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法学院,北京 100084)
2018 年我国 《刑事诉讼法》增设“缺席审判程序”一章,规定了四种被告人不出庭或无法出庭情况下,由法院缺席审理并依法作出判决的情形。 虽然学界对缺席审判制度的程序建构讨论较多,但是在证据运用层面的研究仍显不足。 与同样具有对物之诉性质的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相似,如果不能对案件事实的证明标准、证明对象,(1)参见万毅:《独立没收程序的证据法难题及其破解》,《法学》2012 年第 4 期。以及证据可采性、证明模式等问题加以明确,那么该程序在实践操作中仍可能遇到困难,需要对相关规则和制度加以细化和完善。 首先,需要通过合理的证据运用规则解决程序适用的正当性问题。 大陆法系刑事法理论认为,刑事程序的主要目的为发现实体真实。(2)参见[日]田口守一著:《刑事诉讼的目的》,张凌、于秀峰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9~32 页。在审判阶段,应毫无疑问地证明被告人实际实施了犯罪行为,才能对其执行具有“过度杀伤性质”的缺席判决。 在审前阶段,就程序本身的“杀伤性”而言,只有侦查机关将案件事实证明到犯罪事实清楚的程度,才能使用缺席审判的审理方式,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侦查、审判阶段被不同程度地证明真实实施了犯罪,是启动缺席审判程序或者执行缺席判决结果的前提。 然而,该程序的设立目的在于实现有效追逃追赃,其针对的案件又属于证据种类相对特殊的类型,加上该程序打破了传统控、辩、审三方构成的稳定诉讼构造,这些因素共同导致普通的证据运用方式不能有效发现案件事实真相,进而影响该程序适用的正当性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