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别样的考试
——从与宋季丁先生订交说起

葛鸿桢

我与宋季丁先生认识，大约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一九七一年，苏州市举办的美术展览中开始恢复有书法作品参展，记得当时仅十八幅书法作品入展，本人的行书毛主席词《沁园春·雪》有幸忝列其中。并从此经常参加市文化馆举办的书画展览，开始见到了一些社会上知名的书画家。宋季丁先生就是在此间认识的，但没有任何交集。

一九八一年春，我因论文《张芝创今草考》入选中国书协成立不久即主办的“（首届）中国书学研究交流会”而赴绍兴兰亭参加盛会。当时我从古吴轩调入苏州博物馆工作还不满两年。会议结束即回苏博上班。

一天，有一位同事来办公室对我说，有位先生在大门口等候，说要见你。当时苏州博物馆还在忠王府原址，所谓“大门口”即原忠王府的大门口。我赶紧到大门口去迎候。一看原来是宋季丁先生，便请他进馆里坐坐。不料宋先生执意不肯进门，说：“就在这里聊聊，我就有几句话。”接着。宋先生面部略带严肃地说：“听说你最近去绍兴兰亭参加了全国书学讨论会，提交的论文是有关研究草书的。”我说：“是的，我的论文题目是《试论张芝草圣》（注：这是提交时的原题，后由上海书画出版社从参加讨论会的三十几篇论文中精选十七篇，并加沙孟海、徐邦达先生的论文汇编出版《书学论集——中国书学研究交流会论文集》时，由编辑改名为《张芝创今草考》，这次中国书协向全国征稿，共收到论文六百余篇）。宋先生仍一脸严肃地紧接着说：“那好，今天我就带了一本草书字帖，让你认认。”（我当时就感到他这句话的潜台词是：看你是否认识草书，还写什么草书论文，今天就要考考你！）边说边把手中拿着的一本字帖送到我面前。我接过来一看，原来是一本怀素草书帖的刻帖拓本。我接过字帖，把该帖释读给他听，才读了一页，他便露出了笑容，说：“不错，今后欢迎你到我家里来聊聊，我就住在曲园里面。”

从此，宋季丁先生成为我每逢周日休息天要去拜访、请教的前辈书画家之一。也许，宋先生不明白，当年我这三十多岁的年轻人怎么会识草书。其实，本人学习草书也有个偶然的机缘。最早接触到草书好像是在“文革”前夕，我从工艺美校的胡玲凤同学那里借到一本由该校书法老师邬西濠先生手书于元书纸上的《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册，临习了一个阶段，其中有几首写的是行草或草书。因为所书内容是熟悉的，所以其中的草字也借此开始能够辨识，但毕竟字数有限，只能说是初识草书。

大约在一九七一年左右，从苏高中一位校友手中借来一本日本珂罗版的孙过庭《书谱》手迹影印本。开始临此帖时十有八九不能识别。所以临写时往往吃不准草法。后来，在苏州市民进主委、著名书画家谢孝思先生家里借到一本楷书的《孙过庭（书谱）释文》，这样就能将两帖对照着临写，同时也是一个识草书的过程。不过如此学习，也只是死记硬背，收效甚慢，但毕竟《书谱》字数多，能接触到数量很多的草字。

一九七六年一月上旬，费新我、朱根寿和我赴杭州参加苏杭两市书法交流活动。杭州方面推出了沙孟海、刘江、马世晓、朱关田、闵学林五位书家，从此与他们结下了翰墨缘。在后来的交往中，马世晓先生推荐我读朱建新先生（1905-1967，浙江海宁濮桥人，朱熹后裔）著《孙过庭书谱笺证》一书。这书对我学习《书谱》内容帮助很大，同时也帮助我对照识草。另外，此间还获得了费新我先生自书《草诀歌》的晒图本，对我识草也有帮助。但真正对我识草帮助最大的要归功于民国时期出版的陈公哲先生（1890-1961，清末富家子弟，商人、精武体育会创办人、发明家、作家、书法家）著《行草书例》。此书归纳了许多草法原理，让认识草书有规律可循，这样大大提高了识草书的效率。

