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幸福”的(Ⅰ)

摘  要：对“幸福”的考察是人类思想史的一个核心任务，西方经济思想史中的“幸福”概念经历了从“财富即幸福”到“效用即幸福”的变迁。早期新古典经济学继承享乐主义思想传统，视“幸福”为“享乐”、“效用”，“幸福”是一种有着丰富内容的感受;之后，受行为主义方法的冲击，新古典经济学对“效用”的分析从“基数效用”转向“序数效用”，并进而试图完全抛弃“效用”概念，用“显示偏好”取而代之。如此，作为一种具有强烈主观感受的概念，“幸福”在新古典经济学思想中几乎被完全驱逐出去了。但是，随着行为主义方法的衰落，福利经济学和社会选择理论对“幸福”概念的坚持，心理学对“幸福”问题研究的深入，对“幸福”问题的研究又重新回到现代经济学的视野。

关键词：幸福;效用;无差异曲线;显示偏好

近些年来，幸福越来越成为很多国家关心的民生问题，从最早的南亚国家不丹发布国民幸福总值，到后来的美国、英国、法国、荷兰、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幸福指数研究，再到2012年联合国发布的《全球幸福指数报告》都显示了这一点。在国内，2012年中央电视台推出特别调查节目“幸福是什么？”，年初人民日报刊发文章“物质幸福时代已经结束，新时代来临”，也说明中国政府和民众对幸福问题的关注。在经济学领域，随着Easterlin（1974）提出所谓的“幸福-收入悖论”之后，经济学家重新重视对幸福问题的研究，近二三十年来更是涌现了大量有关幸福研究的文献（Frey & Stutzer，2001;Frey，2018）。只是这些研究的重点更多地集中在“幸福的影响因素”上，而对“幸福的范畴和性质、以及幸福范畴在经济思想中的变迁”这一根本问题着墨甚少，这不利于进一步推进对幸福问题的研究。

本文试图梳理幸福概念在经济学思想史中的演进脉络，尤其是要描述，在新古典消费者理论逐步成形的过程中，幸福概念是如何一步一步地被逐出经济学的。文章共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说明新古典经济学之前和早期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学家们对“幸福”概念的界定;第二部分，阐述经济学家们为了发展新古典消费者理论，如何发现基于“基数效用”概念上的无差异曲线;第三部分，分析帕累托、斯拉斯基、希克斯和阿伦是如何回应行为主义的挑战，一步一步地将消费者理论建基于序数效用之上;第四部分，讲述萨缪尔森如何在显示偏好的基础上建构消费者理论，并在其他经济学家的支持下，寻找显示偏好与序数效用等价的条件;第五部分是结语，给出导致“幸福（效用）”概念回归现代经济学的四种推动力量。

一、幸福、享乐与效用

“幸福”一直是人类追求的目标，但是对“幸福”的认知却有着不同的视角。纵观西方思想史，主要存在兩种幸福概念。一是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将幸福视为一种宁静与和谐。在人类存在多元目标、且这些目标存在冲突的情况下，幸福就是利用某种方式使得相互冲突目标之间的和谐共处。二是幸福就是获得你想获得的东西，幸福就是快乐。在幸福的概念史中，这一概念一再以各种形式出现，其代表人物有普罗塔哥拉、霍布斯、边沁、穆勒等。十七世纪中期，霍布斯将这一观点形式化，边沁将之系统化。

（1）新古典经济学之前的幸福观

在经济学思想史里，对幸福的认识主要是基于第二种概念——享乐主义之上。前古典经济学主要是研究财富与幸福之间的关系，在很长时间里直接将财富等同于幸福，如：古希腊的色诺芬把幸福界定在物品的有用性上，从物品的有用性和可交换性上来解释幸福问题，即财富就是幸福。之后的启蒙运动时期，曼德维尔认为对财富的一切追求都必须在人的本性、本能和激情得到充分发挥的前提下才能改善和促进人类的幸福。重商主义者则把金银货币作为财富，关注商业财富的生产特别是对外贸易促进人类幸福的作用。重农学派认为重商主义政策会破坏人类的自然秩序进而主张重视农业，因为农业才是改善和促进人类幸福的真正财富，把财富界定在农业纯产品上。古典经济学时期，斯密对幸福问题的研究则更加全面，但主要讨论影响幸福的相关因素，如：财富、道德、制度等，而对幸福本身的定义，和前古典经济学一样，并没有太大的进展。

