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语言学：关注语言与环境的新兴学科

洪丹 曾蕾

〔摘要〕 生态语言学是生态学和语言学交叉形成的一种新兴的跨学科语言学研究范式，目前逐步跻身西方主流语言学之列，并在全世界范围内有了坚实的研究团队和丰硕的成果。文章介绍这一领域内最新论文集《劳特利奇生态语言学手册》（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Ecolinguistics）的主要内容，并对相关特点做出简要评价。

〔关键词〕 语言与环境;生态语言学;评介

〔中图分类號〕H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19）04-0033-05

引 言

近半个世纪以来，语言学家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语言和环境、生态的密切关系，并逐步形成了两种研究路径。一种是Einar Haugen[1]的隐喻模式（Haugenian Dogma），即“语言的生态学”（the ecology of language）模式，强调语言的多样性，重点研究语言状况调查、语言生长、语言普及、语言活力、语言规划、语言政策等。另一种是M.A.K Halliday[2]的非隐喻模式（Hallidayan Dogma），即“生态的语言学”（ecological linguistics）模式，强调语言在整个生态系统的功能，主要研究语言在环境保护与环境恶化问题上的作用和影响[3]。本书主编Alwin F. Fill认为这两种模式并非泾渭分明的对立体，而是在“生态语言学”（ecolinguistics）这一大框架下互补的统一体，这一思想从本论文集的基本编排可见一斑。

《劳特利奇生态语言学手册》（以下简称《手册》）是劳特利奇出版社出版的一系列有关语言学的丛书之一，由Alwin F. Fill和Hermine Penz共同编著，2018年正式出版。《手册》由来自世界各国的权威学者执笔，集结了生态语言学领域最前沿的研究成果，是第一本最为全面的生态语言学指南[4]。以下就全书内容做出简要介绍与评价。

一、 内容简介

全书除由Fill撰写的前言外，共包括4个部分，由29章组成。

前言介绍了生态语言学的研究现状。Fill提到，若以Haugen在1972年发表的论文“The ecology of language”为生态语言学开端的话，那么该学科已经历45年的长足发展，并且已经逐渐跻身于西方主流语言学之列，成为超学科时代的先锋。在新科技时代，各大学科打破界限、相互融合的趋势俨然是不可避免的，生态语言学将成为这一伟大进程中一个重要的贡献者。

