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孙频小说中女性生命形态

2019-07-25 00:00孙一凡
名作欣赏·评论版 2019年4期

孙一凡

摘要:作者孙频将农村底层女性放置在中国旧社会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时代巨变中,通过她们各自不同的生命形态演绎在自我解放道路上由顺从到抗争、从迷茫到突破的伟大转变,这些女性用她们卑微弱小的生命书写强大的内心。作者从她们日常生活经验中挖掘从传统女性价值观到女性意识觉醒的蜕变过程,从而深刻展现出中国当代女性觉醒的发展历程。

关键词:女性日常生活 传统价值观 自我觉醒

小说《绣楼中的女人》是女性作家孙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不同于作者其他中短篇小说,在这本书中作者以贺红雨为主线,历史主题为背景展开叙述,向读者呈现近代以来山西农村女性的日常生活图景,讲述了四代女人的生命轨迹,共同谱写出一部中国近代女性自我觉醒的抗争史。作者在创作上通过融人中国近代农村社会生活变化及思想文化发展,反映出农村女性在传统价值观和现代女性意识二者之问的转变。从人物内心活动和现实生活之问的矛盾冲突中,表现女性自我解放道路上的冈守与抗争,作家孙频从个体女性生命形态、家族女性甚至中国女性命运发展变化中深刻思考女性群体的生存状态,反映了作者强烈的女性主义思想。正如孙频自己认为的:“当有东西在内心撕裂你的时候,才更显复杂与真实。”①而在人物塑造上,作者采用当代女性作家惯用的日常生活叙述着手贴近女性真实生活,通过叙写朴实细微的日常生活和女性遭遇的生存困境,挖掘剖析人物精神状态,体现柔弱外表下坚韧的女性特质。从她们交织的悲欢人生中,表现出中国农村女性在突破和重建女性话语权和自我解放的道路上所做出的努力。

一、传统女性的精神枷锁

老姨太太——一个在故事中连名字都没留下的女人。作为传统伦理观的典型维护者,以她为代表的这一群来自旧时代的中罔农村女性群体,她们的生命充满屈辱与无奈。贫穷是决定她们婚嫁最直接的因素,老姨太太年轻时因为家里穷,不得不嫁给贺家为妾,同样儿媳兰英也是为了给家庭减负嫁给外貌和心理畸形的贺天声。但二人的婚姻悲剧又因生育有了明显的地位差别,兰英在嫁入贺家的第一年便母凭子贵坐稳了少奶奶的位置,而老姨太太因自己不能生养便对丈夫毕恭毕敬,害怕自己有一天被休弁,即使提升为正妻后,每日仍如履薄冰地活着,完全没有夫妻之问的平等人格。对待继子贺天声,老姨太太则是倾尽自己全力去宠爱,想让贺天声为自己养老送终。老姨太太还以传统的标准找儿媳妇,她只看重女子的身体:“老姨太太相中兰英就冲着这个结实的屁股,一看就是能生孩子的”。老姨太太的生命形态表现出传统女性的奴性意识。

传统女性在这种被动的生存环境中形成了畸形生存观:一方面生育观成为女性日常生活中无形的枷锁,不仅是她们用以抬高自己在家中身份的砝码,也成为互相攻击对方的借口,甚至成为杀人的凶器。贺红雨在少女时就因遭受这种扭曲思想熏染,所以嫁到段家后为了证明自己比继母活得好而不停地生育,甚至不惜亲手溺死三女儿直至生出一个男孩。另一方面她们敌视压迫同类,贺红雨就是老姨太太在这种极端压抑中的发泄口:“因为贺红雨跟她一样是女人,她便要加倍地在别的女人这里取得补偿。老姨太太觉得自己一辈子受了这么多委屈,心惊胆战、如履薄冰地活在一个男人手指尖上,既然做女人这么难,再找个女人跟她一起受苦,多少也能分担点。这个家里,贺红雨就是现成的”。作者将男权社会施加在女性身上的精神枷锁清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并产生强烈的思想冲击。

在传统日常生活中,女性全部的任务就是传宗接代、相夫教子,她们从小受三從四德传统社会伦理观的教化将这种观念在女性中代代灌输。婚嫁对她们而言从来不是两情相悦的事情,更像是一种交易,一种传宗接代的仪式。在家贫时,她们是最早被家族抛弃变卖的产品;在家族需要延续时,她们又被看作生育的工具,她们不仅要考虑娘家的生计,还要默默无闻、任劳任怨地侍候丈夫全家。在几千年来以男性为统治格局的社会中,女性被束缚在家庭的框架中,从不参与社会活动也没有社会话语权,仅仅是男性的私有附庸品,正如戴锦华在书中所说:“两千年父与子的权力循环中,女性是有生命而无历史的。那里有妻子、有夫后、有妇人、有婢妾,而没有女性。”②南于一直依附于男性没有自主权,所以她们从来没有真正意义上自己的家,人生不过是从父亲的家移到丈夫的家,人生经验充满在被放弃和重新利用的卑微复杂体验中,飘无定所的凄凉感和恐惧感让女性不得不用生育去谋取在家庭社会中的一席之地,依靠有血缘的子嗣来获得安全感。

