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安全问题研究

张宁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演进

“一带一路”是2013年9月和10月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它将充分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借助区域合作平台，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经济往来密切，中国的投资也是乌兹别克斯坦的重要融资来源，中国的累计投资总额约80亿美元。吉方特别重视南北高速公路和中吉乌铁路的建设，该国领导层也意识到了创建高科技产业、自由经济区和科技园区的重要性。另外两个中亚国家——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也参与了“一带一路”框架下实施的项目。

中亚地区的主要安全问题

中亚地区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大国博弈、地缘政治争端区域，存在许多安全问题亟待解决。

极端主义

总体来看，对中亚地区产生威胁较为严重的主要是伊斯兰极端主义。中亚国家独立前，苏联政府长期坚持无神论和反宗教宣传，对中亚各国人民的宗教信仰严格限制，使该地区的宗教热情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压制。独立后，“伊斯兰复兴”[1]就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穆斯林人数、伊斯兰教团体和清真寺数目猛增，经文学校大量开办，教民争相赴麦加朝觐，宗教活动有了更大发展。如苏联解体时，中亚五国清真寺只有160 座，但到 1993 年已增至 5000 座，其中吉尔吉斯斯坦的清真寺数量在五六年内增长了百倍之多。[2]

中亚伊斯兰极端主义实质上是中亚伊斯兰教复兴背景下的宗教异化与蜕变，是某些宗教政治家为谋取政治利益的一种理论工具。[3]总体来看，在中亚地区，伊斯兰极端主义并非首要安全问题，但却正在成为重大威胁之一。一方面，宗教极端主义制造恐怖，破坏所在国国内的政治稳定和地区和平，不利于中国的海外投资、地区经济合作和能源需求安全；另一方面，境外激进的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必将激化疆独势力的分裂情绪，不利于中国西部边疆的稳定。[4]

恐怖主义

根据《2017 年全球恐怖主义指数报告》发布的数据，中亚五国中受恐怖主义影响最严重的国家是哈萨克斯坦。当前，中亚地区存在数十个大大小小的恐怖组织，它们从事各种非法活动，严重破坏了正常的社会秩序。除此之外，中亚的伊斯兰极端主义还与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合流，给国家和地区安全造成严重威胁。

民族问题

中亚五国均为多民族国家，因此存在许多矛盾：一方面主体民族与俄罗斯等非主体民族的矛盾，表现为主体民族和俄罗斯人之间地位的变化而引起的矛盾。中亚各国的民族政策同样损害了其他少数民族的利益和民族感情，使中亚主体民族与非主体民族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矛盾和冲突，导致民族间的摩擦时有发生。

另一方面跨界民族问题，表现为民族划界后的遗留问题，许多人跨界而居。1990 年和 2010 年分别爆发了两次乌兹别克人与吉尔吉斯人大规模冲突事件，造成严重伤亡，对吉尔吉斯斯坦社会安全与稳定以及中亚国家间关系造成十分恶劣的影响。[5]

边界领土争端

中亚国家间边界绝大部分是 1924 年苏联实行民族识别和划界工作的直接结果。苏联解体后，各个加盟共和国相继独立，边界问题因而日益成为影响中亚国家间关系的一个重要问题。

一是边界归属问题，主要有哈萨克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关于位于哈、乌两国边界的南哈萨克斯坦州的萨拉哈什的归属之争；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关于奥什州的一部分地区的归属之争；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关于撒马尔罕与布哈拉的归属之争等。

二是飞地问题，主要有乌兹别克斯坦有4块，塔吉克斯坦有2 块，吉尔吉斯斯坦有2块。飞地问题不仅给一些国家带来行政管理上的不便，甚至会造成地区冲突。飞地是引发边界冲突的重要原因，飞地周围居民很有可能发生冲突。

水资源争端

中亚地处欧亚大陆腹地，远离海洋，是典型的大陆性气候，水资源成为制约这一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