第一部分为“在社会与个体环境中的语言”，共10章（第1～10章），可以概括为两大类。

第一大类（第1～6章）主要聚焦于语言和生物多样性、少数民族和多民族语言、语言的濒危和复兴研究。SkutnabbKangas和Harmon指出语言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一方面两者的消亡密切关联。如消减式的正规教育教授ITM（indigenous /tribal / minoritized people）的孩子正统主流语言，但是要以他们放弃母语或者第一语言为代价，这无异于一种种族灭绝的行为。另一方面，这两者的不同主要体现在，语言多样性是个体的自主行为选择，即一个人可以掌握多种语言;但是，一个物种不可能同时是别的物种;再者，语言多样性由复杂的社会文化语境所塑造，而生物多样性所受这类影响就微弱得多。生物多样性和语言多样性的消失都根源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这两者的缺失都会最终导致生物文化多样性的缺失。BastardasBoada讨论了语言接触研究中的生态化转向两点原因，一是人们不断意识到用整合的、系统的、全面的方法探究现实和真理的重要性;二是生态路径的生物学研究已经有了成功的经验。思维的“生态化”使得科学家逐渐注意到现实中各种因素和社会文化的动态演变过程的相互关联性和依赖性，生物生态学中的概念也因此被转移到语言生态学中。然而，该作者提出，建立一个语言接触演变的专有理论不能完全依靠生物学中的概念。他还提到少数民族语言和多民族语言都是具有完备功能的言说工具，可以充分满足使用该语言人群的日常需求。之所以会有“少”和“多”之分并非在于它们作为符码的内部结构特征不同，而是与使用该语种的个人与团体之间权力关系有关。少数族群中的双语化和语码转换正是教育政策导向、人口数量悬殊、经济和政治权力差距较量的结果。他提出“可持续性的语言接触”概念，认为生态学视角下的语言接触研究仍旧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是如何构思语言互动表征和概念模型。Romaine认为语言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语言的活力和濒危程度的标准，并就语言的丰富度（language richness）展开了研究。他通过使用语言代际传承干扰扩充量表（Expanded Graded Intergenerational Disruption Scale：EGIDS）、语言活力与濒危图集（Linguistic Vitality and Endangerment：LVE）和《濒危语言目录》（Catalogue of Endangered Languages：ElCat）对比了全球语言多样性的发展，发现语言的复兴和绝迹都具有不均衡分布的地域性特点。大规模的语言灭绝无疑威胁着人类文化的传承和保持，因此他提出，对导致个体或言语社团语言转向的人口、社会文化和态度等方面因素的研究迫在眉睫。Fill聚焦语言的经济属性，提出语言是隶属于个体和社会的文化资本的一部分。他将少数民族语言和濒危语言看成是“经济货币”，并以成本、收益和歧视效应三个参数作为基准，讨论少数民族语言以何种方式给个体、集体、国家/全球层面带来经济方面的优势或劣势。他还倡导积极应对少数民族语言的边缘化困境，认为小语种语言之间彼此加强生态互动和新媒体的宣传是较为有效的措施。Mufwene考察了生态视角下语言的进化。他不认同历史语言学家所提出的“语言是内部驱动演变的”说法，认为语言的进化受社会经济生态学的支配。个体和群体语言使用者的差异、思维和承载语言的身体器官都是语言演变的生态因素。Kaplan提出语言政策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计划，而语言规划是计划的具体执行。很多应用语言学家都担任过语言规划者，因此语言规划通常与二语教学特别是英语教学相关联。他批判了当前把语言规划当成政治行为的做法，认为任命教育部门来负责语言规划是不明智的做法。因为教育部门通常持有“一个国家，一种语言”的错误观念，不能平等对待所有语言，这样只会让语言规划收效甚微。他总结到，语言规划、殖民/新殖民化、翻译活动、英语的普及和前所未有的语言接触都给语言生态带来很大的影响。

第二大类（第7～10章）涵盖了语言接触中的双语和多语现象研究。Ehrhart讨论了个体和社会的双语或多语现象的兴起，并提出研究语言的多样性并非是对单语现象的污名化。他肯定了个体和社会语言多样性的互动关系。从生态语言学角度来看，他认为说者和听着会非常自然地通过自己的语言管理或者隐含的语言政策进行调节以适应交流语境。欧洲委员会特别重视对个体多语者的培养与发展，认为多语能力是一项终生都需培养的语言技能。然而在现实中，各种语言都被当成是相互竞争的孤立个体，教育背景下的語言管理和语言政策仍旧秉行着教授孤立语言的传统。因此，该学者主张，在语言生态不断变化的新时代下，个体多语现象（pluralism）和社会多语现象（multilingualism）、语言接触和语言学习都应被重新定义。Phillipson和SkutnabbKangas探究了语言帝国主义及其给语言生态带来的后果。他指出，殖民政府往往是通过丑化被殖民语言、美化主流语言，并将各语言间的关系合理化等手段维持语言等级。殖民政府推行的语言政策及在教育场所中所实施的语言歧视是对原住民语言的毁灭性打击。这种语言霸权和语言等级制度加剧原住民或本地语言的边缘化，严重威胁着当地的语言生态。他强烈质疑现行教育中是否把多语能力的培养看成是重要的教育目标。他强调，有关语言帝国主义的研究不是要倡导或者推翻某种语言，而是致力于纠正语言互动中的不公正和歧视做法，保持多样化的语言与文化和维持社会稳定与活力。Mühlhusler认为生态语言学和克里奥尔语言学是特定的研究主题，都是探究人类语言性质的独特视角，同样能推动语言学的发展，两者不应该被孤立研究，更不应该被主流语言学边缘化。Couto提出了生态系统语言学（ecosystemic linguistics）的概念。他否定了“语言工具论”，认为这是物化语言的做法。语言本身就是一种互动和交流，是思维的表达，而非工具或途径。他还谈及了语言的内生态（endoecology）和外生态（exoecology），提倡生态系统语言学的整体论和多元方法论研究。

