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内城乾隆御制碑中的“俗”与“民”*

鞠 熙

一、皇帝是不是民众？

皇帝是不是民众？这是一个涉及到民俗学学科对象的重要问题。在现代民俗学创立之初，正是通过把“皇帝”和“贵族”等排除在“民”之外，民俗学才确定了自己的学科独立性。常惠认为“歌谣是民俗学中的主要分子，就是平民文学的极好的材料”，平民与贵族相对，所以研究和提倡歌谣，就意味着“那贵族的文学从此不攻而破了。[注]常惠：《我们为什么要研究歌谣》，《歌谣周刊》第3号，1922年12月31日。”在《民俗》周刊中，“民”的范围更加明确。1928年3月的“发刊词”中明确界定：所谓“民”，就是皇帝与圣贤之外的“广大民众”，他们的文化，就是我们要研究的“俗”。[注]参见《民俗发刊词》，《民俗》1928年第1期。这个概念既带来一个新的分析领域，同时也表达了学者们的政治理想：当“发刊词”中喊出“我们自己就是民众，应该各各体验自己的生活”时，他们在自己与“士大夫”们之间画了一条清晰的阶级界限。然后最初的革命激情褪去之后，分析领域本身的悖论性开始显现出来：是否存在一个确定的“民众”群体呢？是否可以用“民众”这一群体来定义我们的研究范围呢？“民俗”是“民众”的创造物吗？“民”到底是阶级性的呢，还是民族性的呢？这些疑问尚未澄清之前，“皇帝是不是民众”这一问题在民俗学界长期争论不休。例如，柳田国男最初将“民”定义为常民，后来又认为天皇也属于常民。福田亚细男却认为，这一观点应对日本民俗学的颓废负责。[注][日]福田亚细男：《日本民俗学方法序说——柳田国男与民俗学》，於芳、王京、彭伟文译，北京：学苑出版社2010年，第211-2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