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老舍《正红旗下》中的“面子”文化

郑晓玲

摘要：《正红旗下》是老舍一部未完成的自传体小说，在这部小说中老舍对满族正红旗的文化进行了细致而又全面的描写，尤其是对旗人讲体面，讲排场极其重视，具体体现在生活中的吃喝玩乐、礼仪、节日庆典等方面。这种对体面、尊严的崇尚也被作者上升到了对民族尊严的捍卫，不过由于老舍描写的大多是穷人的体面，这个问题也引起了老舍对一部分旗人极端追求形式化的生活态度的质疑和反思。

关键词：老舍   体面   民族尊严

中图分类号：J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359（2019）13-0182-02

面子是尊严、体面的别称，中国人向来就讲究体面，尤其是北京人，由于特殊的四合院以及老胡同儿以及满族人居多的文化和地理环境，北京人特别注重“体面”。老舍作为京味儿小说作家的代表人物，在其小说中，处处都能感受到京味儿文化中特有的面子文化，这在他的未完成的自传体小说《正红旗下》中尤为显著，在这部小说中，老舍以自己满族人的身份，描绘了一幅大型满民生活场景，在这些旗人身上，欲望和生存矛盾交错，人性的丑与善并存，但究其原因，不过是一个“面子”问题让老舍生长环境中遇到的这些人拥有了自己独有的文化以及这些文化培养下旗人自傲自崇的性格，当然，“死要面子”也让他们经历了更多人生困苦和心理上的无奈和挫折。

老舍在创作中之所以如此注重北京文化中讲究“体面”这一点， 一方面是因为老舍早年、尤其是童年的生活经历。贫穷、借贷、欠赊使他对别人的眼光尤其敏感，他往往从很平常的一瞥中也能体味出困辱，而当得到别人的夸赞和尊敬时，又会喜出望外。就像他自己说的“我普生忧患，愁长记忆新：童年习冻俄，壮年饱酸辛”（老舍《昔年》）。贫穷困苦的成长经历使老舍对“尊严”格外敏感。除此之外，老舍之后所受过的教育和他的经历也使他注重自尊。他走上社会后，从事了好几年学校教育工作，“师道尊严”这不必多说。而后，他去英国留学，英国人的讲礼节、讲秩序、讲尊重人格以及英国文学的高贵气派必然对他影响极深，这些方面都影响了老舍之后创作中形成特有的面子文化。

当然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因为老舍是作为满族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写作的，所以他的作品从来就未脱离过自己的民族出身和文化归属，鲜明体现了一个优秀的民族文化精神的找寻。特定的写作背景决定了老舍作品除主题和时代合拍以外，更形成独特的“北京文化+满族文化”的京味儿文学样式。这两种地域文化都特别注重“体面”，所以老舍在写作中也特别注重老百姓日常生活百态中蕴含的平民心理和文化。而且老舍作为一个满族人，在写作时没有带着由于地域产生的情感偏向，他能够通过文学的形式有褒有贬地客观细致地对北京城的场景、吃喝玩乐以及形形色色的人的精神层面进行深层挖掘。老舍对于他所处的环境是有着深厚的感情，但正是基于对某种事物的深刻认知和了解，才能不偏激地评价它，这也体现了他对文化的一种自省。体现在作品中就是他对自己身份的自尊和自卑，即优越感和劣根性，两种共同存在的情感造成老舍作为一名作家和作为一位满族人对“面子”的敏感，这种敏感在《正红旗下》中具体体现在他对平民的生存态度以及人格尊严和民族尊严的维护上。

一、不同形式的体面

老舍看到和经历过下层社会普通民众的真实生活现状，他关注着社会的不公平，在真实的生活情境中形成了一种“平民意识”。所以在《正红旗下》中老舍描写的更多是他親眼所见的穷人的“体面”。在老舍生活的年代，穷人是无法获得自我生存与发展的合法性身份的，他们遭遇着物质与精神的双重折磨。其实，孤高和穷人的自卑是分不开的，体现在作品中，老舍刻画了一个个社会底层的穷人悲剧，认识贫困，描写贫困，解析贫困，抗争贫困，处处透露出自由主义的精神。大部分满族人不惜用生活的困苦和屈辱换取尊严，《正红旗下》中“我”母亲想给人家做活以补贴家用，可又怕会丢了旗人的面子，于是只好拿着父亲三两银子收入在制造预算时发愁。他们都是为了一份尊严，与生活软磨硬泡，苦熬苦斗，就是为了赢得别人的尊重。母亲为了“我”的“洗三”之礼各种礼节所需的钱愁破脑袋，包括“添盆”“响盆”“上座吃饭”等等都不能丢了面儿，最后在福海二哥的张罗下才勉强圆满成功。

