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_费孝通
本文是费孝通(1910—2005)先生晚年对自己学术生涯的反思。作为深受“五四”精神影响的一代,他一生致力于社会学人类学的中国化。在他看来,“学以致用”的传统不仅改变了他对社会科学“价值无涉论”的看法,并且逐步反省西方中心主义的危害。
晚年,针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他还首次提出了“文化自觉”。文化自觉,不仅要重视中西文化的异同,“讲清自己文化的来龙去脉”,还要有自知之明。
他的最终遗言:“中国正在走一条现代化的路,这不是学外国,而是要自己找出来……五四这一代知识分子的生命快过完了。我想通过我个人画的句号,把这代知识分子带进文化自觉的大题目里去。”
本文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拟。

费孝通(1910—2005):江苏吴江人,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
去年(1996)九月,一位来自英伦的友人提起我的同窗,英国的艾德蒙·里奇教授在人类学价值问题上与我的差异。我与里奇是马林诺夫斯基(1884—1942)的同门弟子,里奇坚持认为人类学是纯粹的智慧演习,我则觉得,人类学如果不从实际出发,没有真正参与到所研究的人民的生活中去,就难以获得应有价值。
在《人的研究在中国》(1993)讲稿中,我不仅向里奇作出理论回应,而且承认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对我的“应用研究”的影响,承认了儒家“学以致用”价值观,特别是明清以来的“经世之学”对我的潜移默化。
韦伯曾经用“value-free sociology” (与价值判定无涉的社会学)来形容社会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