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灯区之王”住在小木屋

左璐

2 0 0 2 年2 月2 7 日，《花花公子》创始人休· 赫夫纳与他的玩伴合影。这位色情报刊之王与胖查理也曾相识

76岁的“胖查理”瘦了。当年他因体重而得此名。140公斤的他喜欢穿西服打领带，手上戴有两串金链子，圆润的脸上架着一副黑框眼镜，遮盖住面部三分之一面积，双下巴拉到领结处，完全覆盖了喉结。

最近人们能看到的照片上，他换了一副看上去较轻巧的眼镜，随意穿着衬衫和短裤，踏双拖鞋，在肯尼亞的草原上喂养动物，同时帮当地居民修筑水坝，建学校。

四年前的夏天，也是在肯尼亚。查理和朋友钓完鱼乘直升机返回途中，降落时机身陡然下降，他直接从飞机上摔了下来，大腿被切了一道25厘米长的伤口。

“我在这场事故中活了下来。虽然因为年纪大了恢复得有些慢，但至少还能动。” 他已经记不起当时摔得多惨了。现在他每年都会去做核磁共振检查。

他已经成为一名饱受伤痛困扰的老人。但在荷兰，关于这个老人的传说，仍然不时被提及，尤其是在红灯区。“胖查理”是阿姆斯特丹的“红灯区之王”，鼎盛时期拥有这座城市里三分之一的性工作者橱窗，他和美国的情色大亨谈生意，并因此认识了《花花公子》帝国的掌门人;他还和毒品大亨一起抽大麻……然后，他又不得不告别红灯区，把红灯区的地产卖给了荷兰政府。

十二年前，他在阿姆斯特丹最著名的红灯区——得瓦伦——的18栋房产被政府和房地产公司联合买断，生意也被迫关停。得瓦伦官方网站上刊登出消息：“查理不再是一名红灯区企业家”，此后他便鲜少出现在大众面前，关于他的新闻也大多停在了2008年。

可是，不断有蛛丝马迹证明，这位瘦下来的“胖查理”，仍然活跃在荷兰红灯区的隐秘世界里——以另外一种方式。

胖查理的官司

“胖查理”全名叫查尔斯· 路德维科斯· 格茨，他曾经在荷兰北部的一座农场里拥有一处办公室。去过他办公室的记者发现，墙上挂着一幅中国画，站在窗边往外看，是一大片草地，沟渠交错，时常会有喜鹊飞来。

一幅田园好风光。但对他来说，业务的中心却在繁华的阿姆斯特丹，在灯光暧昧的红灯区。

得瓦伦是阿姆斯特丹最古老的红灯区，地处市中心，马路对面就是火车站。很多乘客从火车站出来，直奔这个街区。身材曼妙的女子穿着暴露，坐在霓虹橱窗里。有报道说，现在这些女孩子大部分来自东欧和拉美国家。每个人拥有自己独立的展柜，玻璃上明码标价。除了每个月向房东或老板交纳租金，她们还要定期参加政府组织的健康检查，去移民局更新签证。

这其中至少三分之一的橱窗属于查理。他靠着性交易，赚了盆满钵满。但时间到了2006年，这位“红灯区之王”遇到了一个大麻烦——阿姆斯特丹的新市长柯恩上台，三把火之一就是清理红灯区。

政府担心的跨国人口贩卖问题愈加严重，警方在官方报告中指出，约有50%- 90%的性从业者是被迫从事她们的工作。对此，阿姆斯特丹政府于2007年开始推行“1012计划”。这个数字是得瓦伦所在区域邮编，以此命名，可见计划的目的性很明确——根据后来的媒体报道，政府决定撤回得瓦伦部分妓院的营业执照，同时买断房产，获取公共经营权，以打击人口贩卖问题。

胖查理的产业，首当其冲。

政府的这一结论颇具争议，妓院老板们辩称，强迫没有经验的女性从事这一行业，其实是不划算的买卖。一位哥伦比亚籍的性工作者回忆道：“出发前你签一张700万比索（4200欧元）的欠条，人家告诉你一个月就能挣回来。你当然知道要去干什么了。”荷兰的调查记者Ruth Hopkins也觉得政府夸大了情况，担心“清理”过后的阿姆斯特丹会成为一座无聊的城市。

