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30年以来国内学术界对古代中印文化交流史研究的综述

龙友泽

摘 要：中国和印度的文化交流起步早，持续时间长，是人类文明交流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与现实价值，成为了学界研究的重点对象。近30年来，学界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进展迅速，产生了一系列科研成果。下文将对相关研究成果进行简单的介绍、梳理与评介，以期把握我国对这一课题的研究概况。

关键词：中国;印度;文化交流;中印关系

印度是中国的重要邻国，两国在文化层面的交流至少已有2000余年的历史。在长期的文化交流中，两国文明相互影响、相互交融，从而促进了双方的共同进步与发展。中印两国古代的文化交流以佛教为中心展开，大规模的物质文化交流也隨之进行，这些交流都深深影响了两国的历史进程，促进了双方政治、经济、文化的互通与发展。两国文化在交融中形成了同构性，这成为了双方各领域交流的重要精神基石。因此，我们有必要深入探究“古代中印文化交流”这一课题，并挖掘其中的历史价值与现实价值。

全面分析两国文化交流的具体情状，进一步提高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相关认识，丰富我国对南亚史研究的学术成果，最终更好地认识中印两国文化的同构性，推动双方当今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与发展，也许正是学界研究这一课题的意义所在。

因此，学界对古代中印文化交流史的研究起步很早，而且取得了大量研究成果。特别是近30年来，关于这一课题的各种专著和论文比比皆是。这些研究有的是从宏观层面对两国文化交流的全过程进行综合的分析、梳理与叙述，有的则是从微观层面具体地论述某一个相关问题。且专著多是以综合分析为主，论文多是以具体分析为主。文章将首先对古代中印文化交流的宏观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与评论，再对相关的微观研究成果进行考察与总结，以期深入剖析这一课题的研究现状，从而得到更为深刻的理解。

一、古代中印文化交流的宏观研究

（一）概述

学界对中印文化关系史的研究起步很早，取得了不少成绩，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研究成果。很多研究成果从宏观角度对两国文化交流的方方面面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分析，较具代表性的是季羡林的《中印文化交流史》，薛克翘的《中国印度文化交流史》和尹锡南的《中印人文交流研究：历史、现状与认知》。

季羡林的《中印文化交流史》篇幅较小，以20万言大致梳理了中印文化交流的始末。作者把中印文化交流史分作若干阶段进行讨论，详细阐述了两国物质、精神文化交流的概况、脉络与规律，并指出了两国文化交流的核心纽带是佛教。作者的分析重在梳理脉络、厘清史实、摸索规律，而且并没有拘泥于史，还涉及了“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科学、技术” 等诸多方面，体现了跨学科意识。

薛克翘的《中国印度文化交流史》以40万言详细勾画了两千余年来的中印文化交流史。该书的主要线索和架构与季著颇有相似之处——也是把两国文化交流史划分为几个时期进行分别的分析与讨论，其中既包括微观的史实叙述，也包括宏观的规律探析。此外，该书重点对两国的经济交流与佛教文化交流，官方交流与民间交流进行了详细阐述。薛先生的分析很详密，最大程度地还原了两国文化交流的主要情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尹锡南的《中印人文交流研究：历史、现状与认知》出版于2015年，是关于中印文化交流研究的较新成果。该书一开始也像季著和薛著一样大致梳理了两国文化交流的史实，但更重在分析两国双向认知的情况、特点、产生原因、历史规律等，以期深入探究中印文化交流的核心特质与内在理路，不仅叙说了历史史实，而且勾勒了当今情状。作者学识渊博，思路开放，全方位、多角度地重构了中印文化交流的来去今生，使之更透彻，更易于把握，更具有学术价值与现实价值。

此外，王树英的《中印文化交流》，程爱勤的《古代中印交往与东南亚文化》也从宏观的角度梳理了两国古代文化交流的始末，而且大体也是分时期、分专题，层次分明地把握这段历史的。两书都强调了佛教在两国文化交流中的核心作用，也注意分析了两国的物质文化交流。略有新意的是，《中印文化交流》用了两章的篇幅对印度文化、中国文化进行了详细介绍，使读者能够对两国文化的具体情况进行更为深入的了解。而《古代中印交往与东南亚文化》则提出东南亚是中印两国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甚至深深融入了两国的文化圈中，给学界的相关研究带来了新的启示。

文章《简析中印文化软实力双向传播》、《加强中印文化交流 促进亚洲和谐发展—— “第三届中国-南亚国际文化论坛”综述》《东方文明的气质与中印研究的灵魂——探讨 “中印学 ”的目的与任务》《中印关系发展：文化层面的反思与展望》等则先是简单梳理了两国文化交流的概况，重点指出了其中的重要线索与核心规律，旨在从古老而漫长的两国文化交流历程中开发出适用于当今国际关系构建的现实价值。

