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重若轻金声伯

吴承惠

吴承惠

我这一篇要写苏州评话家金声伯先生。但提笔之际，心里有些五味杂陈，不胜怅惘，因为金先生已于2017年的6月间去世了。终年88岁，当然也算是高寿了，但我觉得凭金先生那种洒脱不羁的性格，他可以活一百岁，甚至一百岁也不止。可怕的糖尿病，让金先生承受不住环境、天气、人事等等时有变化的折磨。听说金先生死前的那些日子，家里没有什么人。老妻已先他而去，儿子又到澳大利亚孙子那里去了，就剩一个雇来的保姆服侍他。就在他逝去的十天以前，上海的评弹作家窦福龙兄去看他，谈了好久，金先生还是有说有笑的，一点看不出临危的迹象。金先生还向窦兄说，吴某人（指我）出的三本书为什么不送给我？我很有意见……

三本书就是2016年初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散文杂感集，此事全由原上海城市管理学院院长王其康兄经手办理。王其康和金先生也很熟，常去苏州看望他。据王兄说，三本书我明明特地送去给金先生。金先生让他将书放在儿子的书架上，难道他忘记了？忘记就忘记吧。金先生在窦兄面前对我的责备，说明他蛮看得起我的。

倒不是自摆老资格，我认识金声伯，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头几年，金先生随同江苏省曲艺团到上海演出，在我家附近的大华书场做日场，我常去聆听，又到后台去访问，这时对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不知道金先生对我有什么看法。他那时很走红，所到之处，享誉众口。大华书场场场客满，其中有好多喜欢听书的女眷。但她们不是来听别人的，而是来听金声伯的。那时我对金声伯的观感是：随便什么话由金声伯嘴里说出来，就特别俏皮，特别发噱，特别引人入胜。而台上的金声伯，好像也不费什么力气，就这样的随随便便地说出来，就让人感到特别有趣。内行称金声伯是一张“巧嘴”，祖师爷特别宠爱他，天生地赋予他有说书的奇才。他只要稍微花点心思和力气，就能达到别人花两三倍的功夫也达不到的境界。我这样说可能太玄虚了，别的评弹家又有别的特点，同样是不能忽视的。比如也是在大华书场，我曾经连续听吴子安说《隋唐》有好多日子，那是另一种感受。吴先生在台上可以说是一丝不苟，每一句话都让人感到有分量有来历。你听他的书不能不用心，笑声很少，又有点震撼，原来我们的历史上发生过这样奇怪的事。

六十年代初我虽然在晚报当记者，同时又背着一个羞以见人的包袱“摘帽右派”，在当时是另类身份，我自觉低人一等，所以也不敢和金声伯多接触。何况他要服从团里的安排，随同来去，在上海不能多耽搁。我估计那时金声伯是知道我的身份的，表面不说，实际上也不能不与我保持恰当的距离。所以那时我对金声伯的理解还是非常肤浅的。现在也谈不上深刻，只是稍为对戏曲艺人这一行多增长了一点见识，再经过“文革”的锤炼，沧桑变幻，彼此再见面觉得共同的话语多了一些，感情因而更容易接近了。

从1970年春节前到1976年初，我被遣送到南京梅山炼铁基地去劳动。也不是我一个人，有大批的上海干部在一个所谓的“四个面向”运动中一道来此。这整整的六年中，我硬碰硬当了那里烧结厂的一名操作工人，早中晚三班轮流转换，日子一长，我倒也习惯了。其间也脱离过一些日子，因为工地指挥部党委宣传部组织了文艺小分队，把我调去辅导青年人搞曲艺创作。因而多结识了一些人，攀上了一些关系。不久，工地的剧场造好了，除了放电影，也经常有专业的文艺工作者来演出。即使给我票子，我也不大去看，因为提不起兴趣，不管你演什么，无非就是那一套。

但这一次听说金声伯来了，他也是来“下生活”的，虽然日子不多，但以他的名望，颇受工地宣传部门的重视，派了人专门陪他。我听到这一消息，头一个冒出来的感想是“故人无恙”。金声伯在“文革”初期也难免在批判之列，“靠边”过一个短时期，但那是“小意思”。以金声伯的处世经验，完全可以不当一回事。果然，如今他又可以搞创作，以新的姿态和观众见面了。

