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红灯区，谁赞成？谁反对？

陈利

2008 年12 月7日，荷兰阿姆斯特丹，人们骑车从红灯区的橱窗前经过。

多个赤裸的塑料女模“站”在路边，“她们”有的涂着红色口红，有的叉着腰，有的抬起一只胳膊。穿着黑色卫衣的活动人士把右手搭在其中一个模特身上，从后面看，后背和手臂上的字合成一行：“我无价”。

这是Exxpose运动的活动现场。该运动创始人之一娜塔莎·鲍斯举着喇叭，宣传着他们的理念：反对性交易、反对人口贩卖。

在线上，一场照片接力也在上演。与写有“我无价”字样的黑白条纹板合影的男男女女，快速在网上传播。

一股呼吁性交易非法化的运动，正在席卷荷兰。

“我无价”

“通过性交易合法化，政府让买卖性变为常态。”Exxpose创始人之一维勒米恩说。

而这让犯罪分子有了可乘之机。2013年，维勒米恩等人看到半岛电视台记者暗访拍摄的纪录片，名为《性奴隶》，其中提到，荷兰性交易合法化，促使一些皮条客将年轻女子骗到荷兰，迫使她们从事性工作，是为现代性奴隶。

片中揭露了一桩人口贩卖大案：2007年，土耳其皮条客萨班·巴兰领导的犯罪集团奴役并贩卖了至少120名东欧和南欧的年轻女性，到荷兰、德国性交易。这些女性遭受了非人道对待：被迫堕胎、生病或行经期要工作……

维勒米恩等人颇有感触，于是发起了Exxpose，进而，他们开启“我无价”运动，向政府请愿：荷兰应该效法瑞典模式。

今年4月，请愿赢得超过4万人签名支持，达到启动议会讨论此事的门 槛。

“我无价”运动取得的支持，可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荷兰人对目前性交易合法化的不满。Exxpose的年轻人试图揭露荷兰面临的问题，“我们努力告诉人们性交易合法化引发的各种现实问题，很多荷兰人对能选择售卖性而沾沾自喜，但事实上，很多人深陷人口贩卖之害。”娜塔莎说。

2000年荷兰通过立法，允许满足要求的性交易者，在买卖双方都同意的基础上从事性交易，彼时，政府承诺给女性安全、结束人口贩卖。然而，记者、女权主义者朱莉·宾德尔在英国《独立报》写道：荷兰那曾经看上去变革性的性交易合法化措施，如今已被视作灾难，只有想要以此牟利的人不这么认为。

宾德尔认为，沙维尔·荷兰德起到了很大的宣传作用，她的知名回忆录《快乐妓女：我的故事》很受欢迎，也很好地宣传了性交易合法化下，妓女很开心。但宾德尔去阿姆斯特丹采访她时，荷兰德承认，人口贩卖正在增长，合法化没有让犯罪远离性交易。

“荷兰的理念或初衷当然是要构建更健康的政策，认为性交易合法化是好的，也保障了贩卖性的自由。”Exxpose的创始人之一萨拉·露丝说，“然而，这引出了很多问题，人口贩卖猖獗，其中阿姆斯特丹是最薄弱环节，原因是，人们对廉价性服务有着极高需求。”请愿书指出，荷兰对性产业的鼓励是“过时的”，也是剥削性的。

为此，“我无价”运动呼吁荷兰效法瑞典、挪威等国，将招妓非法化，招妓者、获利第三方都应受到惩罚;性交易者不受罚，保护处于弱势的女性。他们希望，这能让购买性服务者越来越少，进而阻止人口贩卖。

《瑞典日报》记者特蕾莎·克勒说，瑞典模式背后的主要思想是“性行为和女性身体不应是商品” 。

4月，非政府组织Exxpose引领的“我无价”请愿运动获得超过4万签名支持，同月，他们将请愿提交给荷兰议会。“我无价”运动呼吁效法瑞典，惩罚招妓者及获利第三方。

據萨拉介绍，参与此次运动的大部分是女权主义者和基督徒，也有一些持中立态度者。

目前荷兰议会正在商讨此事，若顺请愿之意，荷兰将改变目前性交易立法。

但这一运动并不奇怪的引来一些性工作者的反对。“我是自愿当性工作者的，很多人和我一样。”其中一位说道，“这个运动会让我的工作变得很危险。”还有一些人说，禁止性交易将夺走她们选择走这条道路的自由。

对此，BBC驻荷兰记者写道：“在红灯区橱窗里工作的女性告诉我，这是她们的自由选择，但是，深入谈话后发现，她们往往是感觉自己没有其他选择了，才选择的这条路。”她们中有的是苦苦赚钱养活孩子、让他们受教育的罗马尼亚妈妈，有的是曾经历虐待的年轻女性。

萨拉曾在帮扶前性工作者的康复中心工作，与她们的接触让她有更深的了解和感触。她称，性交易合法化让女性得到一个信号：性交易是轻松赚钱的方式。但事实上，她们有其他选择的，“只有极少数人找不到其他工作，她们应得到帮助，培养其他技能”。

