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诺贝尔经济学奖花落“扶贫”

纪哲

“他们把实验方法引入发展經济学”

▲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首次出现“夫妻档”——巴纳吉和迪弗洛是夫妻。

如何有效减贫是经济学自诞生以来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

据颁奖委员会介绍，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引入了一种新的方案以应对全球贫困问题，那就是将困难议题拆分为更小、更易操作的问题，来为抗击贫困找到有效路径。“他们其中一项研究的直接结果是，超过500万印度孩子从学校有效的补习辅导项目中受益。”

据介绍，世界超过7亿人仍依靠极低的收入生活，每年仍有大约500万5岁以下儿童死于可通过低成本预防或治疗的疾病，世界上有一半的儿童在没有基本读写和计算能力的状态下离开学校。

减轻全球贫困的最佳手段是什么？ 三位诺奖得主提出了一种新方法，将减贫这个宏大的问题分解成个人或群体层面上更小、更容易处理、更精确的问题，然后通过实地实验来寻找答案。

例如，人们早就意识到，穷国和富国的平均生产率差距巨大。但巴纳吉和迪弗洛注意到，穷国内部的生产率也有很大差异，一些个人或公司使用最新的技术，而另一些则是以过时的生产方式生产类似产品或服务。因此穷国平均生产率低，主要是因为一些个人和公司的落后。这是否反映了信贷不足、政策设计不当，或人们很难做出完全理性的投资决策？今年诺奖得主设计的研究方法正是应对此类问题。

又如，教育是他们的一项重要研究。哪些干预措施能以最低成本提高教育成果？在低收入国家，教科书稀缺，孩子们也经常饿着肚子上学，如果学生能获得更多课本，他们的成绩会有所提高吗？提供免费校餐会更有效吗？

据悉，为了回答这些问题，三位诺奖得主在肯尼亚和印度进行了若干实地实验，选择一些学校随机分组并提供不同的资源。对照实验发现，提供更多教科书和免费校餐只产生了很小的影响，而针对弱势学生的帮助则显著改善了教育成果。实地实验还对教师激励和责任缺乏进行了调查，发现提高教师积极性的方法之一，是与他们签订短期合同，表现良好再延长合同。

他们在低收入国家教育领域开展的实验和研究表明，一般而言，提供额外资源的价值有限，而使教学适应学生需要的教育改革则很有价值，改善学校管理和要求不负责任的教师承担责任也是有成本效益的措施。此后，他们在其他国家进行了许多新的实地实验，专注于卫生、获得信贷和采用新技术等重要领域。

今年获奖者设计的实验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个是参与者是在他们的日常环境中做出实际决定，这意味着新政策措施的测试可以现场应用;另一个是实验不仅测试了某种干预是否有效，还探寻了原因。他们的实验被比作药物的临床实验，旨在找出并证明哪些投资是值得的，哪些投资对最贫困人群的生活影响最大。

迪弗洛在宣布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发布会上通过电话表示，他们三人的工作重点是理解“贫穷的深层、相互关联的根源”，指出政策制定者往往会笼统地描述贫困人口，认为他们完全是绝望、懒惰或没有创业精神的人群，却不了解原因。“我们的方法是一个一个地解决问题，并尽可能地用科学的方法来检验它们。”

为了研究影响参与者做出决定的动机、限制和信息，他们也应用了 “契约理论”和“行为经济学”，这两种理论的研究者分别于2016年和2017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短短20年的时间里，三位诺奖得主以实验为基础的新方法改变了发展经济学，实地实验已成为发展经济学家调查减贫措施效果的标准方法。

经济学奖出现首对“获奖夫妻档”

▲诺贝尔奖评选现场。

从1969年到2018年，总共有84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其中最年轻的是51岁的阿罗，而最年长的是90岁的赫尔维茨，平均年龄也达到了67岁。经济学本属于文科大类，但女性在该领域的表现远远不如男性，半个世纪以来，诺贝尔经济学奖只颁给过一位女性——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奥斯特罗姆凭借对经济治理尤其是公共经济治理方面的分析而获得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这表明女性处于相对劣势。

法裔美国人迪弗洛是第二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女性学者，也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得主，今年46岁。迪弗洛在美国和法国学术界享有很高声誉，自她在2010年获得著名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以来，外界就广泛猜测她将斩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迪弗洛表示，希望这一奖项能激励其他女性经济学家继续工作，并获得男性给予的应得的尊重。

颇为引人注目的是巴纳吉和迪弗洛是一对夫妻，而巴纳吉也曾是迪弗洛的博士导师。他们是诺贝尔奖历史上第五对搭档得奖的夫妇，也是经济学奖首对获奖夫妇，两人联合创建了阿卜杜勒·拉蒂夫·贾米尔贫困行动实验室（J-PAL），并共同为该实验室提供指导，这是一个致力于实地实验的、全球性的反贫困研究人员网络。他们一起发表了数十篇研究论文，还合著了两本书：《贫穷经济学》和即将出版的《困难时期的好经济学》。