梅山炼铁工地在建设之初，有个巨大的创造就是高炉的整体制造，整体从上海出发，从江面上漂浮着运到工地，再进行整体吊装，据说这是钢铁史上从未有过的创举。对外宣传，这也是首先列举的成绩。金声伯大概早已听说，这次来工地，不过是亲眼目睹，亲身体验一下这座高炉的风貌。这个故事如何叙述，成为一段引人入胜的评话，我猜金声伯早已成竹在胸，这次来工地，不过是添加些现场感受，仿佛亲临其境似的，有了亲身参与者的激情。两三天后，可能是金声伯将要离去的前一晚，在工地的剧场，，金声伯说了这段故事，题目叫《顶天立地》。当晚座无虚席，我也得到一张票子，而且是前排的，看台上清清楚楚。金声伯穿一身中山装，态度严肃而温和，说表有层次，有分析，更有悬念。说到高炉的巨大体积，他举了一个例子，说就好比从前我们用过的火油箱，人掉在里面，不过是一粒长生果……多么形象而生动的比喻，也是说书不可缺少的噱头。台底下顿时哄然大笑，还有掌声。我这时的感想，金声伯毕竟是金声伯，出言吐语，另有一功，还是那么自然从容，显得一点不吃力的样子。散场后，我有过闯进后台去看望他的冲动，再想想又废然而止。限于当时的环境，我去看他可能会引起周围人的不满，说不一定要怀疑我别有意图，使金声伯感到为难。凭以前我只是采访过他的那点交情，还没有成为很熟的朋友，在某些场合，他很难和我叙旧，更不能显露热情，我是有这些顾虑的。

“文革”以后在上海，我和金声伯遇见了，谈起此事，金声伯怪我：你那时怎么不来找我？我和工地上的那几个人有些交情，说不定我可以帮你说几句好话，帮你改善一下当时的处境。我听了，连连表示懊悔，但心里想的却是现在你可以说这样的话，可是迫于当时那种形势，我不愿连累你的。我的为人之道曾经有过这样那样的糊涂不注意的地方，但“识相”这一点我还是有点领悟的。

“文革”以后，特别是《新民晚报》复刊以后，我被调回主编副刊，虽与文艺界的接触少了，但副刊仍要发表关于文艺的稿子，戏曲的题材占了相当的比例。我与文艺界人士也时有来往。晚报文艺部负责采访评弹新闻的姚荣铨兄是很有活动能力的记者，他与评弹演员的交往很密切，上海的吴君玉先生几乎同他到了称兄道弟的地步。不用说，江苏省曲艺团的顶梁柱金声伯先生也在姚兄的笼络之列。复刊后的晚报早期在九江路近外滩的一幢房子内办公，金声伯曾来做客，无疑是应姚兄之约而光临的。有一次在电梯口与我相遇，他本来要走，此刻又停住了与我谈了一会。我只觉得此时的金声伯迫切需要演出的机会，展现他过去难以施展的抱负。听他的口气，好像对江苏省曲艺团过去那种经营管理的方式有点不满，演员平常都被“封闭”起来，逢到官方有什么需要才去露露脸，作为点缀。他说：“进了团，我才明白，原来是这么回事！”他不想做“御用”的宫廷艺人，而要与广大的观众经常在一起，在不断爆发的哄堂笑声中得到安慰。

此时的金声伯确实也不同往昔，他的活动多了，跑的地方多了，仰慕他名气的人也多了。金声伯说的书《七侠五义》，本来不过是民间传说，老百姓茶余酒后笑谈解闷的故事，如今也成了外国人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课题。他曾经被邀请到美国去，在一所大学里讲解《七侠五义》中的侠客，分析“五鼠”中白玉堂这个人。在我想来，美国人所以对此发生兴趣，无非是想从白玉堂的身上了解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形形色色，有压迫就有反抗，于是白玉堂和他结拜的兄弟们便应运而生。他们以为凭着自己一身武艺，一副热心肠，可以为受欺凌的老百姓打抱不平，纾解苦难，也确实有一些义举，但最终还是屈服于皇家的笼络之下。白玉堂尤其是个悲剧人物，他最终死于一个势力浩大的皇亲设计的杀人机关（是不是“铜网阵”）之中。

我猜金声伯到美国去讲述白玉堂，一定有比我上面分析的有更高的视角，更为详细的剖析。留给美国那所大学一份难得的学术研究资料。

此后金声伯到上海的次数也多了。此时他已定居于苏州，只有必要时才去一趟南京。我不清楚金声伯是否已办理了退休手续，反正江苏省曲艺团对待金声伯这样的老演员、大名家，是有特殊政策的。上海毕竟还是金声伯施展抱负的地方，迷恋他的听众也多。上海评弹团有什么特殊的演出活动，也一定要金声伯来壮壮声势。有时要举行什么研讨会，也一定要听听金声伯是怎么说的。反正苏州离上海近，有专车接送，当天来回，是很便当的。