改造红灯区

除了民间，官方也在以自己的方式管控性交易。

2007年，时任市长乔布·科恩、时任副市长及现在的工党领袖阿斯切推动下，官方开始了改造红灯区的专项行动：1012计划——以红灯区的邮编命名。

面对反对声，科恩解释：“我们不是想完全清除性交易，但我们想大幅减少犯罪。”

据美国《新闻周刊》报道，阿姆斯特丹的性产业每年能够带来1亿美元的收入，而市政方面称，这个有利可图的产业仍被犯罪分子控制，他们想把妓院等性产业控制在有限的位置，并加强管理。

对红灯区里的性生意，除了吊销执照，阿姆斯特丹还会买下房产、赶走之前的业主，让妓院、售卖大麻的商店等变成画廊、时装店、高档餐厅、酒吧等，最终让藏污纳垢的产业消失。

这也得到了公众的支持，当地人会抱怨，红灯区吸引着有组织犯罪和毒品泛滥。当时的一份调查也呼应了这种情绪：城市管理部门的调查机构发现，67%的阿姆斯特丹人支持取缔红灯区。

一开始，在官方大力推动下，1012计划推进着。《每日电讯报》称，一些知名企业家开始在这一区域投资。以往，阿姆斯特丹老教堂周围都是妓院橱窗、大麻商店。2011年4月，这里出现了一家安娜餐厅，这里可以吃到松露鸡汁意式调味饭等美食。

逐渐地，阿姆斯特丹红灯区性工作者安吉尔的收入中，来自橱窗的越来越少了，多起来的是在网络色情中出镜、个人应召工作。性工作者关注团体Proud宣传协调员维尔蕾特称这是趋势。《环球邮报》去年报道，最近几年，橱窗数量从六百多减少到三百多个。

没有了红灯区的阿姆斯特丹，是否如同没有了埃菲尔铁塔的巴黎？在红灯区曾经拥有一个酒店和8个橱窗的布罗尔斯担心，没了红灯区，游客就减少，对其他合法产业造成影响，他不满市政方面的预设：性交易会引发犯罪行为。“这些都是幌子，他们是想把这里变为贵族化的街区，这样他们能赚到钱，而现在，他们在利用公共资金来买红灯区的房地产。”

2015年4月9日， 荷兰阿姆斯特丹，妓女们头戴面具与民众上街参加游行抗议政府清理红灯区的计划，市政府打算关闭红灯区里性工作者招揽生意的橱窗，性工作者认为这是剥夺了他们在安全场所工作的权利。

妓女们也纷纷抗议橱窗被关闭。“这（性交易）是我的工作，穿着紧身衣和内裤站在橱窗里是在做市场营销。”安吉尔说。而对于性交易是“剥削”性的，她说：“性工作当然就意味着剥削，但是人们——妇女——在餐厅、酒店、农场等地方做服务员、秘书、农民，都会面临剥削，相较她们而言，我更能掌控自己的身体，还能挣更多钱。”

阿姆斯特丹已故市长范德兰努力倡议下建立的、由性工作者经营的联合妓院“我的红灯区”发言人穆恩斯对《每日电讯报》说：“没有备选位置，就关掉性工作者的工作场所，这对性工作者非常不利。”

到2018年6月，《荷兰新闻》报道，市政审计署称，1012计划大体上是失败的。高价的橱窗房产大部分没有转变为高端餐厅、时装店等，为了某种程度上减少经济损失，阿姆斯特丹市政决定出租，有的成了性交易博物馆;有的橱窗卖给了“我的红灯区”，继续做妓院橱窗。

还不够自由

一些性工作者不仅反对“我无价”请愿、官方对红灯区的所谓改造，她们甚至认为荷兰还不够自由。

“荷兰人乐意向世人展示自己是非常自由的国度，但事实并非如此。”维尔蕾特说，“有很多规章制度，致使在这里从事性工作仍不容易。”

目前，根据荷兰法律，性交易活动受到监管、需要纳税，性交易的门槛比较高：经营者要取得执照，花费约1000欧元到1万欧元，要定期到管理机构续期，而且，个人无法取得执照，要成为个体经营者才可以，也不能在自家从事性交易活动，或者家中房产要被划为妓院才行。

维尔蕾特称希望法律给予性工作者同等权益。“会计可以在家工作，无需特别的执照……我们和其他个体工人一样交税，应给我们同样的权利。”她说，“性工作也是工作。”

但他们的想法，并不能阻止政府对红灯区的继续改造。

《荷兰时报》7月初报道，阿姆斯特丹市首位女市長费克·霍尔斯玛正考虑针对红灯区采取一些措施，内容包括撤除所有橱窗店家、加强性工作者执照管控、减少妓院数量，甚至是将性产业移去别处。

霍尔斯玛将与市民、企业、性工作者会谈，并于9月将提议提交市议会讨论具体措施。

不管怎样，“在荷兰，议会不太可能同意‘我无价请愿的诉求。但是，还将有更多这样的运动。”《经济学人》写道，招妓有罪化的想法正在荷兰扩散蔓延。这意味着，性的战争，难以停止。

资料来源：《荷兰新闻》、《荷兰时报》、BBC、《独立报》、《经济学人》、《每日电讯报》、《新闻周刊》、《环球邮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