二、近代女性的破与守

贺红雨——整个家族最先的觉醒者,但又是传统女性观的继承者。她代表中罔女性自我解放道路中矛盾挣扎的一代,在小说中贺红雨生动展现出女性觉醒反抗的一面,她在贺家的日常生活中看到前途的黑暗,从心底厌恶老姨太太与贺天声的寄生行为,在被日本兵强暴失身的极端困境下她不逃避不退让,全面冷静地分析自我处境,坚定地迈出绣楼的小门,主动出击勇敢地把握自己的人生,冲破自古以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金科玉律,结束了传统女子盲婚哑嫁的婚娴悲剧,婚后更是努力经营婚姻掌握生活的主动权。这些都体现出女性在自我独立、反抗困境中的坚韧品质。但是贺红雨身上也集结了所有旧时代女性传统的价值观:“一个女人说到底是要用一个男人来成全自己的”,所以新婚之夜为了伪装成处女,她用铁钩划破自己下体;重男轻女的思想让她疯狂地生育,仇视二女儿甚至亲手溺死三女儿直至生下儿子;尽管痛恨鄙视老姨太太的行为,但面对现实生活却又沿着老姨太太的封建思想做事,总将段家男性的利益放在首位,以封建长者的姿态残忍对待女性。为了生计她狠心选择舍弃两个女儿,面对儿媳、孙媳甚至是王小花,她又有同老姨太太相通的灰暗心理:“贺红雨在王小花身上看到五十年前的自己,就是为了那个血淋淋的黄昏,它像一枚伤口一样嵌在她的身上,五十年里一直在她身上一处隐秘的地方暗暗地流着血,就是为了填满这种疼痛感。她不得不从别人身上寻找缺口,别人的缺口对她来说就是一种安慰。”

贺红雨盼望:“她们和她一样,她盼望所有的女性都和她一样有缺口有伤口,这样天下所有的女人就都解放了,就不需要再被这男权的牢笼禁闭,男人女人全部都平等了,没有一个男人可以再用这种尺度来束缚和丈量女人。”她既看清女性自我困境和社会给予的不公,因此从前辈女性悲剧命运中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让自己从三从四德的观念束缚中走出。但在日常生活中,她又无法跳出几千年来传统女性思想价值的沼泽,跟随世俗的眼光标准去要求其他女性,在这种根深蒂同的落后思想与自我女性意识觉醒的斗争中充满了矛盾与抗争。

三、新时代女性的自我重建

段采云——突破而迷茫的一代。在小说中采云是最具有反抗性的一代,少年的她便深刻体会到封建思想下重男轻女的苦楚,奶奶贺红雨既因为她是一个女孩而不喜欢她,又因为从她身上看到段惠青的影子而害怕面对她,采云从小就学会看人脸色如履薄冰地生活。从小在姑姑房问中看小说让她成为一个叛逆的文艺女青年,面对姑姑的人生悲剧,走出小山村的她不仅是在为自己而活,更是背负着家族所有女性的希望,勇敢走出传统女性不敢却又期望的那一步,她否定传统标准对女性的要求,颠覆男权社会下温柔贤淑的女子形象:抽烟、奇装异服、离经叛道,流连于众多男性身边,她在向所有世人表达女性不满的声音,向社会千百年来对女性的道德约束与不公待遇发出挑战,采云的做法是中国女性在女性意识上的进一步解放和对新时代女性发展道路的探索。采云虽然拼命地摆脱女性伦理道德的枷锁,但也陷入前途的迷茫中:她看到传统婚娴观对女性的不公,但是却没有找到根本的解决办法,只是追求单纯的性解放;她看到姑姑爱情的悲剧,所以勇敢追求自己的真爱向老师李柯南表达爱意,但这种不伦的爱情使她陷入道德愧疚中左有为难,最后以逃避的方式选择远赴美罔。而受过教育的新女性白玉,则将个人利益放在家庭婚娴之上,在她的思想中婚娴成为一种自我发展的工具,为了调到县城工作,她将自己嫁与傻子段逸鸥。婚娴成为女性社会生存的一种手段,传宗接代的思想教条更是无法掌控女性自我生活,传统女性价值观在白玉这一代彻底瓦解。

以采云和白玉为代表的新时代女性,她们急切地在日常生活中突破,重建自我生活状态。就如采云立志:“我一定要劈出一个我自己来,我一定要真正挖出一个女人来,我一定要搞明白女人究竟应该怎样活才叫活着。”新时代女性接受良好的教育并在社会中拥有独立的经济地位,所以她们不再满足于与男性平等的社会地位。面对长期生存条件下的困境与不公,她们开始审视自我生存状态,转变自我观念,进一步追求女性的自我满足感。我国当代女权运动的兴起与发展并不像西方国家一样去争夺政治话语权,中罔女性更多地表现是在日常生活领域中自我解放,她们绕过男性社会中权利的追逐,在日常生活中开拓更具魅力的女性个体生活经验。但是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时,对于传统道德价值观根深蒂同的女性而言,在传统思想和现实生活交织中,只靠女性日常生活经验批评、个人行动解放自我的女性们在重塑自我上面临着迷茫,现代女性在不断自我独立解放的同时因不被世俗接纳而惶恐妥协,就如贺红雨所说:“在城市中挣扎与蜕变,那一定是个鲜血淋淋的过程,残酷而凄艳”。在当代日常生活中所有女性都面临着这种尴尬的两难困境,但这看似一代代女性的悲剧中,却又让读者从每一代女性的努力中看到中罔女性自我觉醒的希望。

①金莹、孙频:《我渴望触及生活的本质》,《文学报》2016年9月8日。

②戴锦华、孟悦:《浮出历史地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4页。

参考文献:

[1]孫频.绣楼里的女人[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13.

[2] 荒林.日常生活价值重构——中国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思潮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3] 戴锦华,孟悦.浮出历史地表[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