一是分水不均问题，这个问题在阿姆河流域的塔乌之间、乌土之间尤为明显。塔、乌两国因为水资源分配问题，引起了许多争端。在咸海流域同样存在分水不均的问题，位于上游的塔、吉兩国拥有的水资源分别占整个咸海流域的 48.4%和 23.1%，而位于下游的乌、哈、土三国的水资源总和仅占20.5%。[6]

二是灌溉和发电的矛盾，在咸海流域，位于上游的塔、吉两国由于油气资源匮乏，只能利用自身水利条件，通过水力发电解决能源短缺问题；而位于下游的哈、乌、土三国则需要大量的灌溉用水维持农业的发展。水资源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是能源矛盾。最具代表性的是吉、乌、哈三国关于托克托古尔水库冬季发电与灌溉的冲突。[7]

虽然中亚各国在水资源问题上做出了积极的努力，签订了一些协议，但在具体问题上，谁都不愿意在自身利益方面做出让步，导致问题没有很好解决。总体来看，在中亚水资源利用和管理中主要存在观念问题、资金问题、机制问题、缺乏国际法基础、地缘政治矛盾与大国介入等问题。除此以外，中亚地区还存在其他安全问题，比如颜色革命和毒品问题等。

应对中亚地区安全问题的政策建议

针对上述指出的中亚安全问题，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立安全预警和防范机制

建立统一的科学论证机构。对未来可能的安全保障需求进行全面研究和科学论证，确立中国战略利益拓展安全保障措施的基本框架。建立风险管控机制。一旦遇到风险，需要立刻启动应急机制。这既包括利用现行国际法、国际规则及机制，也包括创建新的国际机制和改革现行国际规则。既要强化国别分析和风险评估，全面评估沿线局势风险，加强对该区域未来局势的预测研究。又要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建立全球安全预警和防范机制。

立海外安全战略支点

精心选择战略支点国家优先推进，然后以点建线，以线带面。一般来说， 战略支点是指在次区域的、区域的、跨区域的或全球的多边合作框架下，通过战略性的双边互动、交流与合作，能有效发挥全局的或关键的支撑作用，并能对多边合作其他各方产生积极的示范、引导和激励效应，从而切实保证多边合作进程稳定、和谐、有序的国家或地区。当前，中国正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一道规划中蒙俄、新亚欧大陆桥、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中巴、孟中印缅六大经济走廊建设。中哈两国领导人也多次表示，要将“一带一路”倡议与“光明之路”计划对接。

过科技创新加强安全合作

共建联合实验室、科技园区合作、技术转移等四方面启动具体行动，与沿线国家共享创新驱动发展经验，带动沿线国家不断提升创新能力，切实发挥科技创新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支撑和引领作用。当前，科技创新在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要以科技创新促进安全合作，在边境管控、信息监测、密码破译等方面扩大科技产品的使用范围，这些技术手段在反恐、禁毒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关键的作用。

“一带一路”建设是我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推行互利共赢的重要平台。“一带一路”恪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秉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理念，全方位推进务实合作，打造绿色、健康、智力、和平四大丝绸之路。经过近六年的发展，“一带一路”逐渐惠及欧亚地区乃至全球。中國与沿线国家合作成效进一步显现，政策沟通与设施联通进一步增强，贸易畅通水平不断提高，资金融通明显改善，民心相通水平明显提升。我国与沿线国家的合作总体进展顺利，已取得一定的成效。

参考文献

[1]杨恕. 蒋海蛟.伊斯兰复兴和伊斯兰极端主义[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2）：59-64.

[2]何希泉. 中亚变局中的民族宗教问题[J].现代国际关系，2005（2）.

[3]苏畅. 中亚伊斯兰极端主义的由来及应对[J]. 现代国际关系，2016（1）：56.

[4]史谢虹. 中亚宗教极端势力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影响及我国的应对[J]. 世界宗教文化，2016（2）：15-17.

[5]陈联璧. 中亚五国的民族关系问题[J]. 世界民族，2001（2）.

[6]姚海娇，周宏飞.中亚地区跨界水资源问题研究综述[J].资源科学，2014（6）：1176.

[7]杨恕，王婷婷. 中亚水资源争议及其对国家间关系的影响[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5）.

（作者单位：新疆师范大学政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