关于两国文化交流的资料汇编也十分丰富，如北京大学南亚所编著的《中国载籍中南亚史料汇编》，中印联合编审委员会编著的《中印文化交流百科全书》，耿引曾编写的《汉文南亚史料学》等。《中国载籍中南亚史料汇编》和《汉文南亚史料学》对南亚的史料进行了系统的收集、研究和梳理工作，对各类史料进行了考订、分类与综合汇编，使研究相关问题的学者减少了检索史料之苦。《中印文化交流百科全书》则以条目的形式综合梳理了两国两千多年来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交流的史实，力图具体而微，对中印文化交流史进行全方位的展示。这些资料汇编成为了学界研究中印关系史、文化交流史以及印度史等相关课题的必备工具书。

（二）总评

这些研究成果有很多类似的地方。首先，它们都非常重视对史料的搜集、整理和分析，都希望为深入分析古代中印文化交流史建立雄厚的史料基础。其次，这些研究成果都有一定的跨学科意识，不仅涉及“汉学、传统印度学、佛学、藏学、蒙古学、敦煌学、吐鲁番学、丝路学、现代南亚学”等，甚至还涉及政治、经济、外交、交通等方方面面;不仅善于运用历史学的分析方法，还善于站在文学、语言学、哲学、科学、建筑学、国际政治学、经济学等的视野上对相关问题进行分析与考察。此外，这些研究成果都非常注重开发古代中印文化交流的现实意义，其对古代中印文化交流史进行的这些严密的梳理工作最终还是为了在历史的基础上开发这一课题的现实价值，从而对当今的中印交流起一种借鉴和引导作用。

但是，不同的研究成果也有不同的写作意图和侧重。有的重在史实的考证与分析，力图通过对各种史料的挖掘还原古代中印文化交流之全貌，很少出现对于两国古代文化交流规律的探索与总结。有的则重在开发两国古代文化交流的规律与“密码”，并联系实际，得出构建今日中印关系的治策良方。

当然，这些研究成果也存在不足，大体存在两个问题：其一，宏观结构的不完备。这些研究成果要么注重史料考析而忽略了现实意义的分析，要么注重开发现实意义而忽略了对史料的研究，很少有研究成果能真正实现史料分析与现实价值阐述的有机结合，使其宏观结构达到平衡。其二，具体内容的不完善。例如，很多专著都提出了古代中印文化交流是一个动态的、复杂的过程，是一个相互影响、双向交流的过程，反对把这一交流看作是一个单向流动的过程，即文化从印度流入中国的过程。但它们最终都未能对这一问题给出确证的史料，进行深入的研究，仅仅是作了有限的假设与简短的分析，缺乏论证支持，故而没有使这一问题得到最终解决。此外，在很多注重开发古代中印文化交流的现实价值的专著中，很少详细地论述构建当今两国国际关系的具体实施措施，对一些关键问题——如怎样发挥佛教的重要作用——没有进行深入阐述，留下了些许遗憾。

总而言之，任何研究都不可能达到绝对的尽善尽美，这些宏观结构的不完备，具体内容的不完善终究只是白玉微瑕，不碍观瞻，反而更体现了学术的开放性、多元性和不断进步的可能性。随着学界对史料的不断开发和研究方法的不断进步，我们对相关问题的研究一定能得出更加全面、更加理性的认识。

二、古代中印文化交流的微观研究

（一）两国古代文化交流的核心——佛教

佛教是古代中印文化交流的核心纽带，两国古代的各项交流几乎都有佛教的影子，因此，其在古代中印文化交流史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很多学者都以佛教为突破口来研究中印文化交流，显然，他们都注意到了宗教在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而且，既然佛教俨然成为了古代中印文化交流的基础，那么其一定深深地烙印在了两国文化的深处，因此，其也依然是当今中印文化交流的重要基础。

《华梵问学集·佛教与中印文化关系研究》是王邦维研究佛教与中印文化关系的论文集，其中包括对印度佛教史与中国佛教史的研究。该书重在研究佛学，主要是一部研究宗教的著作，但其中也折射出了关于中印文化交流的许多信息。

王汝良在《形象学视野下的古代中印文化交流》中以比较文学形象学视角对古代中印文化交流进行了观照，指出以佛教为主要载体的文化交流奠定了中印两国友好交往的坚实基础。文章对古代中国的印度形象进行了梳理，描绘了中印文化交流的轮廓，最终指出“佛国形象”在中国的形成，体现了佛教对中国“思想、信仰、道德、艺文”的影响。