至于在上海较长时期的营业演出，我只记得有两次。一次是在徐家汇那边过去一个什么地方，书场是在二楼。一次就是在南京西路上海评弹团特设的书场内，他也睡在这里的招待所内。因为金声伯来了，再远我也要去，不止是为了听书，更是为了和金声伯能在私下接近，听他随随便便地说些什么，也会感到个中有奇趣。

他常与上海的同行在一起，有两次我也参与其中。他们“道中人”之间谈话，更为真实，更为深切，好些话是他们在台上不好说的，此刻听来更加有味。而他们能在我面前说这些话，表明他们认定我是可靠的朋友，不用顾忌什么。这又让我有了一些领悟。所谓三百六十行，各行有各行因年深日久而自然积累并未形成条文的习俗、规矩和章法，身入其中，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又是不可以做的，不用多说，自能领会。最重要的一条，我认为就是他们各自的切身利益不能侵犯。尤其在金声伯这种道行高深的“老法师”面前更要注意。我采访文艺新闻多年，常和戏曲艺人打交道，早已懂得这一点，就是对他们要尊重。他们的文化水平也许不及你，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有局限，但他们有特长，有奇技，更有喜欢他们的大量观众。在这一点上你在他们面前显得谦逊一些，还是有好处的。

这使我想起了一件事，就是1994年，因年龄关系，我已经不担任晚报副刊部主任职务了，但是还留在副刊部，协助做些审稿、改稿的工作，版面上长篇连载这个栏目还是由我负责。此时眼看正在刊发的一个长篇不久就要结束，下一个登什么还没有定，总希望题材能换口味，内容有咬嚼的。想了好些日子，忽然想到了金声伯说的《包公》，不是在台上演说的长篇，而是他适应参加什么晚会的需要而编的一个小段子，这个段子说起来不过二十多分钟，却大略涵盖了包公的一生和为人。其时社会上已经逐渐响起做官要清廉公正的呼声，包公是家喻户晓的古代清官，把他的故事再添油加酱复述一遍，也有些借古喻今的效用。经与报社有关同志商量定夺后，我就去找金声伯提要求，那时，他正在上海，听我一说，马上同意。但他只能给我那个小段子的录音，如何根据这段录音变戏法是你（指我）的事。当下我就决定，就由我亲自动手，自审还能摸到你（金声伯）的心意的。

这就是见报后来又出书的《开封府》。报上署名就用金声伯，我不出面，可以让读者感到好奇：金声伯居然会写文章？这也是在制造一个悬念。

根据金声伯这个小段子的原作，我写了宋仁宗对京都开封府尹忽然缺位，选择继任人选的考虑；写了包拯从小到大的成长经历；写了他在县令位上接待上司的态度；写了他初任开封府尹面对权贵庞太师的策略；然后写了他侄儿包勉在县令任上和庞国舅勾结，贪污了国家大量的钱粮，最后被包公逮捕，死于铡刀之下。我只用了金声伯原作百分之三十的内容，其他近百分之七十篇章是我的构想。连载刊登出来第二天，金声伯就打电话来说：“灵格，灵格……”他人在苏州，碰到他遇见的朋友，凡是看了晚报的，都要跟他说：“今天写的我已看了，好，写得好！”金声伯连忙说：“不是我写的，就是挂个名……”朋友说：“不是你写的，也是你出的主意吧！”

金声伯对此很高兴，更使他高兴的是晚报付给他每篇五十元酬劳（那时已不低），按时寄到，决不耽误。他不知报社另外也付我一点稿费，但面子上的光彩，全归了金声伯。

包勉被铡的故事，京剧有一出《赤桑镇》，写包勉的母亲即养大包拯的嫂娘前来问罪，痛责包拯忘恩负义之后欲自尽，包拯跪下来唱了一段“自幼儿蒙嫂娘训教抚养”之后，嫂娘立即悔悟。这出戏当年是裘盛戎和李多奎的杰作，至今传唱不衰，影响很大。金声伯曾经也认为我们合写的《开封府》如写到这里很难办，不照京剧的路子写似乎不可能。但我觉得京剧只是唱得好听，但情节太简单了，嫂娘不可能一下子就回心转意，认为这个小叔子大义灭亲的举动是对的。在此我花了点心思，让包拯想出一些法子，慢慢地说服嫂娘。见了报，读者觉得可信，反映到金声伯那里，他更对我另眼相看了。