由于想弄清书体的流变，七十年代能看到的是由郑诵先先生（1892-1976，现代诗人、书法家）执笔撰写的《各种书体源流浅说》。大致了解到今草从章草演变而来，而章草又是从隶书演变而来（这是历来传统的认知）。一九七六年北方大地震，沈从文先生（1902-1988，中国著名作家、历史文物研究者）携夫人来苏州避震，因此有机会去拜访沈从文夫妇。聊到章草与隶书的关系，沈先生提出章草应该在隶书之前的观点，显然与传统观点不同。我便请教沈先生持此观点的缘由，沈先生仅说从许多新出土的文物上的文字考察而觉得应该如此，但确实不是一席谈话能够解释清楚的。于是我就开始关注《文物》《考古》等杂志。发现了一些与草书相关的资料。如汉代的一些竹简、帛书，曹操宗族墓出土的刑徒砖刻划文字等，有些草字的写法竟然与《淳化阁帖》中后汉张芝所书《冠军帖》十分相似。再查找有关古人对张芝的评价，竟发现古代书家对张芝的评价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于是引发了本人对这位被后人奉为“草圣”的张芝的兴趣，撰写了有关张芝的论文。

谈到写论文必须提到侯镜昶先生（1934-1986，1951年考入南京大学，毕业后被胡小石选为研究生；1959年毕业后留校任教，一生治学严谨，丛文俊和姚淦铭是他带的第一届研究生）。在七十年代后期，我偶然从《南京大学学报》上读到时在南大中文系任教的侯镜昶教授的书法论文。当时这类论文是极少能够读到的，因此我读得非常认真。由于发现了该文有几处错误，当年我这个区办小厂的小工人，竟然不知天高地厚地给侯先生写了一封信，指出其错误。不料侯先生很认真地给我回复了一封长信，承认有几处是他的错，也指出另有几处是编辑排版时出的错。从此我俩竟成为莫逆之交。侯先生每次出差来苏州总会叫我聚聚。如果他来讲课，也让我旁听。由于和侯先生的交往，他的书法论文成了我学习撰写论文的范本与模式。

以上学习书法及撰写书法论文，纯属本人的个人爱好，均是用业余时间做研究，故成文时间很长，从开始写到完成这篇仅四千多字的论文，经历了四年之久。碰巧的是：此文完成后，恰逢中国书协刚刚成立就发出征集论文的通知，欲举行（首届）“全国书学研究交流会”。我便将此文投出，不料初次投稿就有幸入选了。后来在兰亭参加讨论会期间，时任论文评委的黄简先生对我说，起初读到这篇论文觉得沉甸甸的，很有分量，不料竟然是你这样的年轻人撰写的。

写到这里，我想大概已把我怎样识草书以及怎么会撰写有关草书论文的缘由交代清楚了。当然，我并未把这些讲给宋季丁先生听，因为他已经认可了我，也不在乎我的这些学习经历。终究我们成了忘年之交。

每次我去拜访他时，他总会拿出一些平时书写的作品让我欣赏。每当我称赞某幅写得好时，他必定问我：“好在哪里？”追问我称赞的原因。一旦说的他觉得有理，便会爽快地把那幅字送给我，说：“这幅字属于你的了。”我有点不好意思拿，真有点“却之不恭，受之有愧”的感觉。这一时期，我正在随缘收集一些自己敬佩的前辈的书法册页。于是我干脆请宋先生也写两页。宋先生欣然允诺，提笔写了两幅。有一次特意写了一幅小斗方送我，并郑重地写了上款（见附图）。如今宋先生已离世多年，这几幅作品，成为我们友谊的最好见证。

记得有一次去拜访他时，他兴奋地告诉我说，有一位外地的摄影师在全国找十名书法大家，要为他们拍肖像，来苏州找他拍了，他觉得碰到了“识货的朋友”，十分高兴。确实，一位艺术家如在生前就获得社会的认可，的确是件幸事。像宋先生这样极具个性的艺术家，生前虽有一些追随者，但不算太显。不过，在身后受到了同行们越来越多的追捧。前几年，由苏州市书法家协会主办、吴门书道馆承办的“宋季丁先生书法特展”在吴门书道馆举行，充分彰显了宋季丁先生书法篆刻的艺术魅力和学术价值。同时还举办了“宋季丁书法学术研讨会”。与会专家结合吴门书道的内涵和外延，对宋季丁先生的书法表现力、创作理念以及对书法实践的指导意义进行了深层次地探讨。若宋先生在天有灵，一定会感到欣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