章立明在《发挥佛教在中印文化交流中的纽带作用——以戴季陶访印期间的两块碑志为例》一文中强调了佛教之于古代中印文化交流的历史与现实意义。论文以戴季陶访印为突破口，以崇信佛教的戴季陶的视角分析了佛教在古代中印文化交流中发挥的作用。文章指出，即使在今日，佛教依然可以助力于两国的文化交流，因为两国在佛学研究领域中还存在大片的空白地带有待填补，而且中印双方民众间存在宗教文化方面的互补性需求。总之，文章承认了佛教在古代中印文化交流中的重要性，阐发了佛教在今日中印文化交流中的价值。该文视角新，研究水平高，是关于这一问题不可多得的研究成果。

《中印交流中被忽略的地缘文化及其作用》和《东方文明的气质与中印研究的灵魂——探讨中印学的目的与任务》等文章中也都提及了佛教的重要影响与作用，并指出今日的中印关系构建需要发挥文化的作用，且发挥文化作用的关键在于阐发文化间的同构性与相似性，而佛教刚好把两国的文化基因进行了完美的对接，因而能够助力于两国对对方文化认同感的提升。

印度教是当今印度的第一大宗教，而佛教早已衰落于印度本土，这使我们认为中印两国在文化上似乎不能再通过佛教进行呼应。但实际上，佛教在两国文化交流中主要是扮演“看不见的手”的角色，其主要是通过潜移默化的作用对两国文化交流产生影响，从而引起两民族“集体无意识”的共鸣。此外，对于印度而言，印度教曾深受佛教的影响，带有很多佛教的特征，而这些特征早已融入进印度文化的深处。对于中国而言，中国人至今也还深深地受到佛教的各种影响，其也早已融入进了中国文化的基因中。因而可知，佛教已然深深烙印于两国文化的深处，所以，两国当然能够通过佛教找到某种文化认同，从而相互呼应、相互交流。

（二）两国物质文化的交流

两国常常通过贸易进行物质文化的交流。特别是在以佛教为核心的精神文化交流衰落后，两国的物质文化交流便日益发展起来，并逐渐扩大，最终取得了一定成果。

季羡林在《文化交流能推动中印社会前进》一文中精炼地总结了两国物质文化交流的成果，如造纸术、印刷术、火药、指南针、丝以及丝织品由中国传入印度，熬糖法从印度传入中国等。

蔺姝在《丝绸之路上中印文化交流在中印关系中的作用》一文中介绍了两国在丝绸之路上的贸易交流。文章认为，随着文化交流而进行的贸易往来是中印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活动。两国先是以丝绸之路为纽带进行规模较小的物品交换，到后来就发展成为由官方主导的贸易。从汉代开始，中国丝便源源不断地传入印度，对印度的商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殷晴在《6世纪前中印陆路交通与经贸往来——古代于阗的转口贸易与市场经济》一文中非常详细地论述了两国物质文化交流的过程。文章首先分析了關于汉晋时期中印交通线的一些问题，然后介绍了汉晋时期通过于阗进行的中印陆路贸易以及于阗的转口贸易和市场经济状况。总而言之，中印两国的物质文化交流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于官方贸易，这也促进了两国经济的发展。土特产棉布、毛织品以及西方的奇珍宝货如珊瑚、琉璃、琅玕、香料等，不断被输入中国，丰富了丝路贸易和物资交流的内容，加速了两国物质文化交流进程，促进了两国关系的发展。

《古代丝绸之路上的中印交流———以唐初六次遣使时间及唐使官阶为重心的回顾》一文主要分析了印中遣使问题。文章通过考察印中的官方往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两国物质文化交流的状况，也揭示了丝绸之路在两国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作用。

《丝绸之路———古代东西方的商业交流》《古代巴蜀与南亚和近东的经济文化交流》等文章也对两国物质文化交流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分析。

总而言之，两国的物质文化交流起步早，而且一直在不断发展。这种交流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两国经济的发展，也维护了两国的友好关系。

（三）两国其他方面的文化交流

中印两国的文化交流不仅仅止于佛教的交流和商业上的往来，还有文艺、科技、民俗等方面的交流。

薛克翘在《中印文学比较研究》一书中详细叙述了一千多年来的中印两国的文学因缘，促进了中印文学比较研究的发展。书中指出，中印古代文学交流实际上是以佛教为主要媒介的交流，且古代中国文学较多地接受了印度文学。

