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建筑修坏了,比不修更糟糕

2019-07-25 01:37十一贝子
视野 2019年14期
关键词:古迹壁画文物

十一贝子

戴皮帽的猴子

《戴荆冠的耶稣》壁画修复前后对比

今年4月15日巴黎圣母院燃起大火,令全世界深感痛惜。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第一时间宣布将对这座哥特式教堂进行重修,各国专家纷纷献计献策,引发了公众对于文物建筑修复问题的进一步关注。

由此联想到西班牙东北部有一个名叫博哈拉的小镇,镇上的桑图亚里奥·德·米塞里科迪亚教堂中保存着19世纪画家埃利加斯·加西亚·马丁内斯所绘的《戴荆冠的耶稣》壁画,笔法细腻传神,在美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因为当地气候潮湿,壁画出现斑驳脱落现象,文物部门四处筹集资金,并聘请专家前来修复,却发现这幅传世名画已经被改绘成一幅变形的卡通画,人物面容好像一只猿猴,原本耶稣头上树枝编织的荆冠变成包着耳朵的皮帽,仿佛穿越版《西游记》的插图。如此珍宝惨遭毁容,全镇一片哗然。

这个戏法不是孙悟空變的,而是一位81岁高龄的老妇塞希莉娅·希梅内斯好心所为。老太太看见壁画破损,着急上火,自掏腰包买了画笔和颜料,直接闯进教堂对原作大肆涂抹,完成了这幅令人啼笑皆非的“杰作”。此事轰动一时,居然为默默无闻的小镇吸引了大批游客,“戴皮帽的猴子”形象被印在各种纪念品上,十分畅销,也算对当地的经济发展有所贡献。但被破坏的壁画如何重新恢复,仍是文物专家所面临的棘手难题。

这个故事说明一个浅显的道理:文物建筑不是谁都可以修的。类似老太太这种行为,既是法盲,也是文盲,会对文化遗产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害。

辽宁绥中小河口长城修复前后对比

进入网络时代以来,文物建筑保护逐渐成为公众普遍关注的对象,特别是一些修复工程屡屡成为热议的焦点。前几年有一位在山西古寺中从事壁画修复工作的姑娘的微博迅速走红,却有人指责其修复方式是对古代壁画的破坏,不比西班牙老太太高明多少。有“最美野长城”之誉的辽宁绥中小河口长城修成抹平的山道,其照片被网友曝光后,引发激烈争论。又有媒体报道安徽凤阳明中都城墙维修工程存在“野蛮施工”现象,直接导致政府主管部门的介入。山西大同古城的重建工程更是一直处于舆论的漩涡之中。

毫无疑问,这种社会关注是巨大的进步,对于文化遗产保护有很好的监督和促进意义。

修还是不修,是个问题

古埃及、波斯帝国和古希腊、古罗马都曾经有意识地对一些古老的建筑物进行保护和维修,例如金字塔、神庙和宫殿,但往往是随意的自发举措,并未形成完整的体系,更多的古迹依然不断遭到破坏。在欧洲中世纪,包括罗马大竞技场在内的大量古典建筑成为采石场和原料基地,被挖得千疮百孔。

现代意义上的文物保护事业发端于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学者重新认识古典时期的灿烂文化,推崇文物建筑的艺术价值,罗马教皇颁布了古迹保护的法令,委任“画圣”拉斐尔为首位文物保护官。许多文物建筑得到修复,并逐渐成为一项专门的工作。18世纪以后考古学突飞猛进,越来越多的古建筑被发现,同时也出现了很多新的科技手段,进一步推动了文物建筑修复事业的发展。

文物建筑修复看上去很酷,其实是一项专业性极强的精细活,涉及勘察、研究、设计、施工、监督、管理以及后续维护等多个环节,包含木、石、土、砖、瓦、油彩等不同材料,需要建筑、结构、考古、美术等不同专业工作者的合作参与,复杂而艰苦。通常而言,修一座老房子所耗的人力、物力远远超过盖一座新房子,所需工期也长得多。

