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约四川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的因素及对策研究

罗华伟，姜雅勤，毛丽莉

（1.四川农业大学管理学院，成都 611130；2.广元市昭化区审计局，四川 昭化 628021）

2019年中央1 号文件再次聚焦农民财产性收入，提出“总结推广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经验”，说明中央已经将财产性收入作为农民可持续增收的新的增长点。其背景是在新经济常态下，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性收入等传统主要收入来源表现出增长缓慢、提升空间有限的态势，而农民收入中占比微乎其微的财产性收入，却呈现出快速增长、对总收入贡献率不断增强的趋势，成为农民增收的新亮点。特别是随着我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持续深化，农民将获得更多的财产权，农民财产性收入的重要性将日益凸显。

四川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人口大省、农业大省，区域经济发展极不平衡，既有2018年城市GDP 排名全国第8 的成都市，也有集中连片特困区的藏区、乌蒙山区、 秦巴山区，更有经济发展一般的其他地区。在这样一个类型多样、区域差异巨大的省域增加农民收入的任务十分艰巨，尤其是经济发展落后地区增加农村居民收入的压力特别巨大。越是经济不发达地区一般越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传统做法是将资源变商品获得微薄的初级产品收入，无助于该区域农民持续稳定的收入增长。按中央新的思路是“资源变资产，农民变股东”，通过农村产权改革使农民获得更多财产权，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因此，探究制约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的因素、释放财产性收入增长活力对深化四川农村改革、 振兴四川乡村经济，特别是振兴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贫困地区农村经济具有重大实践意义。

已有研究主要探讨制度、市场、资源禀赋、个人禀赋等因素对财产性收入的影响[1]，制度包括社保制度[2]、金融制度[3]、土地产权制度[4]和土地流转制度[5]，市场包括金融市场和产权交易市场，资源禀赋包括财产存量与流量[6]，个人禀赋主要指居民自身素质[7]。这些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也存在三方面的不足：一是未考虑财产的质量因素，二是各因素分散未形成一个完整的因素集，三是缺乏全因素实证检验。本研究首次纳入财产质量因素，以财产为基点分解出一个完整的影响因素集，通过调查收集、补充资料进行实证研究，从数理关系视角分析影响因素，并据此提出对策建议，对进一步提高四川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水平有重要参考意义。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学术界对财产性收入的影响因素有各种不同的观点，但无论哪种观点都离不开“财产性收入”的基础——财产。经济学和法学都同时强调财产作为一种权利的含义，认为财产能够产生收入有两个前提：一是必须有财产，二是可以出让财产的使用权以取得收入。因此，财产的数量、质量和流转是影响财产性收入的三大基本因素。

1.1 财产数量与财产性收入

财产性收入是一种衍生财富，其前提是“有资可投，有财可理”，在同一时间、同一投资环境下，投资回报率大致相同，投资的财产越多，所得的回报越多，这是符合经济运行规律的一种合理的正常经济现象。即拥有财产的数量与获得财产性收入的数量正相关。

财产性收入的形成来自于财产，而财产的形成和积累来自于收入的结余。因此，财产的数量又分为存量和流量：存量是“池”，流量是“源”。度量财产流量的指标本应该用收入指标，但如果直接选用收入指标存在两个问题：第一，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都是收入，必然产生自相关问题；第二，收入的高低并不意味着结存的财产量的多少，收入转化为财产存量的比例取决于家庭的储蓄水平。因此，本文选用“家庭储蓄水平”反映财产的流量水平。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a：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与拥有的财产存量正相关。

假设1b：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与家庭储蓄水平正相关。

1.2 财产质量与财产性收入

在农村居民的财产构成中，自然资源财产和农村房屋是主体，特别是自然资源财产是农村居民唯一比城镇居民具有比较优势的财产，是农村居民最大的财富。但现实中无论是自然资源财产或是农村房屋都未能给农村居民带来多少财产性收入，究其原因是区位因素使然。研究表明，目前我国农村居民中获得财产性收入较多的主要是城中村、 城郊村和经济发达村的农村居民，这些地方的共同特征是基础设施条件较好，具有区位优势。而那些远离城市、缺乏旅游资源、 区位条件一般的农村地区的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几乎只有银行存款利息。