这段包拯初上任就大义灭亲的故事写了七十篇终于结束，但这个连载至此已是欲罢不能，读者看得下去，于是又写了那个熟悉的“狸猫换太子”的故事，全部根据金声伯的评话来写，但我也作了好些加工和改动，主要是让这个玄奇的故事更真实一些，更合理一些，更接近现代官场风气一些。总共写了两百篇，大大超过晚报过去连载的篇幅，不能再延续，只好停止了。但读者意犹未尽，他们写信给上海文艺出版社，要求出版此书。负责此事的出版社孟涛兄打电话到报社来问，这个连载究竟是谁写的？报社告诉了他。孟涛一听那人是我，连说：“我们是老同事，好办……”从1978年下半年到1981年上半年，我曾在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艺术世界》，与孟涛同志在一个编辑室。有了这份交情，出书的过程很顺利，但稿费不多，记得总共四千元还不到。这时金声伯正在上海，我把样书和稿费一起送到他住处。那天他的房间还有别人，其中一人记得是杨振言先生，跟我也是熟悉的。是他先说：“声伯，这笔钱你就不要分了，应该都给吴某人（指我）。”金声伯马上说：“我当然不能要……”他的态度很诚恳，不像言不由衷的样子，我也就老实不客气，把稿费“独吞”了，但样书还是要给他的。书的封面上印着著者“金声伯秦绿枝”的字样，金声伯三个字还是放在前面，表示他是这本书头号付出心血的“功臣”。

此后曾经有别的评话家同我联系，问我有没有兴趣同他合作，再写一本他说的那部书的故事。我回说，兴趣倒有，就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因为年纪不饶人了。就是写出来，晚报也不一定肯发表，我已不在其位，退休回家了。

记得是2007年一天的一个上午，忽然有个陌生人光临我家，还带了不少礼物。这个人长得很高大，戴着眼镜的脸上洋溢着诚恳的笑容，称我为“吴老师”。他就是时任上海管理学院院长的王其康同志。

素昧平生，他贸然来访，干什么呢？原来王兄（现在我可以这样称呼他）虽然是干教育的，却对文艺戏曲很感兴趣，尤其对评弹更有遗传性特殊爱好。他们家原籍苏州，从小就听惯了琵琶弦子的声音。近年他利用手中的一点资源和关系，办了几次评弹演出，取名“江南清韵”，约请友好前来赏听，也结识了好些评弹名家。现在他听了金声伯先生的介绍来找我的，为的是将《开封府》改编成一个中篇评弹。说明王兄不仅仅是评弹的爱好者，还想做参与者，为评弹的振兴出点力。

自此以后，我与王兄就来往不断，更因为性格投合而成了好朋友。为《开封府》的改编，王兄在他的学校内开过好几次座谈会，每次都用专车接送金声伯，借着这个机会，我又得到了常与金声伯见面的机会。

《开封府》中篇由行家饶一尘先生执笔编就，于2008年1月间与观众见面，反响如何，我没有多打听。反正一个新作问世，要不断地在实践中修改加工，才能趋于成熟。《开封府》好不容易约请了各地的几位评弹家，临时凑在一起，只能匆促地排练了一下。你要他们长时间来磨练这部新书是不可能的，现在只好搁在那里。但它总算在延续评弹的发展中起了作用。其中，王其康兄为此出钱出力，还忍受了一些意想不到的误解，说明他对评弹的爱好是真诚的。

我曾有过这样的傻想，最好多有几个王其康，使评弹能借助外力，把市面做得兴旺起来，不像现在这样，太冷清了。

再想想，错了。评弹的兴旺靠什么？主要还是要有出色的后继者，就是一位领导曾经说过的，要“出人”，出的不是一般而是杰出的人。而评弹的现状是弹词还出了一些后起之秀，评话却不见新人的踪影。也许是我孤陋寡闻，上海目前的评话家好像就剩一个陈卫伯，是金声伯的师弟，如今也是八十大几的人，难得露面一次了。

张鸿声当年在上海评弹团内收过一个学生。此人后来到了美国，若干年后又回来了。现在好像难得露面，不知他继承老师的衣钵如何。学张鸿声要有特殊的天赋。他在台上即兴发挥，见景生情，随口就是一个“噱头”是不易学到的本领。

