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社会学的“北大学派”

强世功

沈宗灵先生去世已经好几年了。时问越长，我对先生的怀念也越深。也许随着年龄增长才意识到生命中有多少美好珍贵的东西，可当年却是在不经意的轻慢中度过。好在，我没有错过。

一九八六年秋，我考入人民大学法律系。那时的法律生真的可怜，无法学书可读。在经过“大一”的背书考试后，我就开始了逃课，喜欢泡在图书馆。用赵晓力后来的话说，我们都属于“图书馆派”，区别于那些上课考试用功的“课堂派”。在读书的黄金岁月，没有任何人指导，我就这样随着兴趣漫无目的地漂浮在杂乱喧嚣的思想潮流中。在“文化热”的影响下，脑子里装了诸如“酱缸文化”“超稳定结构”“力比多”“超人”“国际大循环”之类形形色色的大词。至于法学理论，用的教材是《法学基础理论》，其中除了法的阶级性与社会性的讨论，没有什么能激起我的兴趣。

大约在“大二”时，博登海默的《法理学》翻译出版了。这本书概述了西方法理学各个流派的发展并提出了“综合法理学”的主张。就是这样一本在美国法学院都不算主流的教科书却彻底改写了当代中国的法理学，以至于相当长时问里，这本书一直被法学各专业的师生奉为启蒙经典。这本书最大的贡献是对“二战”后西方法学流派的介绍，使我们第一次领略了法学思想的魅力。沈宗灵为这本书写了简单的序言。直到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当时先生给研究生上课使用的参考书。相信当时有志于法理学研究但又不愿陷入教科书窠臼的学生，都会从中找到研究的方向和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