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味剧酸辛，人生如荼苦
——苏州文人汪叔良

曹彬

上篇：巧遇汪叔良

那天开旧书店的“猴子”打电话叫我去店里看书。我问是什么书，他笑着说，反正你一定喜欢。

书店开在一条小巷深处，门口左手边墙上贴着简易的店招，若非熟客，很难找准位置。我进店时书正躺在凌乱的桌子上。开本适中，四角熨帖，书线略有脱落，土黄色封皮上工楷题着《明夷待访录》。

“书很普通嘛！”我用手掸了掸封皮上的灰尘。

“打开看看，帮我认认印章。”“猴子”的语气像是在出考题。

朱文细篆六个字：汪氏梅花簃藏。我摇摇头，不认识。猴子说：“有很多批注，字也漂亮，能嗅出读书人的味道。”

把书从头到尾翻一遍，三十余条批语，竟多数是辩驳语气。如黄梨洲在序中以箕子自比，批语曰：

梨洲生于明万历三十八年，岁在庚戌。越五十二年壬寅为清康熙元年，次年癸卯为康熙二年，则此书作于康熙元年，成于二年，时梨洲年五十二矣。明三藩此时覆灭已久，惟郑成功在台湾，此书之作待谁访耶？箕子为纣之诸父，故武王封之于朝鲜而不臣。梨洲以箕子自居似亦不伦。

再如梨洲称：“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批者反诘道：

此语文气似顺适，但细按之则殊未妥。其意以为后世之君为天下之大害，不当曰天下之大害君而已矣。尧舜禹汤亦君也，亦天下之大害耶？

从卷尾两行短跋可知，汪氏得此书是在1941年。

“这个人读书很有主见。”我把书合上，推到“猴子”面前：“这书我要了。”

汪氏梅花簃，苏州文人汪叔良之藏书处也。

回到家里，我把这本《明夷待访录》细细翻检，结合跋语和相关资料，还原出以下场景——

1941年夏末某天傍晚，汪叔良在姑苏城街头踽踽独行。经过一整个夏季肆无忌惮地消耗，夕阳的余晖此时显得有些绵软。影子投在空阔的路面上，如同一根随波缓流的竹竿。再过四个月，他就五十五岁了。半生飘零，病躯残喘，这样的日子似乎永无尽头。想起白天逛怡园时偶然在头脑里闪现的诗句：“偃蹇松千尺，萧疏竹数竿。劳人殊草草，顷刻且盘桓。”他忍不住长长叹了口气。

不知不觉中，他走到了一家旧书店门口。书店叫“适存庐”，适存适存，适者生存。难道连老天都在告诫自己，处此多事之秋，卑微的人只能做到苟全性命而已？

书店设在护龙街，门面不大，但书香盈室。每当为命途多舛而自怨自艾的时候，只要走进书店，他就会精神一振。适存庐老板姓丁，为人和善。正准备打烊，一看进来的是老主顾，立马满脸堆笑迎上前。

汪叔良嗜书如命，有限的薪俸大多用在买书上了。他的目光在书架上来回游移，仿佛一只温柔的手掠过一张张写着书名和价目的侧签。对藏书家们奉若珍宝的宋刻元椠，他兴味寡淡。他更关注那些具有学术价值的书籍。经济状况自然是重要因素，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他年轻的时候，遇到过一个叫陈珠泉的老师。

1907年，20岁的他负笈沪上，结识了陈老先生。老先生博览典籍，著书刻书，满腹学问。见这个年轻人是可造之材，便经常和他谈论旧学。老先生主张读书应以实用为主，读学者应读之书，反对囤积居奇的藏书路数。他深以为然，一辈子践行。

这次他相中的是一册《明夷待访录》，黄宗羲的名作，五桂楼刊本。书很普通，丁老板并不在意，再加上赶着回家吃饭，于是草草开了个低价，笑呵呵地送客出门。

当天夜里，待妻子入睡之后，汪叔良点亮油灯，将傍晚买到的书摊在桌上，一页一页翻读。读到兴会处，则提起毛笔，在空白处写下自己的感悟。

下篇 钩沉汪叔良

1957年，吕思勉受故交汪叔良之托，为汪的诗稿写序。两人1915年相识，同在中华书局任编辑。那年吕思勉三十二岁，汪叔良二十九岁。

汪叔良初入中华书局时主要负责英文校对和翻译，次年调任字典部。吕思勉对汪的评价是：

叔良之为人，持躬甚谨，而天倪甚和。与人交无城府，于是非黑白甚辨，而不为危言激论，庸克以默，自全于世。家贫而好买书，晨夕读诵弗辍，匪为好名，只以自娱。而间有考论，老生敛手。