第二部分“与环境相关的语言的作用”共13章（第11～23章），可以概括为三大类。

第一大类（第11～14章）主要论述语言在创造、加剧和解决环境问题中所扮演的角色。Stibbe的文章“积极话语分析：对人类生态关系的重新思考”讨论了生态语言学视角下的积极话语。他指出很多披上绿色外衣的环境语篇实质上表达的并非环保理念，这种“漂绿”（greenwash）行为只能体现一种表层生态。他认为纠正消费话语、经济增长话语、自然作为资源的话语等破坏性话语的做法固然重要，但积极话语分析讲述有关生态的积极故事（story），更能激励人们保护其藉以生存的生态系统。他还提出，评判语篇积极与否的标准在于分析者所持的生态哲学观（ecosophy）。Hansen的文章“运用视觉图像揭示环境问题”研究了环境问题在大众媒体中的三种视觉表征形式：环境/自然的图像、工业/技术的图像以及以人为主的图像。前两者都是对环境问题的去语境化（decontextualization）、审美化（aestheticization）和象征主义（symbolism）表达。这种类化风格图像的意义由伴随的文本所框定，因此被各种场合和媒体滥用。人物图像则包含可识别的语境，因此图像中不同动作者/角色会赋予图像不同程度的权威性、可靠性和信赖度。他指出，有关环境问题的视觉化表征和建构还有待进一步剖析。Alexander结合批评话语分析和语料库语言学方法研究有关环境恶化的问题。他提出语篇能使人们以一种特别的方式理解并建构所处的世界。如跨国企业集体及其政治同盟和新古典市场经济学采取新自由资本方式塑造世界的环境形象，试图通过物化、名词化、抽象表达和委婉语等手段掩盖其所造成的永久性环境恶化问题。生态语言学家有责任对这些破坏性语篇进行跨学科研究并揭示出语言背后真正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Mey从生态视角分析了隐喻的语用。他表明隐喻承载了前人认知世界的方式，对人们理解当今的事情造成一定的障碍。不管是积极还是消极的隐喻表达，都是思维和言语方式，反映并影响着人类的社会认知和实践。他认为“庄稼轮作—政府管理”的隐喻并不准确，不能从本质上解决现行的过渡生产和就业不足的问题。同时，他分析了生态隐喻如“季节性变化”（seasonal change）和“自由流动”（free flow），强调要将这些隐喻置于合适的语境中使用，否则弊大于利。而且，只有人类对“拯救地球”所采取的决定、行动和措施达成共识才能消除生态隐喻的局限性。

第二大类（第15～19章）关注环境话题如何在语篇和媒体中呈现。Goatly在“词汇语法与生态语言学”的文章中主要关注语法在调解人类和自然现象的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意识形态在词汇和语法中有不同的隐秘度，尤其在语法中更为隐晦。他重点考察了及物性小句中所反映的典型事件和移情等级，并研究了小句是如何利用场景状语使自然边缘化和被动化。同时，他也发现自然诗歌中通过使用作格动词，激活经验、标示存在者，拟人化和将人与自然在话语中并置等方式来揭示自然的力量。Kuha回顾了政治语言中的环境处理议题。他提出框定、命名和从施事行为与责任的角度构建社会角色都是政治语言中处理环境问题的惯用手法。他建议相关学者采用批评话语分析、框架分析、社会角色表征分析、隐喻分析和关系网络分析来研究政治语境下的环境语篇，并指明未来研究可以着重揭示环境问题在政治运动中的语言表征。Stckl和Molnar从语类视角比较了生态广告的三种次类型：绿色商业广告（green commercial advertising）、漂绿商业广告（greenwashed commercial advertising）和社会绿色公益广告（green nonprofit/social advertising）。他们认为前两类广告都是企业推销某种产品或服务的手段。为了体现企业的环保做法或者产品和服务的生态效益，绿色商业广告往往通过比较、直接称呼语和语用技巧等明确或含蓄地处理产品和服务与生物物理环境的关系，宣扬绿色生活方式或者展示公司的环保责任形象;漂绿商业广告也使用同样的“绿色”策略，牵强附会地表达其产品与环境的联系，甚至还会有意向消费者传递错误、模糊、误导的信息。社会绿色公益广告则将“绿色的噩梦”（环境问题）视觉化，以达到震撼的情感反应。他表明生态广告中的语言策略和多模态技巧如何激发环境联想有很大的研究空间。Penz指出有关“全球变暖”的绿色语篇的兴起归因于不断增加的媒介化（mediatization）。他归纳了媒体构建“气候变化”频繁使用的五种最常用的表征方式，包括确定性/不确定性、风险/不确定性、商业或经济发展、安全性和缓和/适应。作者提出用多元的方法来研究不同层面、不同语类的媒体对气候变化的描述。Dring介绍了生态语言学视角下自然灾害的媒体报道研究。他借用豪根研究特定语言生态时提出的十大问题目录，创建了有关环境灾难报道的生态批评话语分析（Eco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ECDA）的十大问题。他坦言目前ECDA仍依赖于批评话语分析，因此创新理论和方法论以及多学科融合是ECDA的一种必然选择。