本文将区位因素作为度量农村不动产质量的指标，而不动产的区位优势与其交通便利程度高度正相关。因此，本文以不动产所在地交通便利程度作为度量农村不动产质量的指标，并以不动产所在地距离区域中心或交通便利地的最短距离进行量化。该距离越短，不动产流转的可能性越大、流转价格越高，不动产的质量就越高。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与不动产所在地距离区域中心或交通便利地的最短距离负相关。

1.3 财产流转与财产性收入

财产的理论价值要转变为现实价值必须经过流转，财产使用权的流转比所有权的交易更为复杂，需要综合考虑能否流转、 流转难易度和流转价格几方面的因素。

能否流转反映一种客观状态，虽然政策鼓励土地等自然资源流转，但实践中仍然存在不少地方没有流转起来，没有流转自然不会有财产性收入。流转价格与财产性收入正相关，但流转价格过高会导致流转不顺畅，致使真正流转的财产数量变少，反而影响财产性收入的获取，因此流转价格对财产性收入是一个双面刃。

流转难易度比能否流转和流转价格更难以度量，受到居民主观意识和外部环境双重影响。居民主观意识与财产拥有者受教育程度和家庭财产水平有关：受教育程度越高获得工资性收入越高，承担财产流转风险的能力越强，越清楚只有承担流转风险才能获得财产性收入，因此，受教育程度越高越愿意流转财产；家庭财产越多财产性收入的重要性越显著，承受流转风险的能力越大，财产越少的家庭（如贫困家庭）会因风险收益法则趋向于不流转财产。外部环境主要受经济发展水平、农业发展水平、市场化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对农村资源的需求越旺盛，农村居民财产流转越容易；农业发展水平越高，流转土地等自然资源的吸引力就越大，流转越容易；市场化水平越高，流转就越通畅，流转越容易。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a：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与农村居民财产能否流转正相关。

假设3b：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与农村居民财产流转价格呈不确定关系。

假设3c：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与农村居民流转意愿正相关。

假设3d：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与外部环境决定的流转容易程度正相关。

2 研究设计

为验证以上假设，本文进行如下的研究设计：

2.1 变量的选择

2.1.1 被解释变量——人均财产性收入

本文以国家统计局口径汇总财产性收入，为了剔除人口数量的干扰，选择“人均财产性收入”作为被解释变量。

2.1.2 解释变量——影响财产性收入的因素

2.1.2.1 财产数量

财产的流量用“家庭储蓄水平”反映，财产的存量则根据财产的种类进行细化度量。

我国农村居民财产存量主要包括金融财产、普通不动产和自然资源不动产。在金融财产部分，我国农村居民很少拥有银行存款外的有价证券，故本文选择“人均存款额”度量农村居民的金融财产存量。普通不动产包括房屋、汽车等交通工具、生产用固定资产，我国农村居民一般没有无形财产，且汽车等交通工具一般用于生活，若用于运输等取得的收入纳入了家庭经营收入。因此，本文用“人均住房面积”和“人均机械总动力” 度量农村居民普通不动产的存量，同时选择“是否拥有城镇房产”和“是否拥有集体资产”两个虚拟变量作为辅助观察指标。自然资源不动产是农村居民所特有，在农村居民拥有的财产中具有特殊的意义、 特殊的性质，本研究将其单独反映。自然资源不动产主要包括耕地、宅基地、林地等物权利益，用“人均耕地面积”、“人均宅基地面积”和“人均林地面积”反映自然资源财产的存量。

2.1.2.2 财产质量

本文主要度量农村房屋、自然资源财产的质量，这些财产的新旧程度不是影响质量的关键，其地理位置才是影响其质量的关键因素。故用财产所处位置到区域中心或交通便利地两者中最短的公里数作为质量指标，区域中心指县城，交通便利地指高速公路出口、省级公路或二级公路。

2.1.2.3 财产流转

能否流转选用土地和宅基地两类财产的流转现状，用虚拟变量度量。流转价格使用土地流转价格，鉴于价格数据不精确且分布区间较散，采用分段赋值方式量化。受教育程度采用由低到高分类赋值；家庭财产水平主要考察贫困户与非贫困户的差异，使用虚拟变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使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农业发展水平用人均农林牧业产值表示；市场化水平用财政农业支出替代，政府资助越大市场化水平越低。