（2）效用即幸福：新古典经济学的幸福观

进入到新古典经济学时代，边沁在其《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开篇第一句写道“自然将人类置于两位主公——快乐和痛苦——的主宰之下。只有它们才指示我们应当干什么，决定我们将要干什么。是非标准，因果联系，俱由其定夺。凡我们所行、所言、所思，无不由其支配”。在边沁看来，幸福即是“享有欢乐，免受痛苦”。边沁继承了古希腊享乐主义思想，将趋乐避苦作为功利主义的原则依据，同时也继承了启蒙运动时期道德情感主义的幸福思想，将哈奇森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思想作为功利主义的基石。自边沁提出的“功利”概念在经济学和伦理学中的影响不断扩大，幸福一词开始被“功利”或“效用”所取代，幸福原理和幸福最大化也开始被“效用最大化”、“功利原理”、“效用原理”所取代。之后，杰文斯接受边沁的思想，他坚信功利主义是科学的经济理论唯一可能的基础：“经济学的目的，原是求以最小痛苦的代价购买快乐，从而使幸福增至最高度”，“经济学的问题，是以最小努力获得欲望的最大满足，以最小量的不欲物获得最大量的可欲物”。杰文斯进一步认为，快乐与痛苦可以称为效用。“一物所以能为吾人服务而自成为一种商品的抽象性质，可另用效用这个名词来指示。凡能引起快乐或者避免痛苦的东西，都可以有效用”。边沁认为“所谓效用，是指任一物的性质，该物因由此性质，故对于当事人，有一种趋势，可以产生利益、快乐、善或幸福”。

二、基数效用与无差异曲线

由于古典经济学没有为纯交换环境下的定价问题提供任何说明，这就意味着无法为消费者需求理论提供基础。发端于门格尔（1871）、杰文斯（1871）和瓦尔拉斯（1874）的新古典经济学，在效用概念的基础上构建出消费者需求理论。他们在构造该理论时将“效用最大化”作为消费者行为选择的标准，一种商品的经济价值取决于消费者对该商品的边际效用，由此推导出的需求曲线是基于“基数效用”的，而且他们还采用了一种特殊的效用函数形式，这在马歇尔（1890）的理论体系中最为典型。

（1）一种商品时的效用曲线

尽管杰文斯承认效用是不可测量的，但是他还是将总效用写成了一个基数函数 ，代表商品的数量，其边际效用函数就是 的导数。另外，杰文斯进一步将边际效用函数假设为一个正的、递减的、可加的函数。可加性假设，其经验意义为：消费者消费任何一种商品所获得的总效用和边际效用与消费其他商品的数量无关。在这样的假设下，我们可以画出一种商品的总效用曲线，沿一轴衡量商品的数量，沿另一轴衡量从商品的不同数量所得出的效用总量。但是，杰文斯的这种假设忽略了一种现实生活中非常常见的现象：对于消费者而言，商品之间并不都是相互无影响的，而可能是相互联系的（替代品或互补品）。因此，要构建消费者需求理论，需要考察更为一般化的效用函数。

（2）两种商品时的无差异曲线

埃奇沃斯在其《数学心理学》中率先考虑两种或多种商品存在相互联系时的消费者选择问题，他为此发明了基于“基数效用”的“无差异曲线”。如果我们可以画出一种商品的总效用曲线，那我们可以用同样的方法画出两种商品时的总效用曲线，只不过这时候表现为一效用平面。沿两根水平轴线衡量两种商品X和Y的数量，即可画出一图，图上任何一点P代表两种商品一定数量（PM和PN）的组合，从任何这样一点我们能在第三个维度上畫出一根纵座标，它的长度代表从那特定的数量组合所得到的效用数量，把这几根纵座标的顶点联系起来，我们就得到一个“效用平面”（如图1所示）。

由于三个维度的图形难于把握，我们可以用一张二维图代替三维图的使用（如图2所示），沿两轴线衡量两种商品X和Y的数量，即可在水平图上标下效用平面（图1的虚线）的轮廓线，这些线就是无差异曲线。它们把相当于第三维度同样高度，也就是同样总效用的各点连起来。设P和P在同一无差异曲线上，即表示从拥有PM和PN所得的总效用相同于从拥有PM和PN所得的总效用。设P在比P为高的无差异曲线上，那么PM和PN的总效用将较PM和PN为高。

尽管埃奇沃斯率先提出“无差异曲线”概念，但是这个概念是以基数效用为基础的，在“基数效用”的性质和内涵都不清楚，怎么测度“基数效用”也无从谈起的情况下，经济学家需要澄清边际效用递减定律的确切基础。另外，无差异曲线作为一种构建不同商品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的一般化效用函数的努力，还面临着诸多没有解决的理论难题，帕累托（Pareto，1906）、斯拉斯基（Slutsky，1915）、希克斯和阿伦（Hicks & Allen，1934）为此做出了努力。相关内容见下期。

参考文献

[1]Houthakker H.S.Revealed Preference and Utility Function[J].Economica，17：159-174，1950

作者简介：张肖虎（1974-），浙江衢州人，云南财经大学副教授，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