这样的评语出自相交四十年的老友笔下，断非虚言。正如吕思勉所揭示的那样，汪叔良个性拘谨，沉默寡言，拙于交际。1935年7月28日，由吴梅领衔的文学团体适社在苏州集会，到者共二十四人，皆一时俊彦，汪叔良也在其中。据同天参加集会的管君谟称：“近来社集，无如今日之盛者。”吴梅在日记中详细记载了各人所作联句，却只字未提汪叔良。其诗才平庸是一方面，性格内敛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

有一件事更能说明问题。西亭谜社于1927年和1928年连续两年的元宵节在皇废基公园张灯射虎。汪叔良作为活动的发起者之一，两次均躬逢其盛。至少有六篇文章描绘了这两次谜会的详情，诸多参与者也都能在这些篇章中找到生动的剪影。唯独汪叔良，仅在屠守拙的《龙年虎话》和程瞻庐的《春灯趣语》中，被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在这些公开场合，汪叔良总是偏居一隅，默默旁观，缺乏必要的参与度和表现欲。

内向的人往往更渴望得到外界的认可。汪叔良将两次谜会期间自己创作的谜语默默抄在本子上，时隔六年之后，才呈给吴梅。吴梅1934年7月17日的日记里留下了汪叔良灯谜七则，并称赞他“颇有心思”。

从汪叔良对《明夷待访录》那些颇具火药味的批语中，更能见其“心思”。吕思勉或许目睹过汪叔良纵论古今的风神，所以才会有“间有考论，老生敛手”的相契之论。

汪叔良的字走的是瘦硬一路，笔画规矩，法度严整。他父亲汪改渔字也漂亮，蝇头小楷极工致，暗含隶意，朴拙生姿。一部巾箱小本《诗法入门》，天头地脚，字里行间，朱批满纸，是改渔年轻时埋首学问的写照。

汪氏祖籍安徽歙县，五世祖于乾隆间入吴经商，因迁居吴下。汪改渔名启，一字瑞卿，生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三岁那年，父母相继弃世。又遭红羊之乱，家毁于寇。他独往扬州投靠叔父，因素喜丹青，拜入钱蔷甫门下学画。叔父卒，改渔鬻画自给。中年游幕四方，因做事黾勉、品性端方，又喜结交文人雅士，声名遂显。二十八岁娶吴氏女，生下四子七女，叔良在诸子中排行第三。

母亲吴氏出阁前也算闺秀，很重视儿子的课业。叔良六岁入塾，七岁读《诗经》。每天放学回家，吴氏都会在灯下亲自检验当日功课，过关后方可就寝。

汪改渔做幕僚积累了一些家底，三十六岁时捐了个翰林待诏的虚衔。叔良八岁那年，举家从镇江迁回苏州。汪改渔晚年深居简出，以书画自娱，偶有访客，则让叔良侍立旁听。想必文友间那些妙趣横生的私房话对少年叔良熏染匪浅。