变量类型、名称、单位等信息见表1。

2.2 数据来源

鉴于目前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的相关数据并不健全，本研究采取了统计数据与调查数据相结合的办法获取相关数据。有统计数据则以统计数据为主、调查数据为辅，没有统计数据则依靠调查数据。

表1 变量汇总表Table 1 Summary table of variables

2.2.1 统计数据

2013年是我国农村居民收入统计的改革年，统计部门采用城乡一体化住户收支与生活状况调查，农村居民按可支配收入统计（2013年前使用纯收入统计）。为了使数据更有可比性，本文选取城乡一体化调查后的统计数据进行分析。由于缺少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和凉山彝族自治州的统计数据，因此以四川省其他 19 个市（州）2013—2017年共 5年的统计数据为样本数据。所有数据均来自《四川统计年鉴》以及四川省各市（州）2014—2018年统计年鉴。为克服异方差和自相关现象，对人均财产性收入、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人均可支配收入等水平变量进行自然对数处理。

2.2.2 调查数据

四川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人口大省、农业大省，区域经济发展极不平衡，既有2018年城市GDP 排名全国第8 的成都市，也有集中连片特困区的藏区、乌蒙山区、 秦巴山区，更有经济发展一般的其他地区。研究这样一个类型多样、区域差异巨大的省域农民财产性收入问题，需要分类调查数据。本文首先将四川区域划分为较发达地区、一般地区和贫困地区，成都市定为较发达地区，藏区、乌蒙山区和秦巴山区定为贫困地区，其余地区统归为一般地区，分别选择了成都市温江区、德阳市罗江区、广元市苍溪县为样本点。对不同地区不同经济状况，距离县城或交通便利地距离不同的地区进行随机采样，具有较好的代表性；对农户进行随机抽取并完成现场问卷调查，获得相关数据。

调查问卷分为5 部分，第一部分调查各个农户的基本情况，例如家庭成员、文化程度、2016年家庭总收入、家庭财产性收入情况等问题。第二部分调查农户家庭财产情况，包括总耕地面积、总林地面积、家庭宅基地面积、是否有城市住房、家庭房屋使用情况、家庭储蓄额占总收入的比重等；第三部分为家庭财产性收入情况，包括土地流转方式、土地流转价格、购买投资理财情况、家庭金融投资情况等；第四部分其他情况，包含所在地是否有村集体经济收入、当地是否有农村产权交易所、是否对农地产权制度了解等情况；第五部分为了增加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希望得到哪些政策支持。本次共下发350份问卷，最终回收350 份问卷，得到有效问卷316份。

2.3 模型的设定

2.3.1 验证假设1a 和假设3d 的模型

假设1a 和假设3d 需要考虑时滞效应，被解释变量相对于各解释变量选取滞后一期的数据。由于调查数据是时点数据，不能满足该条件，只能选用具有时间连续性的统计数据，依据数据特征建立回归模型如下：

模型中，C 为截距项，表示以面板数据回归的系数估计值，n 为样本编号，t 为时期，ε 为误差项。PI—人均财产性收入，PS—人均存款额，PA—人均耕地面积，PCH—人均住房面积，PM—人均机械总动力，GDP—人均地区生产总值，PFA—人均农林牧业产值，FAC—财政农业支出。

2.3.2 验证假设1b、假设2、假设3a、假设3b 和假设3c 的模型

统计数据没有提供验证上述假设所需的数据，本文采用调查数据，建立的回归模型如下：

其中，PI 为农村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P 为主变量，D 为虚拟变量，α、β 为变量的待估系数，ε 为随机干扰项。

3 基于统计数据的实证分析

3.1 描述性统计分析

3.1.1 四川省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在农村居民收入中的地位分析

表2表明，四川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无论是绝对数或是占比都很低，但总体呈现稳定快速增长趋势。而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这两大传统主力收入出现持续占比下降，转移性收入取决于政策和政府财力。从表2还可以观察到两个问题：一是四川省农村经济极不发达，农村居民收入主要依靠外源性输入（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占比在55%～58%之间）；二是四川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风险大，经营性收入增长乏力、占比逐年萎缩，过高的外源性收入必然带来过高的输入性风险。

表2 2013—2017年四川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及构成Table 2 The per capita income and composition of rural residents in Sichuan province from 2013 to 2017

