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经济新功能

1月21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18年国内生产总值GDP首次超过90万亿元，比2017年增加了近8万亿元，增速为6.6%。虽然实现了6.5%左右的预期发展目标，但却创1990年以来GDP增速新低。国家统计局表示，2018年国民经济继续运行在合理区间，实现了总体平稳，稳中有进。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之年。整体来看，政府把稳增长和稳定总需求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通过需求端政策的配合以更大力度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从宏观层面，中国发展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从微观层面，企业需要积极面对压力和挑战，坚持创新发展战略，提升核心竞争力。

在2019年两会召开之际，《商学院》通过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光华思想力”宏观经济预测课题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吴晓求的研究一起前瞻2019的宏观经济走势，同时看他们如何为优化营商环境，增强中国企业活力和韧性，寻找经济增长新动能建言献策。

北大光华：2019年GDP增速有望实现6.4%

课题组预计，2019年中国人均GDP预计将跨越1万美元门槛，达到1.06万美元。这样的成就将是建国70周年最重要的献礼，也将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关键的基础。

“我们估计2019年GDP增长目标在6.0%～6.5%之间，实际增长率为6.3%，人均GDP将超1万美元。”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光华思想力”宏观经济预测课题组1月3日发布报告《2019年中国经济展望》，对全年经济形势进行了分析和预测。该报告由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系副教授颜色和光华管理学院院长、金融学系教授刘俏执笔。

课题组在报告中指出，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2018年中国实体经济下行压力逐步增大，多项宏观经济数据创出新低，金融市场表现不佳，经济活动动力不足，预期较为低迷。2019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施“十三五”规划的关键一年，也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保持经济稳定增长至关重要。虽然2018年我国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但近期召开的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释放出非常积极的政策信号。

2019年的宏观政策基本定调，着眼于稳定总需求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将更加宽松，应对中美贸易摩擦等复杂国际问题将温和且更具弹性。如果上述政策措施能够顺利落实，宏观经济与金融市场有望从二季度开始逐步回温，全年经济有望走出低迷，实现平稳增长。

结合当前宏观经济走势和近期会议精神，北大光华课题组认为，2019年经济政策将更加合理积极，对全年经济增长不必过于悲观。

2019年人均GDP将超1万美元

课题组预计，2019年政府可能设定一个较为灵活弹性的GDP增长目标，在6.0%～6.5%之间，而实际上能够容忍的GDP增速底线在6.3%左右。这样的目标能够在稳增长与防风险的两重目标中达到较好的平衡。

根据中财办前副主任杨伟民的估计，如果2018～2020年GDP的平均增速在6.3%左右就能实现GDP翻一番，实现小康的目标。

2019年1月21日，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8年国民经济运行总体情况可知，2018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6.6%，实现了6.5%左右的预期发展目标，并且首次突破90万亿元人民币。

课题组预计，2019年的GDP如果能保持6.3%以上增速，将为实现小康社会翻一番的目标留下足够的余量。在此情况下，2019年名义GDP将接近100万亿元人民币，达到98.5万亿元；美元计值的名义GDP将接近15万亿美元，达到14.93万亿美元。课题组预计，2019年我国人均GDP预计将跨越1万美元门槛，达到1.06万美元。这样的成就将是建国70周年最重要的献礼，也将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关键的基础。

2019年全年GDP增速有望实现6.4%

2019年经济政策将更加注重保持总需求平稳

2019年是建国70周年，同时也是决胜小康的关键之年，课题组预计，中国经济工作重心将坚持供给侧改革与扩大内需并重，尤其注重保持总需求平穩。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字方针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表明了中央仍将保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动摇。

与此同时，预计中央将会把稳增长和稳定总需求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通过需求端政策的配合以更大力度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财政和货币政策将更加及时有力地进行逆周期调节，税费减免作为同时作用于需求端和供给端的调控政策，将成为全年经济政策的着力点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推动力。

改革的市场化方向有望加强，改革措施有望更加合理温和。

2018年12月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突出强调了改革的市场化方向，提出要努力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继续优化供给结构和提升供给效率；以更大力度支持民营经济和小微企业发展，营造法治化制度环境，保护企业家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加快国资国企改革，坚持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和公平竞争原则。