第三大类（第20～23章）重点分析语言和语篇怎样传递生态和非生态理念。Cook和Sealey探讨了动物在各类体裁中的话语表征。他们表示，人类总是从自身的视角把动物描述为商品、食物来源、劳力来源、观赏对象或者陪伴者。人们普遍认为动物和人类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人类天生优越和独特，凌驾于动物之上。随着达尔文主义的兴起，人们开始意识“人类例外论”（human exceptionalism）中的谬误。两位学者提出动物表征的跨语言分析和历时分析都迫在眉睫。 Trampe认为语言的委婉化视角通常暗藏着商业利益的博弈。他区分了描述动物的三种委婉化策略：有用化、物化和使用禁忌语。当然，这些手段也因其人类中心主义和技术统治论倾向受到质疑。他呼吁生态语言学家应致力于维护可持续的生物多样化、保护动物以及修正语言实践形式，尽量避免语言使用的人类中心主义倾向。Heuberger通过实例探究了人类中心主义在英语中的普遍表现形式。如在词汇层面体现在疏远策略、环境隐喻和委婉语使用;语法层面表现为描述非人物种时代词和不可数名词语的运用;语篇层面主要体现在环境影响评估和动物实验报告上。这些文本中充斥着大量的被动语态，有意隐藏施动者，将环境的损害描述为一种自身的遭遇。但作者也质疑语言中直接用拟人化和自然中心主义替代人类中心主义的做法。Nash认为地名也表征了人与自然的互动，因此地名学研究也有生态语言学意义，从生态语言学角度研究语言景观将卓有成效。

第三部分（第24-28章）“哲学和跨学科的生态语言学”主要论及生态语言学的哲学层面和超学科层面。Larson认为环境科学语篇并非完全客观或中立，他们也负载了一定文化和价值观，体现一定的伦理学理念。Jacobs讨论了针对学生和公众的环境教育。他指明，社会互赖理论、联合国六大环境教育目标和批评教育学都是提高公民环境意识的重要途径。Steffensen研究了语言的微观生态基础。在他看来，笛卡尔的二元论思想使一些学者理所当然地认为语言对环境的作用是潜移默化的，没有人解释语言与环境究竟存在怎样的互动机制。他提出了扩展生态假说（extended ecology），将语言自然化处理，即通过将价值观与意义融入生态结构来延展人类生态环境[5]。Fink指出，在超学科时代，“多样性”（diversity）和“界限”（boundary）这两个词应该被重新界定。语言是自然和文化的纽带，生态语言学应该肩负起新科学时代领跑者的责任。他还提出超学科大学的构想。LeVasseur讨论了宗教、语言与生态的互动关系。他通过对《创世纪》的生态阐释，认为有关自然环境的宗教语篇的研究能给宗教和生态语言学提供对话潜势。

第四部分（第29章）题为“生态语言学新的研究方向和发展趋势”。Fill和Penz简要总结了本书的重要内容，具有提纲挈领的作用。同时，他们展望了21世纪生态语言学发展的新定位和新动向，认为生态语言学研究会逐渐演变为一种全球性的意识形态和活动[6]。