吴子安倒有一个学生，比较成熟了，还担任过上海评弹团副团长，可惜退休后不久就去世了。

吴君玉死得更可惜。他的成就是不断磨练出来的，越是在拂逆的境遇中他越是刻苦努力，终于能自成一家。他每演一次不知要花费多少精力，他儿子现在也说书，但影响不大，倒是在电视中当主持人的机会更多一些。

其他如说《三国》的陆效良，说《包公》的顾宏伯、祝逸伯等都曾走红一时，现在都已故去。他们有后继者吗？好像都身后寂寞，没有什么影响。

浙江的情况我不了解，不能瞎说。

江苏出了个汪正华，是金声伯的学生，在台上出言吐语，举手投足，活脱是金声伯的翻版，但缺少金声伯的那种分量、那种内涵，说话的节奏太快了些，台下的人不及听清楚就过去了。金声伯曾经对他有些不满，很少同他见面。但最近几年，师徒的感情恢复了。要说继承金声伯的衣钵，我还是看好汪正华，不过他的年纪也不轻了，闯荡江湖的那股锐气大概也磨去许多了。

南京江苏省曲艺团还有一位姓姜（？）的，听说还担任了行政职务，也是小一辈的评话家中颇有名声的一位。他跟金声伯有点渊源，我以为是他的徒弟，不想金声伯听见了连忙纠正：“是我徒弟的徒弟。”我是在电视里领略了他的风度的。他说过《包公》，近日有看到他说的《康熙皇帝下江南》。他说书时动作不多，只以说表取胜，似乎颇有幽默感，这一点我很为金声伯高兴。学他的人不要追求形似，而要注重神似。真正把金声伯的“奥秘”学到家。

那么金声伯的奥秘又是什么呢？我在本文的开头其实已经提到过了，就是“说”。评弹的四门技艺是说噱弹唱，说是第一位的，说书说书，你不会说哪儿来的书？评话家随身所带的只有怀里的一只“醒木”，走东到西，就凭一张嘴混饭吃，乃至赚大钱。当年有个说《英烈》的许继祥，他是个哑嗓子，还是有人爱听。他在电台上做节目，往往在晚上九十点钟，四周宁静。人家就把收音机打开了，听许继祥说书。凭借着麦克风，许继祥在静静地说，人家在静静地听。听着听着，好像要睡着了，忽又惊醒，许继祥还在浅浅地说着……日子一久，就成了一种习惯。

金声伯之所以出人头地，就是说得好。什么话由他嘴里吐出来，就特别有味道，好听。不光是说书，开会时有金声伯，轮到他发言了，在场的人就来了精神，听听金声伯是怎么说的，就是不放噱头，他的话也不是干巴巴的，有根据，有见解。

大概在八十年代初，有一次在苏州举行有关评弹的研讨会。上海的有关领导都去了，评论家去了，报社记者去了，我也去了。研讨会放在当时算是不错的宾馆（或称招待所）里举行，苏州方面参加的人我说不清，反正金声伯也被请来了。研讨什么，其实大家说来说去都是空话，最重要的还是靠评弹演员自己来打开局面。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又各有各的见解，老书是不是还有人听，新书又怎样出现精品，还有当前主客观的形势如何，等等，金声伯提出了他的看法。但是，金声伯的发言不及他说的那回书使人印象深刻。原来就在散会以后，明天大家就要分道扬镳的这天晚上，金声伯在宾馆内为大家说了回书，说是余兴亦可，说是示范亦可，反正大家都听呆了，反正开了几天会的最大收获就是金声伯说书了。

那晚说的是《包公》的后半部中的一回，狄青装死，朝廷派包公去探访底细。说的时间好像比他在台上说的要长一些，大概在自己人面前特别卖力些吧。但看来金声伯又是那么轻松、自然，一些话好像是随口说出来的，而在我们听来却别有深意。我体会他借书中的情节发展、人物内心，有对现实的感悟，比如他把当时还在实行的“外汇券”的作用也结合到书里去了，但是一点不牵强，只让人不得不发出会心的微笑。

又一次，苏州有家新剧场开业，这家剧场将来也是评弹的演出阵地。所以这一天的庆贺节目，又以评弹为号召，特地从上海请来好几档中青年名家，最后送客的是金声伯。他是江苏省曲艺团的，组织关系在南京，但家住苏州，所以一请就到，但也是“贵宾”的身份。

散场了，大家纷纷散去，只听得上海的几个记者说：“最好听的还是金声伯。”