3.1.2 四川省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的来源分析

表3数据表明，四川省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的三大来源为转让承包土地经营权租金、 存款利息和出租房屋，5年均值的占比分别为36.46%、28.53%和17.93%，三项合计占到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的82.92%。反映出：资源性财产是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的主要来源，农村资源变资本的潜力巨大；利息收入过高说明农村居民缺乏有效的投资手段、 农村缺乏吸引资金的好投资项目、农村居民后顾之忧严重；随着“三项改革”的深入推进，盘活农村居民房产的空间很大。

3.1.3 四川城乡居民之间财产性收入比较分析

通过表4的数据发现，四川省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是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的9.49 倍，绝对数差距是1 949.05 元。农村居民最大的财产是资源性财产，城镇居民最大的财产是房地产。

表3 2013—2017年四川省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来源结构Table 3 Source structure of rural residents′property income in Sichuan province from 2013 to 2017元

表4 2013—2017年四川省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来源比较表Table 4 Comparison table of sources of property income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in Sichuan province from 2013 to 2017

3.1.4 四川省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地区差距分析

图1显示，四川地区财产性收入存在“一股独大”情况，成都市高居首位，与地区经济总量高度契合。提高四川省经济较落后地区的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具有很大空间。

3.1.5 四川省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与经济发达地区比较分析

图2显示，全国财产性收入较高的是北京、天津、上海以及浙江等经济较发达地区，北京财产性收入占可支配收入比重为6.05%，人均财产性收入达1 350.1 元，是四川的5 倍。提高四川省整体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具有很大空间。

图1 2016年四川省各市（州）人均财产性收入与可支配收入情况Figure 1 Per capita property income and disposable income in Sichuan province in 2016

图2 2016年全国31 省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比较Figure 2 Comparison of rural residents′property income in 31 provinces in 2016

3.2 实证分析

3.2.1 Huasman 检验

通常利用Hausman 统计量检验应该建立个体随机效应回归模型还是个体固定效应回归模型。

H0：个体效应与回归变量无关（个体随机效应回顾模型）；H1：个体效应与回归变量相关（个体固定效应回顾模型）。假设成立时选用随机效应模型，假设不成立则选用固定效应模型。通过eviews 6.0 分析得到如下结果：

由表5检验输出结果可以看出，Hausman 统计量的值是23.39，相对应的概率是0.001 5，即拒绝原假设，应该建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

表5 Huasman 检验结果Table 5 Huasman test results

3.2.2 回归结果分析

根据eviews 6.0 对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得到结果见表6：

由表6的回归结果显示，整个回归结果的显著性水平是非常高的，R2=0.99，P 值为0，说明本文选取的模型通过检验，模型的拟合效果较好。本文Durbin-Watson 值为 2.79，Durbin-Watson 的合理取值范围在 0 到 4 之间，Durbin-Watson 统计量接近 2时无自相关性，表示本文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并不存在一阶序列相关。

具体回归结果如下：

①假设1a 成立，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与拥有的财产存量正相关，但不同类型的财产存量对四川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的作用不同。

人均机械总动力、人均存款额、人均耕地面积与财产性收入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正相关，回归系数分别是0.81、0.11、0.09；人均住房面积与财产性收入正相关，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②假设3d 成立，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与外部环境决定的流转容易程度正相关，但相关性不显著。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人均农林牧业产值与财产性收入正相关，财政农业支出与财产性收入负相关，但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表6 回归结果Table 6 Regression results

4 基于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4.1.1 财产性收入来源分析

表7汇总的调查问卷显示，四川省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主要来源于土地转出收入，比例达到93.41%，其次是房屋租金收入，比例达到3.4%，利息收入占比为1.79%，基本上没有债券股票收入。

4.1.2 不同地区财产性收入分析

表8数据说明，不同地貌特征的财产性收入差距较大，地处平原的温江区人均财产性收入是地处丘陵区的罗江区的2.47 倍、 是地处秦巴山区的旺苍县的13.6 倍。

表7 财产性收入来源情况Table 7 Sources of property income

表8 不同地区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情况Table 8 Property income of rural residents in different areas