“面子是每个社会成员想为自己争取的公开的自我形象，对面子的维护是交际活动正常进行的必要条件”。在这些旗人心里，不丢面儿便是活得舒心，久而久之，在“面子”的支撑下他们拥有了一种文化优越感。这种自崇心理和文化优越感外化为了旗人的一些日常行为习惯，如吃、喝、玩、乐。北京人无论经济贫富、地位高低，在场面上都讲排场、好义气、要“脸面子”。好“脸面”，这样的描写在老舍作品中比比皆是，福海二哥、祁老爷都可以说是老北京人讲排场、讲体面心态的体现。体面在老舍笔下被划分为两种形态，其一停留在仪容和姿态上，《正红旗下》里人们为了维护自己的体面和排场上，慢慢形成了特有的“赊”文化，尤其是大姐的婆婆，“她不但自己爱赊，而且颇看不起不敢赊、不喜欢赊的亲友。虽然没有明说，她大概可是这么想：不赊东西，白作旗人”！虽然她打扮起来的时候总是不尽如人意，但是，“气派与身分有关，她还非打扮不可”。其次便体现在心态和生活方式上，尤其是男人们的体面是以“养鸟”“听戏”来衡量的，大姐的公公逢人就谈论起他养鸟的技术，就包括“我”的不善言辞的父亲说起鸟笼和鸟的品种也能滔滔不绝。尤其是大姐的公公经常耗材买脸，玩票、唱戏、遛鸟成了他的“主业”。真应了老舍的那句感叹“有钱的真讲究，没钱的穷讲究”。

这种优越感尤其体现在礼文化上，礼文化作为中华传统儒家文化中最被重视的文化精髓，在几千年的留传中，尽管礼文化的内容在不断更新换代，但它的重要性和仪式感却一直被人们虔诚地遵守。《正红旗下》中请安的礼仪，“福海二哥请安请得最好看：先看准了人，而后俯首急行两步，到了人家的身前，双手扶膝，前腿实，后腿虚，一趋一停，毕恭毕敬。安到话到，亲切诚挚地叫出来：‘二婶儿，您好！'而后，从容收腿，挺腰敛胸，双臂垂直，两手向后稍拢，两脚并齐‘打横儿'”。一方面它是极尽形式化的，表现形式极人工尽天然，像天生下来就带有的，但这种形式上的讲究演化成虚伪的客气、守节，无疑是人力上的浪费。另一方面，又有其文化背景下的内涵，这种礼是人身份的体现，这种生活的艺术成为联络人之间情谊，维系人之间关系的重要工具。它是历史时期下，旗人长期生存发展的产物，也成为历史发展中北京区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赞扬和批判的同时，老舍也对自己身处其中的文化有所矛盾和反思，在大多数旗人那里，通过礼仪和吃喝玩乐讲排场以寻求他人对自己的认同就是他们“体面”的方式，但在《正红旗下》中还有一小部分人，他们对尊严的态度就是忘却，或者说在难得一塌糊涂的生活中无所谓尊与辱，过得舒服就是尊，受了委屈就是辱。比如正红旗下的多老大在他的世界观里，只要能从哪儿弄点钱，弄点吃的，能过下去，他就觉得很有面，觉得就是有尊严，这也是老舍对面子文化中的文化痼疾的思考，也许生存下去，先实现自我认同才是人应该捍卫的最大的面子。