会议特别提出，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大幅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凡是市场能自主调节的就让市场调节，凡是企业能干的就让企业干。这样的表态直接有力，在近期的文件中较为少见。

结合近期出台的支持民营企业具体政策和土地方面的改革措施，课题组预计2019年的改革方向将更加合理而明确，共识将更加凝聚，有助于打消市场疑虑，稳定企业家信心和市场预期。

中美贸易摩擦有望缓和，但战略竞争将长期加剧

当下，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变局中危和机同生并存。面对中美贸易战给世界经济格局带来的影响，对中美两国国内经济带来的压力，下一步中美经济发展将呈现怎样的走势？WTO规则动摇之后，在面对第二次社会大分工下，中国经济以及世界贸易规则将何去何从？对国内经济又将有怎样的影响？

课题组在报告中预计，中美贸易谈判将取得积极进展，撤销加征关税的可能性较大。但是即使中美在3月初达成某种协议或者共识，并不意味着中美经贸关系将一劳永逸。中美长期战略竞争加剧的趋势不会变化。由于特朗普团队权力架构较为混乱，因此中美之间的经贸摩擦和冲突仍将频繁发生。课题组认为中国将坚持不冷战、不对抗战略，仍会继续按照自身的步伐加快開放，积极推动科技创新与制造业升级，同时坚决维护核心战略利益。

一方面，中美两国都不希望已经走弱的国内经济再受到贸易战的冲击，都有意愿做出一定让步和妥协。美国方面，当前经济的下行压力明显加大，特朗普寻求连任面临诸多困难，对中美贸易摩擦很有可能见好就收。

首先，特朗普减税的边际刺激效应正逐渐消失，随着美国中期选举后民主党控制国会，特朗普进一步减税的可能性极低；其次，虽然美联储加息步伐将放缓至两次，但政策利率将高出中性利率水平，且美联储缩表仍会有序推进，因此美国财政货币政策将整体趋紧。近期美国国债收益率曲线倒挂、非农就业人数大幅低于预期等数据均反映出美国经济增长前景并不乐观，市场情绪已经转向悲观，造成股市大跌。在此背景下，特朗普寻求连任面临着更大压力，预计将寻求缓和贸易摩擦以对冲经济下行风险。

中国方面，出口增长放缓将给稳就业和稳增长造成较大压力，而中方为缓和中美贸易摩擦已经表现了积极态度。首先，虽然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还没有直接影响到出口增速，但PMI出口新订单指数、广东省PMI和广交会出口成交量很多先行指标已经出现下降，且考虑到2018年的高基数，预计2019年出口增长将明显放缓，这将给“六稳”中排在首位的稳增长目标带来较大困难，因此中方也希望贸易摩擦能够得到缓解。

其次，目前中美双方贸易的比较优势仍在，并且美国提出的包括保护知识产权、扩大市场准入等要求与中方的改革开放进程并无本质冲突，中方已经表现了积极态度。

从合作互补转向核心技术竞争的趋势不会改变

此外，课题组在报告中还提到，也应当看到中美经济从合作互补转向核心技术竞争的趋势不会变化。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分工正加快迈向上游，中美在高端制造业的竞争正逐步加剧。中国高科技制造业规模已经先后超越日本和欧盟，仅次于美国；中国对美国出口中电信和运输设备、汽车零部件等高端制造品的比重正不断增长；中国将在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和物联网等产业与美国直接竞争。2017年底美国已经将中国列为长期的战略竞争对手，即使贸易谈判达成协议，美国在核心技术和关键产业等领域全面遏制中国的战略也不会变化。

课题组预计，美国将会继续要求中国开放国内市场，加强对中国在美国投资的审查，严格限制对中国的技术转让与关键设备出口和中国对美国的高端制造品出口等。同时，由于美国社会中新一代政治精英更加趋向于鹰派，特朗普团队中强硬声音依然很大，因此中美贸易、技术和国家安全方面的争端与突发事件仍将频繁发生，我们需对此进行充分准备。