4.1.3 农户投资理财情况分析

在被调查者中84%的农户常用的投资理财方式是定期或活期储蓄，所有被调查者没购买过除储蓄外理财产品原因在于对理财产品不了解，也未接受过金融理财方面的相关培训。

4.2 实证结果与分析

为了消除异方差的影响，对人均财产性收入进行自然对数处理。通过SPSS 得到表9回归结果。

表9中，回归1 为所有主变量的回归结果，回归2 至回归6 为分别加入不同的虚拟变量之后的回归结果。由结果显示回归1 至回归6 均通过了F 检验。具体回归结果如下：

①假设1b 成立，家庭储蓄水平对财产性收入呈显著正相关，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其对应的系数为0.798。

②假设2 成立，离区域中心距离与财产性收入显著负相关。意味着距离区域中心距离越近，人均财产性收入越高。

③假设3a 成立，土地是否流转、宅基地是否有流转对财产性收入呈显著正相关，且土地是否流转在1%的水平上显著。宅基地是否流转、土地流转是否流转对应的系数依次为1.096、0.979。

④假设3b 显示土地流转价格对财产性收入呈显著正相关，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其对应的系数为0.227。

⑤假设3c 成立，户主学历与财产性收入正相关，是否为贫困户与财产性收入负相关，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⑥通过调查数据进一步对假设1a 进行验证，再次论证了不同类型的财产存量对四川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的作用不同。人均耕地面积被再次证明与财产性收入正相关；补充的人均宅基地面积存量指标与财产性收入正相关；虚拟变量是否有村集体经济收入与财产性收入负相关，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虚拟变量是否有城市住房与财产性收入正相关；人均林地面积与财产性收入显著负相关，与研究假设相反。

5 制约四川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的因素分析

5.1 财产数量总体上对财产性收入有正向影响，但不同类型财产存量表现不同的作用

5.1.1 农村居民金融财产虽然正向影响财产性收入，但基本以存款利息形式获得财产性收入

2013—2017年，四川省农村居民人均存款利息65.47 元，远高于同期城镇居民人均39.31 元存款利息水平，这并不是说农村居民比城镇居民更有钱，恰恰暴露出农村金融相关的理财产品缺乏和农民理财知识的缺乏，农村居民找不到更合适的投资渠道，只能存入银行，同时由于农村社保制度的不健全，农村居民后顾之忧严重，只能存款防不测。如果按人民银行规定的3年期定期存款利息2.75%（农村居民很难享受20 万起点的大额存款加息）计算，农村居民人均存款为2 380.73 元，四川省农村居民5 997.1 万人，总存款达到1 427.75 亿元。如此巨额的资金在“吃利息”，不能不说四川农村居民的资金利用层次很低。家庭储蓄率越高，收入转变为存量财产越多，却表现出其存量的低效化利用，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表9 回归结果Table 9 Regression results

5.1.2 普通不动产对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的作用有限

普通不动产主要由农村房屋、机械、城市住房和集体资产四部分构成。农村人均住房面积有数量限制，除农村居民自住和生产用房外，用于出租的数量很有限，且受其地理位置限制，那些远离城市、缺乏旅游资源、 区位条件一般的农村地区的农村房屋很难为其拥有者带来财产性收入。机械水平与财产性收入显著正相关的原因是农村人均耕地少，不可能都去购置农业机械，于是形成了机械租赁市场，少数购置农业机械的农户因此获得了较多的财产性收入，但当多数农户都购置农业机械后财产性收入反而会下降。城市住房与财产性收入的正相关关系不显著，是因为大部分拥有城市住房的农村居民其购房是用来住的，并未用于出租或投资。集体资产对农户财产性收入的影响为负，主要原因是在农村资产总量一定的情况下，村集体资产与农户资产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若过多的村集体资产由于存在主体缺失等制度原因而致使其经济利益低下时，反而会因为削弱农户资产而导致农户的财产性收入下降。

5.1.3 自然资源不动产的数量虽然与财产性收入正相关，但却无法通过增加自然资源数量来增加财产性收入，且质量严重受制于地理位置影响

人均耕地面积、人均宅基地面积、人均林地面积不会显著增加，除非有大量农民自愿放弃相应的权利，而目前的政策会强化农民对相应权利的追求。本研究中得出的人均林地面积与财产性收入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实则是因为人均林地面积多的地区都是山区，属于生态脆弱地区，林地对农民而言仅仅是法律上的权利，不能转换为经济上的权利；而山区往往财产性收入很低，从数字特征就表现为负相关。