从中可知，文学交流的背后实际上仍然是佛教的交流，郁龙余的《中国印度文学比较》，唐仁虎、魏丽明等的《中印文学专题比较研究》都详细审视和阐释了佛典翻译文学。

古代中国的艺术交流也离不开佛教这一媒介。《论长江流域早期佛教造像的古印度影响》一文介绍了印度对我国佛教造像的影响，《古丝绸之路乐舞文化交流史》介绍了中国与西域各国的乐舞交流，其中也介绍了印度乐舞以佛教为媒介迅速普及中国的情况。

两国在科技方面的文化交流也非常多，而且很多也是以佛教为媒介展开的。周瀚光在《中国佛教与古代科技的发展》中指出，早期印度等地的一些科技知识通过佛教传播而传入中国， 从而使这些科技知识得以在中国流传并发展。这一交流丰富了我国的天文历算、医药等方面的知识。

李正安的《古代中印医药学交流史》高度概括了两国医药学交流的情况。陈明的《印度梵文医典〈医理精华〉研究》则对相关医学文献进行了研究，其中也介绍了两国医学文化交流的概况。《论古代中印农业科技文化交流》着重分析了两国在农业生产技术方面的合作与交流，《印度与东西方古国在天文学上的相互影响》则探讨了两国天文学的联系，分析了印度天文学对我国的影响。

两国的民俗交流几乎是通过佛教展开的，由于佛教的传播，中国的民俗也蒙受了影响。李四龙的《民俗佛教的形成与特征》中讨论了这一问题，分析了佛教对中国民俗产生的深远影响。佛教传入中国后，就开始与中国传统民间信仰、伦理观念相互结合，并由此形成了一些富有佛教特色的民间习俗，如四月初八浴佛、喝腊八粥、过元宵节、盂兰盆节等。《论中国民俗佛教》等文章也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分析。

总而言之，两国在文艺、科技、民俗方面的交流取得了很多成果。这些交流都存在相同的特点，比如，它们大多是以佛教为媒介展开的，且这种交流多表现为印度文化向中国的单向流动。

（四）总评

学界对于两国文化交流史中的一些具体问题产生了十分丰硕的研究成果，其中不乏有一批优秀的专著和论文。这些研究成果大多注重对某一具体问题进行细致的分析与深入的探讨，而且有一部分很具创新性，其给我们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让我们对一些相关问题的认识变得更为细致和清晰。但是，这些研究成果也依然存在一些问题。其一，和上文提到的一样，这些成果仍然集中于研究印度文化向中國的单向流动，鲜有学者系统地分析过我国文化向印度的流动。当然，从历史上看，在中印文化交流中，我国“拿来的”的确远远大于“输出的”。但是，我国的“输出品”也应该是不可小视的，如果将之忽视，文化的单向流动特征就会盖过双向交流特征。其二，这些研究大都仅仅关注于某一具体问题的某一具体方面，少有研究成果对某一问题进行综合的详细探讨，开出总体的全面分析。当然，这或许是囿于篇幅的无奈结果，但这毕竟使得相关研究成果出现了碎片化倾向，从而没有最终构建起一个系统的研究体系。其三，一些值得专门深入探讨的重要问题——如关于佛教的相关问题——却仅仅是浅尝辄止，有时只是被一笔带过，并没有凸显出这些问题的关键性。其四，由于两国古代文化交流史包罗万象，难以一一具述，导致了许多微观层面的具体课题研究——如中印海路交流——还略显薄弱，尚待进一步开发。

总而言之，任何研究都不是一蹴而就的，我们不能对现有的研究成果过度平章。相信随着史料的不断发掘与研究视野的不断开拓，我国对于相关问题的研究能够取得更多、更好的成就。

三、结语

中印两国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虽势有强弱之分，但并无断绝之时。两国在交流中不断进步、共同发展。以佛教为核心的精神、物质文化交流谱写了一支悠扬动人的中印文化交流之曲。通过聆听，我们能够充分体会两国文化在交融中产生的共性，从而更好地欣赏、尊重和理解对方的文化乃至形成一种相互的文化认同感，从而增进两国互信，推动两国健康、友好关系的发展。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通过文化层面的交流构建中印两国更高水平的友好关系有助于维护世界的和平稳定。2019年6月1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成功连任印度总理的莫迪举行会晤，双方达成了广泛共识，均希望能够持续推进中印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增进两国人文交流，最终实现“助力彼此发展……为亚洲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贡献力量”。

我们应该坚信，随着学界更进一步的研究，我们对两国文化交流的规律、实质的认识会更加深入，从而能够增强两国的彼此认同，更好地开展文化层面的交流，以推动两国其他各项事业的发展，实现共同进步，促成“龙象共舞”，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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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相关内容详见[DB/OL].https：//www.fmprc.gov.cn/web/tpxw/t1672039.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