自从和金声伯合作写《开封府》以来，我们见面的次数就多了一些，有时他到上海来，有时我到苏州去。一次我还体验过金声伯在苏州的休闲生活。上午到茶馆店吃茶，下午到混堂洗澡。时值冬令，金声伯规定一个星期洗两次澡，都是在混堂里，他说：“这大概也不算龌龊了。”

有一次陪他吃茶是在一个名“纱帽厅”的地方。这是一幢老房子，进门是条狭弄堂，走了一段路，左手拐弯，进入一个厅堂，不大，但梁柱顶上的木头，都刻着旧时做官人戴的乌纱帽的模样，最明显的标记是两只翅膀。厅内摆了一些桌子凳子，就在此吃茶，似乎很简陋，连厕所也没有，就在外面天井里放了一只桶，供人小便。然而老茶客不在乎，他们来此可以放心聚谈，老朋友在此相见，不拘形迹。金声伯所以转移到这里来，贪图的就是这里更平民化的气氛。

苏州电视台要为金声伯拍录像了，其中一个片段是约几位老朋友谈谈他的艺术特点。那天一早苏州电视台特地派了汽车来接上海的客人，记得其中有陈希安、潘闻荫、窦福龙等，我也列入其中。车子先到电视台，金声伯已在那里。我们一个一个轮流进去录音，快到中午就结束了。然后由金声伯带领，又乘汽车来到近阳澄湖的一家饭店内吃螃蟹。座上彼此谈笑，说的都是体己话，没有场面上那些官话套话。下午上海的人回去了，每人又拎一包螃蟹，大概是电视台送的，也算是酬劳吧。另外金声伯又送了每人一包烧饼，这是他特别欣赏的苏州一家点心店的产品，吃起来很酥。他说：“你们吃吃看，我是觉得比一些面包啊蛋糕啊什么的好吃。”本色的乡土风味，使人更有亲切之感，金声伯是很懂得这一点的。

又有一次以金声伯为题录音，地点在窦福龙开设的“乡味园”菜馆内，好像就是窦福龙和我，我只是陪衬，所以先录。我对金声伯的艺术特色，就概括为四个字：举重若轻。看金声伯说书那种轻松的毫不吃力的样子，其实也是花了很大功夫，又积累了多少经验才取得的。举重若轻是一种很高的境界，没有若干年深厚的道行是达不到的。我说不出评弹内行那种一套一套的术语，只觉得听金声伯说书是一种愉快的享受，台上台下的人都很愉快。其实台上的人苦心孤诣，为说好一回书，起好一个角色，花了多少心血！

我说了这些，觉得来录音的两个年轻人好像不大懂，似乎觉得我说得太平常了。其实我和金声伯交往，听他的书，也是琢磨淘洗了好久得出的感受。我不敢自诩为金声伯的“知音”，但确实喜欢他从容不迫的风格。有的评话家也出了名，但他在台上那种咬牙切齿又手舞足蹈的表演，我觉得太吃力了。

最近几年，我和金声伯的来往少了。我已退休多年，也渐渐地退出了社会，不大和外界接触了，年岁不饶人，我也没有这个精力了。但从别人传来的消息，金声伯也越来越沉寂了。只听说那几年一到夏天，就要到澳大利亚孙子那里去住上一阵。他喜欢孙子，甚于儿子，但澳大利亚那种环境他又不大习惯，住不多时就想回来，回来不久又想去……我看这是一种老年人的无奈。老年人常常就是觉得这也不舒服，那也不对劲，但是健康的退化，使他又不能不忍受这种苦闷。像金声伯这种过去在书坛上叱咤风云，到处听得见掌声笑声的人，眼前的寂寞，是他最为感叹的，心底里是最为抑郁的。

何况他已得了糖尿病，渐渐地连走路也感到吃力，出门要坐轮椅了。有一次王其康为他这病，在上海联系了一位医生，想为金声伯化解一下。那年他还走得动，趁到上海参加一个活动，去看了这位医生。两人谈得很好，金声伯得到了不少安慰，调整了抵抗疾病的一些做法，可病根就是除不掉。在病逝前那一两年，他恐怕只能终日守在家里，困卧床榻了。金声伯是善于排解的，对人生自然规律的运行是想得通的，该来的总要来，但想不到会这么快，这么突然，一下子就永远地离开大家了。

火化的那一天，王其康兄去了，上海评弹团的徐维新去了，此外就是他的家人。想不到金声伯在生前竟然顺从孙子的意愿，皈依了基督教，所以火化的仪式，带有听从上帝召唤的味道。但那个虚无的世界，更多的是更早出名的同行，大概金声伯和他们争胜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