5.2 财产质量是影响农村不动产财产性收入的关键因素

本研究已经证明不动产所在地与中心区域距离越近不动产带来的财产性收入越高，同时通过调查也发现，农村不动产能否流转以及流转价格与地理位置高度正相关。

5.3 财产流转难易程度对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影响不显著

户主学历与农户财产性收入正相关关系不显著，说明农村要么无财可理，要么财产性收入太单一，并不需要多高的知识。贫困户与财产性收入关系负相关，一则贫困户获得转移性收入较多，挤压了财产性收入，二则贫困户财产极少，获得的财产性收入几乎为零。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仅决定着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水平，而且决定着对自然资源需求的强度，但研究结论表现为对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影响不显著，可能存在着即使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很高，但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力度不大的情况。人均农林牧业产值与财产性收入正相关但不显著，说明大农业尚缺乏吸引力，农业资源流转存在现实难度。财政农业支出与财产性收入负相关但不显著，一方面说明市场化水平对财产性收入有一定的正向效果，另一方面因为财政对农村的社会保障支出和财政补贴属于转移性支出范畴，对农民而言就是转移性收入，对农民财产性收入存在挤出效应，且一部分财政支出则形成农村集体资产，其利用状况堪忧。

6 提高四川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的政策建议

根据以上的研究结论及影响因素分析，提出以下提高四川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建议：

6.1 培育农村自然资源优势项目，引导农村居民资金变股金

乡村振兴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而农村居民却将大量的资金放入银行“食利”，这本身就是一种讽刺。如何引导农村居民将这些资金投入到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乡村振兴这个大事业中去，是当前急需解决的现实问题。农村居民不愿将资金变为股金，一是风险高，二是投资收益低。这就需要从降低项目投资风险和增加项目投资收益两个方面去努力，城镇实体经济农村居民并不熟悉，且目前风险较大收益较低，对城镇居民尚且缺乏吸引力，更何况远离它的农村居民。因此，吸引农村居民资金变股金的项目应该在农村寻找，结合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乡村振兴寻找项目，特别是那些具有区域比较优势的地区特色种养业、特色乡村旅游业、农业生产服务业、农村生活服务业等，工商资本不一定适合进入。而这些项目地点在农村，与农村居民天然联系紧密，既便于农村居民随时关注其风险，也使农村居民有合理的收益预期。

6.2 改变农村自然资源地理劣势，提高农村不动产质量

地理位置的优劣势与基础设施条件紧密相关，便利的基础设施条件会使农村不动产由劣质资产变为优质资产。结合乡村振兴战略合理规划布局农村交通、通讯、能源供应、环境卫生等基础设施，农村不动产的质量将得到大幅提升，将会使农村资源为农村居民带来更多的财产性收入。

6.3 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使更多农民成为股东

农村集体所有的资源性资产、经营性资产、非经营性资产全面股份化，股权落实到户；农村征地、农村宅基地、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等制度改革要把更多的利益留在农村、留给农村居民，能一定程度上改善农村居民财产禀赋不利的地位；三权分置改革的持续深化有利于农村自然资源资产流转，也有利于农村人口向城镇流转，从而增加农村居民人均资源拥有量；充分利用财政资金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强化集体资产管理，增加农村居民集体财产份额和集体红利收入；落实农村集体产权的融资权，赋予农村集体产权更多的经济权能。

6.4 开展农村自然资源价值评估，实现自然资源变资产

在我国国民经济工业化的过程中，农村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商品性产品通过价格剪刀差将利益流向了城镇、流向了工业，承担生态等非商品性功能的资源更是缺乏合理的价值评估，农村居民得不到合理的生态补偿。而现在有条件进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援农村，就必须公允评价农村产权的经济价值，为公平交易奠定基础，为国家货币换生态确定合理的生态补偿价格。

6.5 加大对农村居民的智力投资，形成收入良性循环

财产性收入具有马太效应，中低收入者会陷入恶性循环：收入少导致人力资本投资不足，人力资本投资不足导致劳动者素质低，劳动者素质低致使收入少、财富积累少、财产性收入少。在这条恶性循环链中，政府最佳做法是增加农村居民的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农村居民素质以适应报酬高的工作，逐渐积累财富以增加财产性收入。另一方面，农民素质提高了，其投资理财观念、意识、信息、技能都会得到极大改善，从而提高其获取财产性收入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