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南渡到北归：宗璞《野葫芦引》系列小说研究

内容摘要：《野葫芦引》系列小说是中国当代杰出的女性作家宗璞近年来的代表作。该系列小说使用写实、写意与议论相结合的文本语言，利用中西交融的叙事策略，塑造出以知识分子为主的人物形象，全面展现了宗璞一以贯之的创作风格，凸显出独特的中国气韵。

关键词：宗璞 野葫芦引 艺术风格 精神内涵

宗璞是中国当代知识分子题材写作的代表作家之一，著有代表作《红豆》、《我是谁》、《三生石》等。《野葫芦引》系列小说是宗璞唯一的长篇小说，包含《南渡记》、《东藏记》、《西征记》和《北归记》。2019年1月，该系列小说最后一部《北归记》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历经三十年，宗璞实现了南渡、东藏、西征之后的北归，给《野葫芦引》系列小说画上一个句号。本文以此为契机，试图以四部可独立成篇又相互联系的小说为文本细读对象，从文本语言、叙事策略、人物形象等角度全面分析文本，探寻该系列小说的审美价值和内涵意蕴，挖掘宗璞一以贯之的创作风格和独特的中国气韵。

  一.文本语言：写实、写意与议论的结合

一个作家的语言风格一方面取决于作家运用语言的熟练程度，另一方面与作家本人的经历、性格、修养和气质息息相关。宗璞的家庭环境奠定了宗璞的语言格调，父亲冯友兰的谆谆教导和言谈举止给她潜移默化的影响，文科研究所的书籍又提供了阅读中国古典小说的便利条件。大学期间，宗璞在外文系接受西方人文关怀和自由思想的影响，并且长期从事外国文学的研究。这种全面的成长历程造就了宗璞自身中西兼容的气质，她进一步将西方话语内化到中国传统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叙事语言系统。《野葫芦引》系列小说是对一段历史岁月进行写意加工的真实再现，“写实”与“写意”两种矛盾的语言形态呈现出和谐的交融，中国古典文学追求的“写意精神”与知识分子表达思想见解的“议论语言”相辅相成。

一方面，《野葫芦引》系列小说的叙事语言是写实的语言，这得益于宗璞写《野葫芦引》系列小说的创作初衷和“求真”原则。她想要写下《野葫芦引》，是“因为有话要说，不然，对不起那个时代，对不起那些人。”[1]宗璞的父亲冯友兰参与了西南联合大学的筹备建立工作，宗璞也随父亲抵达云南昆明，见证了父辈在艰苦的环境中兴办教育的岁月。她的胞兄冯钟辽更是中国远征军的志愿者，亲自参与了滇西战役的历史。她写《野葫芦引》，就是在写这段历史。在创作过程中，她以和史实为基础，写《东藏记》时“和许多抗战时在昆明的亲友谈话”[2]，唤醒自己的记忆，写《西征记》时又“访问了不止一位从军学子和军界有关人士”[3]，全面地了解战争。这种求实求真的创作态度从《南渡记》一直贯穿到《北归记》的创作中。

另一方面，宗璞从始至终都保持着对诗意语言和雅致语言的自觉追求。宗璞有中国古典文学的良好基础，自幼受中国古典诗词的熏陶，并且推崇元好问“雅为诗之品”的诗歌理论。她在访谈中提到“中国诗词那不可言喻的美，薰陶了我的创作。”[4]她的作品确实深得中国古典小说和诗词的神韵，有中国画写意的风格特征。据笔者统计，宗璞在《野葫芦引》中引用古典诗词文赋原文约50余处，还不动声色地巧妙化用多种古典意象。在语言形式上，宗璞常作拟古之语，骈散结合，写山林时写其“深深浅浅”，写云彩时写其“丝丝缕缕”，写山峦时写其“层层叠叠”。叠音词的大量使用，使得语言的层次感十分鲜明，营造出一种古典诗意。宗璞继承了古典小说和诗词传统，将展现抗战历史的文本，融入展现知识分子日常生活和思想境界的氛围，营造出一个写意的诗化的意境，丰富了故事主人公的心理层次和情感世界。

宗璞作为一个具有现代启蒙精神的作家，笔下的小说不可避免地运用了议论的语言来承载那个时代对历史、现实与未来问题的思考。在社会混乱，国家处于十字路口的战乱时代，各种各样的思想观念得以在兼容并包的明仑大学中生长。四部小说中，以几百字篇幅来阐发议论的对话和演讲会多达几十处，以孟樾为代表的教授们和以嵋为代表的学生们成为“说”的主体。宗璞常常借人物之口表达自己对学校教育、人才培养、民主自由、抗战救亡等问题的看法和观点。小说中使用很多议论的语言却不显突兀，而是显示出多种思想的交流碰撞。知识分子是在强权和困境之中仍然坚持为真理和正义说话的一群人，宗璞在讲故事的过程中，并没有回避议论的语言，是其知识分子本色的展现。议论的语言不仅没有破坏作品整体的诗意，还增加了作品的思想深度和内涵厚度，将整个系列小说的思想价值提高到一个相当的高度。