2017 年11 月15 日，荷兰阿姆斯特丹红灯区，一条街的墙上画着各种性感画作

“如果真的有女孩在我们视线之外遭到不公正的对待，我感到非常抱歉，但并不愧疚。”查理更是对此毫无道德压力，“我们不可能知道视线外发生的一切事情，这就是为什么需要警察”。

查理名下每天有超过80位性工作者为其工作，作为老板，查理不想让她们失业，也不想让自己的生意被政府夺走。为了反抗政府的行动，查理联合红灯区其他老板将政府告上了法庭，政府一度不得不暂缓执行令。

不过，虽然嘴硬，但“胖查理”清楚，自己的麻烦并不止于此，政府已经开始注意到其他的问题。

零犯罪记录？

上世纪60年代，查理的父母在市场上做水果生意，以售卖高质量的水果为人所知。查理在隔壁有一个自己独立的摊位，他的生意经和父母完全不一样。

查理从年轻时就有干非法勾当的潜力。他的摊位准许贩卖柑橘类水果和香蕉，不同于别人以个数为计量单位出售，他以千克为单位贩卖，并且用木箱装好卖给客人。之所以选择木箱，因为他会提前把木条扔到水里增重，因而获得额外的收益。他的父亲一直为此感到羞耻，但母亲却为他骄傲。

查理在水果市场里接触到最多的人，就是运输司机，在信息流通并不发达的年代，他们就是移动的信息源，给查理带来了走私卷烟纸有利可谋的消息。

当时，丹麦的卷烟纸价格昂贵，查理将卷烟纸走私到丹麦，赚取其间的高额差价。也是在丹麦，查理第一次听闻了色情读物。

彼时的丹麦，色情刊物可自由发行和流通，这在欧洲其他国家都是禁止的。查理觉得这是一门可做的生意，于是，他在丹麦寻找出版商印刷色情读物，再运回荷兰售卖。刊物一上市需求量就很大，很快查理在荷兰有了自己的销售门店，所销售的刊物内容也更加大胆。

有人质疑他贩卖低俗的商品，他曾回应：“哪里有市场需求，我就负责传递。” 虽然如此，查理也是个有底线的人，比如，作为色情报刊运营商，他从不涉及儿童色情刊物。

70年代中期，“贵人”找上门，他遇到了当时美国的色情之王鲁本·斯图曼（Reuben Sturman）。在美国，这位俄罗斯移民后裔有着“色情界的迪士尼”之称。当时，鲁本正在为他的色情电影寻找分销渠道，并且想将“偷窥秀”引入到欧洲。

通过鲁本的引见，查理接触到了当时美国性产业的诸多核心人物，比如《花花公子》杂志的出版人，休·赫夫纳（Hugh Heffner）。后来，查理一再回忆起那段经历说，“那是一段很美好的时光，不仅仅是生意”。

很快，查理将这门生意做到了台面上——他注册了一家名为斯卡拉的公司，这家公司曾一度成为欧洲色情刊物的最大供应商。与此同时，他与合伙人一起建立了邮购公司Pabo，专门通过邮递销售女士内裤和情趣用品。

他也曾和毒品大亨克拉斯·布鲁因斯马（Klaas Bruinsma）一起吸食印度大麻。克拉斯在当时是荷兰最大的毒品贩卖商，电影《毒枭人生》就是以他为原型拍摄。

当时室内烟雾缭绕，连头顶笼子里的金丝雀都被熏趴下了。那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吸食印度大麻，近乎让他晕眩。查理记得，“那只金丝雀后来至少六个星期没有开口唱歌。”

尽管两人经常在夜晚相遇于豪华妓院，白天相约驶帆船出海，但他说，自己和克拉斯之间很少谈及彼此的生意，也不感兴趣。“我们都是自由自在的人。”

克拉斯在1991年遭到枪杀，因为和黑社会有紧密的联系，查理还曾接受警方调查，但并未被起诉。事后警方称，查理是其黑社會组织内部的三大头目之一。也是这次调查开始让查理成为荷兰警方密切关注的对象。