宁吉喆：2019年中国经济将持续健康发展

开放也是改革，开放倒逼改革，开放促进发展，对外贸易方面既要拓展出口，也要扩大进口。

正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指出的，中国发展拥有足够的韧性、巨大的潜力。

1月12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出席了由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等机构主办的第二十三届中国资本市场论坛。关于对2019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展望，宁吉喆指出，新的一年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有机遇、有市场、有基础、有条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逆周期调节的宏观经济政策作用在强化，积极财政政策加力增效，更大规模减税降费，大幅度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并提前下达。稳健货币政策松紧适度，降低存款准备金率，扩大普惠金融贷款规模，降低企业特别是中小微的利息负担等。

第二、强大国内市场加快培育适应消费升级，扩大居民消费的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将陆续出台。增进汽车、家电消费，扩大服务消费，扩展租赁住房消费、信息消费、绿色消费、网上网下融合消费、个性化消费等，同时增加有效投资，扩大中央预算内投资规模并提前下达。加快实施补短板包括打好“三大攻坚战”，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投资项目。促进民间投资更快增长，同时实施“振兴乡村”战略，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

第三、巩固增强提升畅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深入推进。巩固“三去一降一补”“破立降”的成果，包括结构性去产能、结构性去杠杆，增强微观经济的活力，通过“放管服”等改革激发各类所有制企业的活力和动力。提升产业链水平，要促进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促进现代农业、现代农业、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大中小企业协作发展，促进产学研结合发展，畅通经济循环。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循环，扩大再生产的循环，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循环都要畅通。

第四、改革开放将进一步加大力度，加快步伐。深化改革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企业改革、财税改革、金融改革、资本市场改革、投资改革、价格改革等重点领域、关键环节的改革都将深化。开放也是改革，开放倒逼改革，开放促进发展，对外贸易方面既要拓展出口，也要扩大进口，利用外资方面要落实去年出台的2018年版全国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和自贸试验区负面清单，清单以外对外资限制措施一律取消。

宁吉喆指出，今年国家发改委、商务部要制定两个鼓励外资投资的目录，一个是《外商投资的产业指导目录》，一个是《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的优势产业目录》，改善投资环境、营商环境，吸引更多外资参与中国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调准经济结构。在汽车、金融领域，开放的措施还会扩大。吸引外商投资重大项目落地，与中国民营企业、国有企业一起支持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在本次论坛结束后，2月1日《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修订工作已经开展，并在合并两个目录基础上形成了新的《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征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在这一政策推动下，中国市场将更积极融入全球化，外资企业将为中国市场经济增添更强动力。

吴晓求：回归常识，处理金融与实体经济关系

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不是口号，需要实实在在的资本支持，銀行贷款、PEVC风险投资等多样化资本业态的“脱实向虚”正是资本对新经济的支持。

面对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和金融摩擦加剧的现状，如何有效化解、降低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融资难和融资贵问题，成为政府、企业和金融机构所关注的热点，这一问题也关乎我国市场主体活力和企业发展信心。而背后则触及到更本质的如何处理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

2019年1月18日，在由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主办的以《金融如何支持实体经济？2019年经济金融政策建议》为主题的朗润格政论坛上，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长吴晓求发表了演讲。

吴晓求指出，谈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关系是常识问题，金融本质上就是为了实体经济服务，金融的改革与创新是为了满足实体经济的需求。要讨论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首先要对“实体经济”的概念做两点界定：一是这里的实体经济不应包括产能过剩、严重污染环境的产业，而应是对环境友好的、产业升级方向的行业；二是实体经济不能有所有制差异，金融服务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一视同仁。

解决贷款难，只停留在第一阶段

吴晓求指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主要有三个层面。第一层面是金融体系为实体经济提供融资服务。中国金融体系有能力通过市场力量引导资金流向正确的领域。资本是逐利的，对市场动向有深刻理解并能迅速做出调整，能够自发地找到增长性好、创新性强的领域。这一过程并不需要人为干预。

