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式关系看社会改革中的角色担当

崔依阳 邵长超

【摘 要】本文聚焦于当代社会改革，电影中的农场及其角色映射着中国政治生态的现实及问题，从不同人物及其符号意义反思现实政治生活中的权力更迭关系，知识界如何与社会历史对话的问题。

【关键词】政治生态；中国式关系；角色担当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9）23-0104-02

一、丁务源：中国式关系的符号代表

作为电影的主人公，丁务源的角色灵魂贯穿始终，他作为树华农场的场长，不仅是书中人际关系的角色代表，更是关照现实社会中中国式关系的符号代表。在他的身上，多方面关系处理的矛盾展现得淋漓尽致，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与知识界的互相利用，带有骨子里蔑视的文人穷相。丁务源与秦妙斋蝇营狗苟，前者为利，后者为名。丁务源依靠秦妙斋所谓的艺术沙龙来满足自己的文化淫欲，他游走在秦妙斋所构架的反传统的社会价值体系之中，拥有一种游离于政治之外的文化快感；同时他需要秦妙斋所具有的文化感染力和文人自诩的“清高”，使他政治界能够依靠知识界获得精神食粮来愚弄大众，政治界为文化界提供了生存的空间，实际上主宰了文化界的生存和话语导向，以此来求得政治界的苟安，尽管获得实际利益的可能性极为渺茫，但是又可以作为另一种生存法则来备用。尤其表现在电影最后对于尤大兴的驱赶，丁务源隔岸观火，洞察欲利，其实是他所筹划的极好的一出借刀杀人的戏码。

与尤大兴的利弊权衡，实际的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相左。在“树华主任”具体岗位上，丁务源存有对尤大兴实业改革的忌惮和排斥，他忌惮尤大兴的专业性，排斥他为人刚正，怀有不得暗通款曲的恼妒；但在实际的个人利益面前，他无视专业性岗位的公共需求，贪图享受实业的胜利果实以及其带来的一系列名利。

与股东的关系类比行政权利和人民的背德。权力的合法性是由后者提供的恶，但是由于监管不力和实际利益的享用，使得政治生态成为“无人”的荒原，股东们对农场运行权力的放任实际上造成了作为个体的股东和作为公共事务的分离，即阿伦特的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分离。

二、秦妙斋：清谈的伪知识分子

作为电影中政治生态描述的文人界的嘲讽，秦妙斋不仅掀起了一场有关艺术家的虚无争论，更是映射出现实中国式政治關系中伪知识分子自我标榜浑水摸鱼现象的一场无稽之谈。

与丁务源政治权力的相互寄生，政治关系最终摧毁为伪文化意识。秦妙斋具有典型的“高知”意识，他始终站在一个泯然众生的视角来冷眼旁观。甚至丁务源左右逢源的本事都在其中的一段时间失去效果，他把与每个人的关系都划分到本心之外。丁务源提供的农场的只作为他暂时精神的憩息地，他是游离于任何政治立场之外的知识笔杆。文化界把政治空间（大厅）当作为栖居场所，借住亦借助，最后给予政治空间的一点实际效用就是为政治大厅的继续维持和扩张宣声造势，即电影中的秦妙斋混说众人作乱，是丁务源回归农场的前提条件。然而政治提供的栖息空间是暂时的，秦妙斋最后还是成了政治的一枚棋子。

与尤大兴的关系是失去原存政治权利的依赖的基础。而这种依赖是建立在畸形的政治生态循环中，秦妙斋将基于对原始生存空间的维护的情感转移到了原始生存空间的提供者丁务源身上，从而反对农场场主的权力更迭，继而对新任权力产生极端的排斥和敌对态度。

与股东关系的断带空白。在电影里，知识分子和股东们的交集是空白的，知识分子受到来自社会各界包括自身的刻板定位，由于这一普遍性的刻板印象使得知识分子只能依靠政治界的桥梁来与以股东为代表的经济物质需求得到微渺的沟通，这也是在社会现实中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反思和警醒的问题。

三、尤大兴：专业型的领导者，社会改革中的实干家

尤大兴作为电影中失败的“反例”，从他个人的政治生涯以及被卷入的丁务源设计的权力斗争中的遭遇，可以窥见中国式关系下现存政治生态的尴尬境况。

与丁务源的敌对关系，从优势地位到劣势地位的荒唐政治生态现状。尤大兴的优势是专业技能，劣势是组织系统协调性差，在尤太太的亲缘关系的经营中可见一斑。他忙于实业的苦干，忽视人际关系的疏通，然而中国式的人情关系中，业绩并不能作为唯一的评判标准。没有人情的土壤来培育，实业的种子始终不能得到发展与继承。尤大兴也只能在深夜抒怀一句“历史的车轮碾压”让不懂“碾压”为何意的妻子，怅惘叹息。

对园丁的关系上他则存在着明显的层级区分，相较于丁务源对园丁们的亲善，这种务实的态度比丁务源的人际原则更缺乏情感共鸣，无法让他获取基层群众的认同。他规定的条条框框是符合公共领域的准则，也是人情社会的背德。

与秦妙斋关系的直接对立，公共利益的寄生与维护。一方面是秦妙斋对雇主的负责态度以及自身生存空间的下意识保护冲撞了尤大兴公共利益的维护；另一方面是他身为实业家的家国情怀与秦妙斋自诩艺术家的空想救国相违背相抵抗。以尤大兴为代表的实干家苦恼于公共领域的主导话语权被伪知识分子所剥夺并随意导向，因而必然形成了一种利益意识的根本对立。

与股东之间的关系具有中国式的含糊不清，但他的直接出现缺乏决策机关引导的权力过渡，缺乏股东们赋权的说明；而且他始终抱有打破原有政治生态的幻想，渴望事业获取殷实的成果，他缺乏与人的情感联系，而这种联系是中国式关系的核心精神。

四、股东们：政治赋权者和背弃者

股东们在电影中只有寥寥几次的出现，然而股东们的立场映射了权力来源，尤其是中国人民群众对待各方的立场和态度。

园丁们其实本质上是如尤大兴所讲的“流氓与乌合之众”，他们视股东们和与股东沟通的桥梁丁务源为精神领袖，因而他们毫无见地和立场，只会一味地盲从。于是在股东们中饱私囊的压制下，园丁们相信了“共同致富”的形式主义，于是股东可以隐匿在背后，继续鼓吹功利主义和“共产主义”，导致社会财产原则的恶性循环。关照当代中国式关系社会里，警示启发现代政治生态境况中，需要对群众进行政治启蒙，对官员进行制度规范。

五、结语

由于中国传统社会组织中缺乏公共观念，习惯于把公共领域转化成私人领域，从而不能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创造更多的福利政策。在社会改革的关键时期，如何在中国社会复杂的政治生态中提高效率，实现各方利益的最大化才是根本道路。电影以对现实主义进行的反思和批判使我们能够明晰社会发展过程中各类角色的相互关系，抓住利害，破解中国式社会关系的密码，重新定位角色担当，推动社会改革高效有序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