母亲的督责，父亲的濡染，奠定了汪叔良作为一名传统士子的学养基调。

汪叔良在上海江南制造局所属兵工学校共学习五年，毕业后入师范深造。在闵行小学校做过教员，在民立高中代过课，在中华书局当过编辑。后又回到民立高中教书，一待就是十年。

小说家严独鹤是汪叔良在兵工学校时的同学，此后两人又在中华书局英文部共事。1934年，严独鹤的族弟严畹滋为庸医误诊而病逝，汪叔良特地写了两首情辞凄恻的挽诗追念。

这一年，汪叔良境况堪忧。从他写的几首诗中能明显感觉出他的力不从心：

待兔常守株，求鱼每缘木。

病逾七载深，艾乏三年蓄。

止渴甘饮鸩，适履宁削足。

不如嘤嘤鸟，迁乔出幽谷。《古意》

甲戌八月朔日自瓣莲巷迁至西支家巷赵家弄

相如犹有四壁立，我今赤贫无环堵。

儒贫例有一亩宫，我并立锥无寸土。

自愧不克负折薪，安得敝庐蔽风雨。

燕巢幕上难久留，转徙流离徒自苦。

差幸楹书之外无长物，迁徙已蔽日未午。

《移居》

落魄江湖杜牧之，频年渐看鬓成丝。

一腔忧愤凭谁诉，独对寒灯诵楚辞。

《偶成》

病魔缠身、居无定所，加上经济拮据，现实的重压让他喘不过气来。年关将近，正在愁眉不展之际，他偶然在报纸上看到一条浙江兴业银行招考文牍员与档案员的消息，待遇还算丰厚。但自己从未接触过金融行业的工作，贸然报考，必定毫无希望可言。就在这时，他想到了昔日的同窗、如今已是海上报界闻人的严独鹤。严独鹤主持《新闻报》笔政多年，与各界名流均有交往，说不定在银行界也有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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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汪叔良向严独鹤求助。果然，严独鹤和兴业银行的常务董事徐寄庼是好友，于是慨然应允，并亲自写了一封推荐信给徐寄庼：

兹有恳者，顷闻贵行需聘文牍员，正在物色人才，因念旧同学汪叔良君，擅长文学，对于笔劄及诗古文辞均甚娴熟，曩任江苏省立中学国文教员多年，今执教鞭于民立高中亦垂十年矣。若令担任文牍职务，必能胜任愉快。

求职的结果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但以汪叔良的性格和家世，想要在纸醉金迷的上海滩求得一席之地，无异于登天。“旅窗惊觉三更梦，斗室飘摇一叶舟。”汪叔良只能蜗居在他的斗室里，继续在风雨中飘摇。

梅花簃主人留下了一堆手稿，大多都是随笔杂录，难称著述。真正花了心思的，是一卷《茹荼室诗稿》。

汪叔良一生悲苦，胸中的积郁只能寄托在诗里。他说：“揽镜深知无媚骨，哦诗偏喜索枯肠。”（《偶成》）又说：“友因势利交方密，人为穷愁诗始工。”（《不寐》）人世浮沉，浓缩在片语之间。

汪叔良曾请吴梅改诗，吴梅说他的七古“诣力未深”，后来汪又有诗请他改，就直接说“不佳”了。但吴梅认为汪叔良读诗的眼光还不错：“汪叔良来谈温飞卿集，谓可作唐诗金粉观，洵然。”（吴梅1933年9月2日日记）

但诗无达诂，吕思勉就觉得汪诗“不以文辞见”，贵在能袒露胸臆、宣泄愁绪而已。

王謇和汪叔良同为吴梅座上客，在一次闲谈中，汪透露说，最近正在着手整理诗稿。王謇很有心，把汪的名字和诗名都写进了备忘录里：“汪垕叔良，吴县人。著有《土室诗存》。”（王謇未刊稿《流碧精舍诗友渊源录长编》）王謇仅凭聊天时的话音揣测，随手录之，故有文字出入。但此寥寥数字，却将汪叔良有志自订诗稿的时间，推前了至少十年。

汪叔良在苏州的居所，有迹可循的至少有四处：瓣莲巷、赵家弄、洙泗巷，最后一处则是卫前街二十一号。在逼仄的居室里，六十五岁的汪叔良开始整理旧物，检点人生。

最让他挂怀的是那一千余部藏书，四十年精力所聚，随便抽出一本，都能抖落满地聚散离合。他学着古人的样子，将书名、版本、册数，按经史子集四部，一笔不苟地写在版心印有“梅花簃书目”字样的红格纸上，还写了一篇回顾聚书历程的序文，置于卷首。当他用布满皱纹的手再一次打开这些久违的故人，心中悲喜交加。如此还嫌不够妥帖，第二年，他又按书的存放位置，重新编了份简目，以便检索。

书是聚散离合，也是人情冷暖。在董理旧藏期间，他重睹了1923年吴梅写给他的对联：“不出门庭大有野景，相从里巷定见高人。”可惜再也无缘亲炙瞿安先生的神采；又翻出一册《主客图》，是他的藏书启蒙恩师陈珠泉先生手抄相赠之物，如今斯人已逝，空余睹物怀人之叹。

1957年，汪叔良年届古稀。他把反复斟酌后留下的九十余首诗，誊抄一份，索序于吕思勉，吕序不久后寄到。这篇序文非徒论艺，兼叙旧情。集名《茹荼室诗稿》，取意于汪自己早年的一句诗：“世味剧酸辛，人生如荼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