有一派观点不相信市场本身配置资本的能力，认为市场有重大缺陷，主张人为干预。在这一观点支配下，出现了一种流传甚广的说法——批评资金“脱实向虚”。这一观点的本质是对市场力量的不信任，认为市场引导的“向虚”是泡沫，只有流向煤炭、钢铁这些传统产业才叫“向实”。这一观点没有理解到今天的“虚”正是未来的“实”。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不是口号，需要实实在在的资本支持，银行贷款、PEVC风险投资等多样化资本业态的“脱实向虚”正是资本对新经济的支持。

第二层面是金融市场并购业务帮助实体经济存量资源再配置。并购活动将市场上存量资源再配置，转移到更加高效的使用者手中，从而使资源能够被更加充分、高效地利用，为经济发展提供活力。因此，并购活动是资本市场上非常重要的功能，在发达金融市场是占据主导地位的金融活动。反观中国，一个时期内，相关监管部门不太重视并购，认为并购是投机行为，非常重视IPO。然而我国的IPO市场有严重缺陷——我们的IPO标准是落后的，过度重视企业发展现状和财务水平，却不重视其未来的成长性。以这种标准IPO的企业不是市场上最有成长性的增量。

第三层面是金融服务老百姓的需求。近年来，金融市场的一项成绩就是建立起便捷、安全、低成本的第三方支付体系，很好地满足了老百姓的支付需求。在这一领域，中国是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的。

除了这三个主要层面，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服务还包括价格发现、信息流动、提供激励机制等其他功能。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绝不只是简单的融资支持。功能立体化的金融服务是一个国家金融体系成熟的体现。

监管要把握金融规律

针对目前金融领域与实体经济存在的问题，吴晓求指出，这与政府部门在实际工作中，一些政策偏离金融发展规律有关。

他指出，作为监管层，不能过度强调金融发展方向制度差异。虽然各国法律、文化、制度的差异会引起金融模式各有不同，但金融体系演变的规律大体上是一致的，即市场化程度日益提高，更多依赖市场进行资源配置。纵观全球大国，金融脱媒是基本趋势，金融与科技的结合是前所未有的。中国人均GDP已近1万美元，融资去中间化、资产配置多样化的内在需求日益迫切。

未来金融的发展方向有两点：一是金融的市场化脱媒，二是科技为金融带来颠覆性影响。市场脱媒和科技的力量会使金融业态多元，金融工具多样，服务链条拉长。监管者必须理解这一发展规律，制定出的监管政策才能有效。

目前运动式监管出发点虽好，但实际上扰乱了金融市场秩序。2018年下半年，中国经济出现了大问题。这不能简单地用经济周期或贸易战就能解释的，它与监管政策未能适应经济和金融发展规律有关。2018年初对银行表外业务强监管政策陆续出台。但是这些政策没有理解到银行发展表外业务是基本趋势，表外业务没有资本充足率约束，给了银行很大的业务空间。很多民营企业在正规部门难以融资，只能通过表外渠道获得资金，虽然成本高但至少能融到资金。2018年运动式监管之后，银行表外业务被掐断，很多民企面临无处融资的困境，造成经济上的困难。

监管者对于金融新业态应该更加包容。如果把新业态看作秩序扰乱者，甚至是金融危机的来源，就会努力将其推回表内进行强监管。但如果能认识到这是金融发展的未来，就应该给其发展空间。新业态对金融监管的风险控制能力提出更高要求。新业态的风险来源与传统业态有很大差异。传统业态的风险点来自于资本不足，因此传统监管核心是资本充足率以及存款准备金制度；而新业态的风险点在透明度，监管重点也应转向资金使用透明度的监管。

要推动金融监管的进步，有四项主要措施：第一，通过创新解决问题，要坚定继续金融创新；第二，重视新技术的作用；第三，尊重金融市场发展规律；第四，推动中国金融市场的国际化。

在此次论坛结束不久，1月30日，中国证监会公布了《关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的实施意见》。这一政策落地将是我国资本市场的一项重大改革。

正如《实施意见》所强调，在上交所新设科创板，将重点支持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材料、新能源、节能环保以及生物医药等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和制造业深度融合，引领中高端消费，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可见，金融体制的变革将有力推动中国新经济在面向未来竞争中不断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