另一位与查理关系密切的美国色情之王鲁本·斯图曼也于1997死在监狱，他被FBI探员证实是黑手党的成员。这更加深了人们对胖查理涉黑的一些怀疑。

“即使我认识这么多罪犯，但并不意味着我也是其中之一。虽然我不是唱诗班少年，可我也有零犯罪记录。”查理对此反驳道。

如果有人叫查理“罪犯”，他会非常生气。

“卡夫卡式的噩梦”

1995年，查理将自己在斯卡拉的股份以5000万荷兰盾的价格卖给了合伙人。转身成为了一名房地产商。

2015年4月9日，荷兰阿姆斯特丹，妓女们头戴面具与民众上街参加游行抗议政府计划清理红灯区的计划，政府打算关闭红灯区性工作者摆pose招揽生意的橱窗，对此，性工作者表示这剥夺了他们在安全场所工作的权利。横幅上写着：“不要拯救我们，拯救我们的橱窗”

当时性交易在荷兰还未完全合法化，但政府在执法层面并不积极，荷兰的地下红灯区仍然繁荣。政府对此模糊的态度让查理感觉到了机会。他贷款给自己的朋友杨·奥登，帮助他买下了后来成为红灯区地标的“红房子戏院”。同时卖掉自己其他的生意和资产，转投红灯区房产。2000年，性交易合法化，他的财富一夜翻番。

举个例子，从账面上看，查理光是2004年出租橱窗就有270万欧元的进账，总营业额接近440万欧元。凭借优良业绩和经营方式，查理被市政厅评为“模范企业家”，当时的政府想以此激发红灯区的活力。

但此一时彼一时。到了2006年，新市长上任，社会上对红灯区的怨言也开始增加。政府开始整治红灯区，“红灯区之王”查理虽然与政府对阵法庭，希望能阻止政府的行动，而且还一度有获胜的希望，但政府对这位红灯区大佬的打击，是全方位的。最终，这场官司仍然以查理落败告终，政府给出的理由是，查理有从事犯罪活动和洗钱的嫌疑，因此拒绝为其名下妓院延期营业执照。

查理接受了住房公司NV Stadsgoeds一位董事的建议，由Stadsgoeds和政府联合出资买下他名下的18栋妓院房产，其中Stadsgoeds出资2050万，政府支付剩下的450万。2008年1月7日，查理名下的18栋经营房产和50个“妓女橱窗”正式转移至政府名下。

这次清理行动政府总共关闭了130多家妓院，单从查理手中，就撤回了33家门店的营业执照。查理的代理律师称这一过程简直就是“卡夫卡式的噩梦”——他们如卡夫卡小说里的主人公一般，经历了繁琐的官僚程序，最后被法律的模糊界限所打败。“我们没有看到任何证据，政府仅仅因为嫌疑就将查理的经营许可撤回。”

警方当时已经怀疑他有洗钱的嫌疑。上世纪80年代，喜力啤酒公司总裁阿尔弗雷德遭员工亲属绑架，尽管事后获救，嫌疑人都已落网，但仍有八千万的赎金至今下落不明，警方怀疑查理的生意伙伴杨·奥登在一场看似合法的交易中混入这笔资金。

官司结束后，查理拿着政府的两千五百万付款，在阿姆斯特丹另外购入了20套房产，其中两套在红灯区。这些资产仍交由他的朋友杨·奥登打理。

台面上的生意被中断了，但查理在红灯区的触角仍然牢固。他继续通过贩卖大麻的商店，贷款给红灯区内的从业者，因为很少有银行肯冒险贷款给他们。

红灯区的整治行动一直在进行，效果不如人意。不仅没有如同政府预期的那样降低犯罪率，反而没有以前那么安全，租金不降反升。之前属于查理的妓院被市政厅改造成“市政妓院”。这一妓院可容纳40名工作者在此工作，并且由“我的红灯”基金会参与运营。在这里，性工作者们对自己的工作有绝对自主权，摆脱皮条客和房东的勒索。

查理现在常住肯尼亚了，似乎离荷兰的性、毒品等世界已经很远。这位曾经与黑帮大佬、色情大亨喷云吐雾的红灯区之王，现在过上了田园生活，从他住的小木屋里，可以眺望远处的红树林，以及更远处的印度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