当被问到，成为第二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女性感觉如何时，迪弗洛表示经济学专业根本无法很好地对待女性，未来她希望看到更多的女性经济学家崛起，经济学的“环境”需要改善，要为妇女创造良好的环境。“我希望，通过我自己这个例子能表明一个女人有可能成功并获得成功的认可，我希望这会激发许多其他妇女继续工作，以及许多其他男人像每个人一样给予她们应有的尊重。”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員李仁贵对记者分析，今年适逢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50周年，这意味着在获奖规则上可能有些调整。例如，获奖者年龄下限突破，此前，一位经济学者从作出理论贡献到获得诺贝尔奖一般需要二三十年或更长时间，而今年这一时长有所缩短，对于中青年学者是一个极大鼓励。此前奥斯特罗姆是在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40周年之际获奖，50周年女性经济学家获奖的可能性较大，迪弗洛获奖符合预期。

北大国发院教授张晓波与三位获奖者有过交集。“我在2006年的时候认识了他们三人。他们把实验的方法引入到发展经济学当中，引进到减贫的问题中”，张晓波说，对于解决贫困问题，三位获奖者认为应该从微观的小事情一点点做起，而不是用大的理论。

张晓波说，在他们三人看来，双盲的随机实验才算最科学的，发展经济学必须进行这种随机的实验，但是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是通过做随机实验来解决减贫问题的。中国在减贫上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从来没有做过双盲的随机实验。

“因此，中国的经济学界没有必要去迷信他们。他们的一些实验方法可以借鉴，这种方法可以当做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工具，但不能为了工具而工具。”张晓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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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中国情结”

诺贝尔经济学奖作为经济学界最重要的世界奖项之一，一直受到极大关注。尽管目前尚未有中国经济学家获得此奖，但此前历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中，不少人与中国存在一定渊源。

蒙代尔：最常来华并获永久居留权

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被授予罗伯特·蒙代尔（RobertA.Mundell），以表彰他对“不同汇率体制下货币与财政政策及最优货币区域分析”所做出的贡献，其理论成为欧元理论的基础，蒙代尔也因此被誉为“欧元之父”。

蒙代尔后期的研究常涉及中国经济，写过《过渡经济中的货币和金融市场改革：中国个案》。蒙代尔多次到访中国，2005年3月，蒙代尔获得北京市政府颁发的永久居留证，成为“北京市民”。

蒙代尔在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开设了一门经济学讲座（现名“黄达-蒙代尔经济学讲座”），多次到该校发表演讲。在2001年的一次演讲中，蒙代尔表示，中国经济完全有可能在西方经济进入衰退的寒流中保持高速增长。

与中国研究机构、高校合作的诺奖得主

诺奖得主与中国产生联系的另一种方式是与研究机构、高校等合作。例如2000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赫克曼（JamesJ.Heckman）和2011年得主托马斯·萨金特（ThomasJ.Sargent）。

詹姆斯·赫克曼与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等研究机构和院校有着很多合作，2018年11月获聘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名誉教授。托马斯·萨金特于2017年6月加盟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主持成立了“萨金特数量经济与金融研究所”并担任所长。

萨金特曾多次就中国经济领域的相关问题发表看法。在此前的专访中，萨金特谈及贸易问题表示，全球化趋势不可阻挡。

来华讲座建言中国经济发展

不少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经常来中国参加研讨会、讲座等活动，其中有几位是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常客。例如，哥伦比亚大学教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E.Stiglitz）、迈克尔·斯宾塞（A.Michael Spence），曾连续多年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为中国经济发展提出建议。

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9年年会上，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表示，中国目前需要面对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是，如何能够保持经济增长、收入和就业的稳定，同时又能够应对越来越大收入差距的问题。他提出，中国可以用更多税收政策调整社会公平问题。

迈克尔·斯宾塞的观点则聚焦于投资方面，他认为目前中国改革的目标是希望投资更加有效，避免低回报的投资。

诺奖得主的中国学生们

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中国朋友圈”中，最常见的是师生关系。197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是中国经济学家蒋硕杰在英国伦敦大学政经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时的导师。

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与中国经济学家邹至庄也有师徒关系。邹至庄1951年赴美国芝加哥大学读博，弗里德曼是他的老师。邹至庄最为著名的理论是“邹氏检验（Chowtest）”，主张用计量的方法来研究经济学。

2007年诺奖得主里奥尼德·赫维茨是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田国强的老师。赫维茨被称为“机制设计理论之父”。田国强的研究领域也包括经济机制设计理论，2006年曾被《华尔街电讯》列为中国大陆十大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

另外，1979年诺奖得主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W.Schultz）是林毅夫的老师。

除师生关系外，还有中国经济学家与诺奖得主是好友关系。新制度经济学和现代产权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张五常，与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哈里·科斯均为好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