巴黎圣母院

就文物建筑的修复思想而言,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欧洲已经形成了三个主要的流派。

法国作为当时欧洲文化中心,提倡“风格派修复”,力图将文物建筑从残损状态恢复到鼎盛时期的原貌,追求纯洁而统一的风格。这种方式具有强烈的理想主义特点——很多古建筑历经不同时期的改建与修缮,实际上其初始面貌早已难以辨别,因此在实施过程中往往凭借修复者的主观想象来强求完美,武断地拆除旧物,添加新物,结果很可能会对古迹造成种种新的损伤。

1844—1864年,由建筑师维奥勒·勒·杜克主持的巴黎圣母院重修工程正是“风格派修复”的代表作,奠定了这座教堂的现存面貌,影响很大,但在当时即已受到较多的质疑。

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进入工业化社会的国家,一度热衷以类似“风格派”的方式来修复境内的哥特式教堂,但很快遇到更多的反对意见。以约翰·罗斯金和威廉·莫里斯为代表的理论家倡导“反修复运动”,认为历史建筑神圣不可侵犯,所谓“完美的修复”实际上是以虚假的手法来毁灭真正的文物。

罗斯金还提出,对古建筑只能小心维护保养,不能施加任何物质性的修缮和干预,宁可让它有一天寿终正寝,也不能以虚伪的替代品躯壳苟活于世。受此观念影响,很多英国学者推崇“废墟之美”,最大限度地尊重历史的真实,甚至赞美“诗意般的死亡”。

在很长时间里,法国的“风格派”和英国的“反修复派”各执一端,争论不休。一些学者开始思考二者的得失利弊,认为前者过于主观妄为,后者过于消极无为,文物建筑修复需要找到更合适的方式,于是以意大利为代表的“文献式修复”理论随之兴起。

文献式修复

意大利是古罗马文化的发源地,拥有全欧洲数量最多的古建筑,1861年正式建国后成为西方文化遗产保护的中心。这一学派借鉴语言文献学的理论,将古建筑视为记录历史信息的某种文献,是社会史、文化史的重要见证,其“原状”不仅包括最初建造时的状态,也包含后世添加的各种信息。

修复的目的是维持其物质性的存续以避免消亡,在修复之前需要先作认真的勘察和分析,在修复过程中不能片面追求“纯净而统一”的历史原貌,更不能凭想象去编造已经缺失的部分,而是尊重其一切实物原形,包括残损状态。这种理论认为可以采用新的材料和技术,但新添加的部分必须与旧物严格加以区分;同时尽量保护其原有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罗马古城中的很多历史建筑采用这种方式进行修复,无论万神庙那样的完整巨构还是卡拉卡拉浴场那样的残垣断壁都得到科学而有效的保护。

罗马卡拉卡拉大浴场

“文献式修复”是文物建筑修复理论新的里程碑,经过长期实践检验之后,逐渐成为当今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主流。

1964年5月第二届历史古迹建筑师及技师国际会议在意大利威尼斯召开,通过了《国际古迹保护与修复宪章》,此即著名的《威尼斯宪章》,共分6节16条,明确了历史古迹的定义,强调保护与修复古迹的宗旨是“把它们既作为历史见证,又作为艺术品予以保护”,其保护与修复“必须求助于对研究和保护考古遗迹有利的一切科学技术”,而修复过程是“一项高度专业性的工作,其目的旨在保存和展示古迹的美学和历史价值,并以尊重原始材料和确凿文献为依据。一旦出现臆测,必须立即予以停止。此外,即便如此,任何不可避免的添加都必须与该建筑的构成有所区别,并且必须有现代标记”。

应该说,《威尼斯宪章》实际上完整体现了意大利“文献式修复”理论的基本思想,至今仍被视为全世界范围内最重要的文化遗产保护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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