败与否则不是我们评价其地位的唯一参考要素，立足于时代与阶级条件来评价他的作为，才能得出一个中肯的结论。

在奴隶制末期，学术思想的发展进入了一个高度活跃的特殊时期，众多学术流派争相表达自己的见解，进而扩大自己的实力以服务于个人的政治理想。学术的发展本来是一个自然自觉的过程，其生存的基础更多是自然现象的理性表达，以及思维体系逻辑化的一个漫长过程。而政治则是权力的分配在发展到一定阶段，个体权力意识不断分化，逐渐由原始的平均分配、轮流坐庄的萌芽阶段演化为以能力和规则为核心的体系化意识形态。权力的分配与巩固要求它在思维存在方面有对学术的依赖和垄断性诉求，因而，学术思想不约而同地走向了一个服务于政治，以政治为主导的生存模式。孔子时代的各种思潮，在本质上就是不同权力主体的博弈和论战，每一种学术的兴起就意味着社会上一个群体的势力在不断壮大，即便它没有发展成一个成熟有力的政治实体，作为一种工具来实践其主张的有效性。不管最终的权力是否被统治阶层所掌握，学术的逻辑性贡献依然会被保留下来，以一种新的形式来为当时的政治稳态服务，只是其本质会被替换成统治者所需要的那个模式，就是所谓的被和平转化。

孔子很大程度上也是以希望君主采取自身观点为出发点的，只是在那个以扩张侵略为主要趋势的时代，主张人道、仁义、美德等过于形而上的目标难以形成一种快速有效的制度扩张力，甚至会浪费军事和政治資源，这一切都不是统治者愿意看到的。因此，孔子一生的仕途是极为不顺的。他曾周游列国，鞠躬尽瘁地宣讲他的学说，却总是被冷嘲热讽、排斥抵制，这作为中国古代史上一个并不罕见的现象，是引人深思的。

3 孔子入仕理念的局限性及参考价值

孔子的入仕理念，基于奴隶主民主政治的大同思维，他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下的纯粹官僚体制是存在冲突。这种施政方针缺乏强有力的执行与保障措施，更多依赖感化、教化等主观性的措施来约束行为，在制度层面上的地位比较原始，无法与本民族的文化背景形成一种稳定而协调的关联性，因此难以最终形成集中有力的国家政治构架，必然被淘汰。

但是最具有参考与借鉴价值的，是孔子这种制度模式的初衷，他从政的目的带有极强的社会性。这种权力的运行更多依赖于广大群众的参与和自觉配合，他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调动社会积极力量的参与，为和谐社会的建立作出贡献。同时也能让不同阶级之间矛盾的不可调和性在一种主流趋势下得以转化成为非对抗性矛盾，即使无法完全解决，也是一种相对性运动与整体性静止相统一的模式，从长远来看，是一个现代社会法制规范必不可少的一环。孔子充分发挥了道德感召的巨大潜力，但是道德感召力量在他仕途观上的显性，导致了孔子的思想与其他意识形态的具体格局相比，物质识别度较弱。

同时，孔子的入仕观念在与同时代文化格局的适配程度上有微妙的偏差。孔子作为一个奴隶主政治家，在他学术主张所构造出的框架下，社会应该是一种程序化的发展，人性与意识等超越阶级而存在的东西，在这种框架下形成了一种带有明显等级差别的平等，政治所倡导的仁也是相对范围内的道德仁义，人们只能靠着已有的常识性理解去猜测接受，缺乏一种即视化的实质接触，它的市场就难以打开。同时，这种权力运作意识极弱的仕途观，在竞争态势愈演愈烈、弱肉强食的军事化体制社会中很难有生存的土壤。当时需要的是一种强有力的决策机制，体制化、系统化的行政方案，或许这在某种程度上脱离了人民群众，但是无法满足权力分配者的需求却注定了它难以生存。春秋末期的整体文化倾向于激进、变革，是一种不断改变、不断突破的状态，并且这种变革意识不断向上集中，权力分配不断分层，逐渐形成区域性的相对高峰，最终演化为冲突与战争。这种状况下的文化框架必须是一个相对独立、分化严密而内核强硬的形式，它对外会呈现出极强的排外趋势，对于广大群众会呈现出概念与意志上的高度统一。这是一个在理想状态下可以一蹴而就的过程，通过建立人格化视角与社会化视角的交集，最终实现文化适配职能的有效运行，以服务于政体。

不过，孔子的这种仕途经济观念，在维护儒家正统的前提下，与政治所要求的统一意志保持了适当的距离，可以让这种开放豁达的制度疏离感在一定范围内转化为学术方面的强大动力。学术思想的充分自由也为后世代代相承的儒学政治体制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从这个方面来说，孔子的仕途观念经历了短暂的滞留压抑之后，它的原生内核就会被积蓄得空前厚重，这也就不奇怪这种喻形于无体、化物于无声的软实力能够纵横中国几千年而毫不衰减，即使遭受过阶段性的打击依然能够重新迸发出活力的原因了。

4 结语

研究孔子的仕途经济观念，呈现在我们眼前的不仅仅是一个满怀政治理想的苦行僧在一个支离破碎、颠沛流离的时代无处栖身的悲惨事迹，更应该透过这层黯淡的面纱去审视一种文明的艰难成长和壮大。其实苦难只是一种表象，文化外衣下，孔子所寄托的那种渴望与天下搭建心灵桥梁，让权力的分配与运行变成一种社会稳定的自然法则的宏伟政治抱负，才是真正值得肯定的方面。儒家的思想本质就是一个“仁”字，体现着孔子在那个时代朴素的人文主义思想和平等思想。这在任何一个发达成熟的政体中都是极为关键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为决策、执行与完善三者之间彼此联系、形成一个系统提供了道德层面的基础，为制度有效性的延续和生产力的进步都提供了具体有力的支持。孔子的仕途不同于一般政客的常规运行权力，完善社会分配与裁决公正;它更侧重于意识流上的启发引导，以一种隐晦而不失力量的方式阐述了为政以德的正确注解与运行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