二、对民族尊严的崇尚

“在中国文化中，面子的内涵其实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关系，二是道德名声，尤其是羞耻感，即是否有面子，需要根据别人对他的评价，看是否诚实、正直、有德行等，若违犯了群體的道德准则，面子就可能丧失”。“人格”总是与“国格”联系在一起的，而维护人格尊严也总是和坚持民族气节密不可分的，也就是民族尊严。老舍对于“面子”的敏感不仅仅停留在自尊和生活尊严上，他的思考还上升到了民族尊严上，即对群体的道德准则的维护。老舍在《正红旗下》中既通过寻找旗人在生活中的人性弱点来试图找到民族痼疾，也塑造了与民族危亡有直接荣辱关系的一些人抒发他内心中的民族屈辱，痛斥那些为了个人利益出卖民族尊严的人，赞扬那些极力捍卫民族尊严甚至不惜为国捐躯的英雄。

老舍先前的作品中的很多人物虽是满族，但他却从不标明身份，因为他觉得清末的满族最高统治者丧权辱国，没干好事，说自己是满族人“丢人”。直到新中国成立，毛泽东与他的一次谈话后，老舍才彻底转变观念，他发现自己先前的观念是带着历史的有色眼镜的，是片面的，其实满族人民为新中国的成立做了很大贡献，所以老舍写作了主人公都是满族人的小说《正红旗下》。从耻称满族人到有了满族情结，老舍在面对满族人的态度的这个重大转变，也让他在小说中的情感偏向更为明显。在讲述旗人生活的种种时，故事总是以一种闲适和温情的节奏慢慢铺叙开来，对于满族礼仪文化的描写也极尽所能做到擘肌分理，粗中有细。但在谈到信洋教，背叛民族的旗人败类，比如多老大，老舍也毫不犹豫地口诛笔伐，让每个读者都能感受到故事的批判和反思程度。

首先小说从侧面表现中国人民面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过程中正红旗人的种种遭遇。近代以来，中国不断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为谋求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前赴后继地进行了波澜壮阔的反侵略斗争。如《正红旗下》下中便宜坊王掌柜是胶东人，已在北京做了六十年生意。还是在几十年前，他就有了开个独力经营的小肉铺的想法，可是几十年过去了，他仍然没有得到“大展经纶”的机会——后起的小肉铺总是时开时闭，连便宜坊这样的老字号，生意也大不如前。王掌柜慢慢发现他买不到土布了——大街上新开的铺子差不多都有个“洋”字，他终于有了答案：“钱都随着那个‘洋'字流到外洋去了”！只能穿起洋布衫来的王掌柜不能不越来越恨洋人、洋东西。王掌柜代表的是以利益为中心的满族商人，在他这里，钱代表的就是“面子”，而“洋”东西的入侵让他不得不放弃“面子”追求利益。

其实，比起经济上的垄断，更可怕的是教会的文化和思想侵略对于整个民族的摧毁。教会的作用当然不能一概而论，但《正红旗下》中那个在美国混不下去了才想到中国来发横财的牛牧师，却完全充当的是一个文化侵略和助纣为虐的角色。在牛牧师这样的传教士主持下，教会几乎成了藏污纳垢之所，像多老大这样的社会渣滓纷纷吃上了洋教，他们之中有的“借着洋气儿开了大铺子，贩卖洋货，发了不小的财”，最不济的也能像多老大一样仗着洋人的势，对王掌柜这样的同胞敲诈勒索。不过，在侵略中有人妥协，就一定有中国人民的坚决反抗。小说通过描写王掌柜在乡下的小儿子王十成的到来，巧妙地将笔触由都市延伸到乡下，揭露了洋人为非作歹的暴行，这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也侧写了义和团运动的风起云涌和满民的民族气节。

《正红旗下》虽然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但我们却可以从中完整地读到老舍透入骨子里的民族意识。老舍塑造一些与国家荣辱息息相关的人的故事来辨明民族荣耻，这是一种自省，更是对国人勿忘民族意识的警示。他不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他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是个旗人的同时也是一个中国国民，他说：“在抗战中，我不仅应当是个作者，也应当是个最关心战争的国民;我是个国民，我就该尽力于抗战;我不会放枪，好，让我用笔代替枪吧”。

参考文献：

[1]任裕海.全球化、身份认同与超文化能力[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

[2]保尔·巴迪，吴永平.老舍自传体小说《正红旗下》的独特性[J].民族文学研究，2004，（04）.

[3]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4]王洪泉，王学振.老舍的民族情结和国家关怀——以《正红旗下》为例[J].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