  二.叙事策略：节奏与结构的巧构

在追求小说叙事创新的时期，宗璞仍然保持了一种“中和”的态度，在中国传统叙事和西方叙事中吸取精华，将西方写作技巧内化在中国传统叙事模式之中。《野葫芦引》系列小说使用了西方小說特有的技法，但整体上有明显的中国古典小说的影子，是一个富有现代韵味又散发古色古香的文本。

首先，《野葫芦引》呈现出一个强度和速度均合理的故事文本。一方面，宗璞通过对叙事时间的调控，用加快或放慢叙述速度的方式达到控制小说情节发展的目的。《野葫芦引》系列小说刻画了1937年卢沟桥事变到内战结束近12年的历史，《南渡记》中描写1937年7月7日到7月8日两天的生活的篇幅，占了整整两章，而《北归记》中交代各知识分子的归宿时，又采用“春去夏来”、“又是一年了”等句式，加快叙事节奏。另一方面，宗璞通过对叙事空间的扩充，缓和了时间维度的紧张和冲突，把握了整个系列小说的强度分布。小说的空间基本上处于北平和昆明两个城市，宗璞利用细节再现了北平和昆明带着鲜明地域特色的世俗生活图景，构建出抗战时期的空间面貌。北平的日常生活提及可以听两口马派或谭派的戏园子、卖各种吃食玩物的夏日集市、耍猴的、送冰的、送牛奶蔬菜的、广东挑等各色人物，呈现的是北平大小胡同里的世俗生活图景。昆明的日常生活则侧重描写具有地方特色的吃食，米线、蔬菜、盐酸菜、牛干巴等食物，让人应接不暇。空间描写扩充了按照线性时间顺序排列的内容，将那个年代的风韵保留下来，无形中强化了文本的民族气质。

其次，《北归记》的出版完善了《野葫芦引》的整体结构，四部小说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环环相扣。在《野葫芦引》系列小说的整体结构方面，宗璞明显受到中国古典小说尤其是《红楼梦》的影响。从宏观的角度看，《野葫芦引》系列小说设置了一种带有“先验性”的结构。先验性结构是指“在小说的具体故事情节展开之前或展开情节的最初，作者已经在叙事中首先对作品整体的发展线索有一个或隐或显的交代。”[5]在叙事还未开始之前，宗璞就使用典型的全知视角预先下了定论，搭建整个系列小说的整体框架，使四部间隔多年发表的小说自然地衔接起来。同时，《野葫芦引》系列小说采用了“序”和“跋”的特殊形式，插入宗璞自己写的词曲。小说开头的序曲【风雷引】【望太平】是对整个系列小说的总结，而【泪洒方壶】【春城会】等词曲依次概述了四部小说的故事内容，并在每部小说的结尾设置间曲，《北归记》结尾还加上了四部小说的终曲【云在青天】。宗璞承认这种形式受到了“《红楼梦》里给每个人一段判词的影响。”[6]她预先设定了每一部作品的走向和框架。细读这九首词曲，且不说这些“平仄合律，协韵合辙”[7]的词曲在艺术审美上取得的成就，它们与整部小说产生了精神和内容上的联系，都对整个系列小说的谋篇布局有着重大意义。从微观的角度看，宗璞在每一部小说的创作过程中都有意识地在小说中设置前后贯穿的线索，安排遥相呼应的细节，从而展现文章结构的整体性。《南渡记》中有大量细节和线索，牵引出后三记的情节发展，例如《南渡记》中，玹子等人在院中点蜡烛的情节，呼应了《东藏记》中雪妍不幸殒命和《西征记》中香阁大发国难财的情节。又如《北归记》中写出了卫葑与玹子结婚，带着玹子走上了革命道路的结局，其实早在《南渡记》中就有隐约的线索和暗示。这些细节和线索，如同隐蔽其中的丝线，将四部小说串联成有机的整体。文本最终呈现出一个以知识分子的选择分化过程为外在，以国家民族十字路口的抉择过程为内在的双向结构。

当然，《野葫芦引》系列小说也借鉴了西方小说叙事策略，带有一定的现代色彩。如刻画人物形象时使用第一人称限制视角，插入十三段类似意识流的独白，倾诉发声人心底的呐喊和呼唤。宗璞甚至加入了一些奇异的写法，自杀后的吕老太爷仍能有思想（“棺中人语”），不会说话的婴儿卫凌难也有自己的哀叹（“卫凌难之歌”），彻底进入人物意识，人物内心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得以展现，能够从较深层次上挖掘人物性格根源，避免了传统小说中扁平化的人物形象塑造。

  三.人物形象：以知识分子为主的人物群像

《野葫芦引》系列小说以抗战历史为背景，但宗璞对作品中残酷的战争进行了弱化处理，她重点描写的是一群高级知识分子及其家眷的日常生活，同时还写到与知识分子产生联系的多个阶层。这种写法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战争小说中的人物群像，也利用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给作品赋予了浓厚的民族精神内涵。

宗璞完成《野葫芦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家庭环境和个人经历，她处在战争年代的知识分子中间，可以切实地体会他们的心路历程，所以能相对真实地呈现较为全面的知识分子群像。其中大致分为三个类型的知识分子：第一类是关注国家命运但专注学术、坚信以知识救国的知识分子，这类知识分子有孟樾、庄卣辰、庄无因、萧子蔚等人。孟樾是最为典型的具有现代精神的传统知识分子，注重精神修养，具有知识分子的儒雅风度和强烈的家国情怀。在北平沦陷之初，孟樾毅然远离适合做学问的“方壶”，随学校辗转到南方，为维持教育事业殚精力竭。孟樾的抱负是“学问与事功并进，除了做学问，还要办教育。”[8]即使投笔从戎的呼声很高，他也坚信兴办教育是对国家发展有益的一种选择，更可贵的是在颠沛流离中坚持完成了四十万字的著作《中国史探》。第二类是关注国家命运并投身抗战的知识分子，这类知识分子以澹台玮、卫葑、严颖书和冷若安等人为代表，虽然他们选择的道路不同，但出发点都是投身战争，共赴国难。第三类是投降的知识分子，以凌京尧为代表。凌京尧性格软弱，在本该离开北平的时候犹豫不决，他承受住了日本人的酷刑，却在面对恶犬时选择了屈服。宗璞抓住了凌京尧的内心世界进行剖析，用充满怜悯的笔调来塑造凌京尧的“汉奸”形象。虽然宗璞笔下的知识分子们不是完美无缺的，但宗璞仍然用一种赞赏的笔调刻画他们，因为她还是“把知识分子看作‘中华民族的脊梁，”认为“必须有这样的知识分子，这个民族才有希望。”[9]《野葫芦引》系列小说正是展示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知识分子为了救亡所发挥的无可估量的价值，他们作为一种精神而存在，维系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

在这群知识分子身边，有大量各具特色的女性形象。宗璞是接受西方人文主义精神影响的一代人，她认为女性“要找回你自己”[10]，所以笔下的女性形象多具有独特的自我个性与自我追求。但作为一个有深厚传统文化素养的女性作家，宗璞笔下的女性形象也同时具有贤淑宽厚的传统女性美德。吕碧初面对民族大义表现出坚贞刚强、傲气凛然的一面，她可以冒着生命危险帮助投身革命的李宇明烧毁证物，也可以摆面食摊补贴家用。但她身上更突出的是温柔恭敬的气质和任劳任怨的宽厚，操劳家务，相夫教子，中国传统女性身上拥有的贤淑温良集中体现在吕碧初身上。年轻一代的女性大则以少不更事的孩童少女形象出场，经历了战争和颠沛流离的生活之后，有了坚韧的品格，能够遵循自己内心的选择。纵观《野葫芦引》系列小说，能够发现宗璞笔下的大部分女性形象在现代自由女性和中国传统女性之间，达到了一种自然的融合状态。

《野葫芦引》在刻画高级知识分子这一主要群体的日常生活时，还牵涉出众多有道德责任感和献身精神的抗战群众形象。如以老战、阿露、苦留为代表的普通民众，以马福土司、瓷里土司为代表的地方势力，以彭田立为代表的游击队成员。除此之外，宗璞表现出对滇西战役这段历史的尊重，没有回避国民党军队和美国救援队在滇西战役中发挥的作用，对严亮祖、高师长、赵参谋等国民党将领、以本杰明和谢夫为代表的美国救援队军官进行了详细的正面描写。在宗璞笔下，一幅西南地区团结一致抗日的全景图徐徐拉开，修建滇缅公路、驼峰航线、滇西大反攻的历史得以重现。一系列鲜明的人物形象，传承着牺牲者的精神力量，谱写那一段艰难的历史和一曲壮烈的赞歌。

  四.结语

《野葫芦引》系列小说完成了几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对话，也努力丰富着读者的精神世界。在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形式充斥的今天，宗璞身上仍能保留浓厚的中国古典气韵，成功地将中西方文化协调统一起来，赋予中国传统文化新的生命力，守护精神家园，难能可贵。《北归记》的完结给《野葫芦引》划上一个句号，但对《野葫芦引》系列小说的全面研究才刚刚开始。这部展现宏大历史和个人心史的作品，给中国当代文学史添上了一朵奇葩。“野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自然只能由读者在文本中找寻。

注 释

[1][6]徐洪军.宗璞研究[M].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7.

[2]宗璞.东藏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3]宗璞.西征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4]宗璞.宗璞文集（第四卷）[M].华艺出版社，1996.

[5]韩国颖.论中国古典小说的先验性结构[D].华东师范大学，2007.

[7]卞之琳.读宗璞《野胡芦引》第一卷《南渡记》[J].当代作家评论，1989，（05）：41-44+61.

[8]宗璞.南渡記[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9][10]贺桂梅.历史沧桑和作家本色——宗璞访谈[J].小说评论，2003（05）：42-49.

（作者介绍：张丹，武汉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