二、 简 评

该《手册》展示了“语言、环境和生态”领域最新的研究成果，梳理了近年来生态语言学研究的诸多研究视角和方法，展望了该学科的发展前景。该书的突出特点可以概括如下：

第一，着眼现状，提出问题。该书多处引用例证揭示了语言多样化和生态多样化遭受严峻挑战的现实。如少数民族语言和殖民地语言不断边缘化与消亡;语言帝国主义和语言霸权的大行其道;跨国企业联盟、政治团体、媒介进行环境叙事时的浅层生态主义;人类话语体系中明显的人类中心主义等。生态语言学的研究和生态话语分析有利于厘清、揭露并纠正环境中这些反生态的、不和谐的焦点问题。第二，放眼未来，指明方向。该手册明确了语言多样性、环境多样性及其相互关系、语言在解决环境问题时所扮演的角色等仍是未来有待研究的重点。同时，该书对生态语言学的哲学溯源和超学科研究的强调超过了该领域早前的代表著作The Ecolinguistics Reader： Language， Ecology and Environment（《生态语言学读本：语言、生态与环境》）[7]和Ecolinguistics： Language， Ecology and the Stories We Live By（《生态语言学：语言、生态和我们藉以生存的故事》）[8]。该书编者尤其认同中国传统哲学如儒教、道教等能为生态语言学的发展提供强大理论背景的意义潜势。第三，兼容并蓄，保持开放。该手册具有全球视野，采納了来自亚洲、欧洲、南北美洲和大洋洲权威学者的研究成果，聆听了多元化的声音，充分肯定了中国在生态语言学方向所体现的先锋作用和积极贡献。同时，该书始终秉承多学科的融合、多样化的研究路径和范式的理念。第四，责任担当，义不容辞。在全球化多维度变迁的背景下，语言学家开始表达对气候变暖、资源枯竭、物种灭绝等生态问题的忧虑和关注，不断反思如何尽己之力在环境保护中发挥作用，如何从语言的视角审视环境和生态问题，如何唤醒人类对自然的敬畏之心和生态意识，体现了生态语言学者们强烈的社会责任感（social accountability）。

当然，该《手册》也有值得斟酌之处，主要体现在内容的选择方面。第一部分有关濒危语言的描写、语言接触、多语现象和语言规划与第二部分中地名的历史考证等研究一直是社会语言学关注的焦点[9]，直接把这些议题归类到生态语言学的研究范畴还有待商榷。针对这一点，Arran Sttibe也持保留态度，他认为生态语言学应该讲述一个新的整体故事，而不是继续沿袭传统的二分模式[10][11]。另外，由于该论文集是众多学者思想的汇集，部分章节中在内容上有一定的重复，而且对有些话题语焉不详，未能深度挖掘。

总体而言，瑕不掩瑜。纵观生态语言学的相关著作，该手册中更具启发性，其多样化、超学科研究的视角便于读者从整体上把握生态语言学研究的脉络，是生态语言学初学者一本很好的入门读物，同时也为关注语言与环境之间关系的学者提供了比较丰富的参考资料。近代的工业化书写了经济神话，也导致严重的生态和资源危机不断衍生。语言型式会影响人类和地球上其余物种的生存和福祉，生态问题的语言学审视任重道远，因此生态语言学是极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研究领域[12]。

〔参考文献〕

[1] Haugen， E. The ecology of language [A]. In Dil， A. S. （ed.）. The Ecology of Language： Essays by Einar Haugen [C].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325-339.

[2] Halliday， M. A. K. New ways of meaning： the challenge to applied linguistics [J].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 1990， （6）： 7-16.

[3] 黄国文，赵蕊华.生态话语分析的缘起、目标、原则与方法[J].现代外语，2017，（5）：585-596.

[4] 何伟，魏榕.生态语言学：整体化与多样化的发展趋势[J].国外社会科学， 2017，（4）：145-151.

[5] 何伟，魏榕. 生态语言学：发展历程与学科属性[J].国外社会科学，2018，（4）：113-123.

[6] 何伟，高然.生态语言学研究综观[J].浙江外国语学院学报，2019，（1）：1-12.

[7] Fill，A.& Mühlhusler， P. The Ecolinguistics Reader： Language，Ecology and Environment [C]. London： Continuum，2001.

[8] Stibbe， A. Ecolinguistics： Language， Ecology and the Stories We Live By[M]. London： Routledge，2015.

[9] 梁礫文等.全球化背景下社会语言学的“整合”—以社会语言学大会为例[J].语言文字应用，2018，（4）：28-37.

[10] 黄国文等.国际语境下的生态语言学[J].鄱阳湖学刊，2018，（1）：48-53.

[11] 何伟等. 生态语言学的超学科发展[J].外语研究，2018，（2）：22-26.

[12] 李美霞，沈维. 域内外生态语言学研究流变与发展趋向[J].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6）：8-18.

（责任编辑：高生文）

Abstract： As a hybrid of linguistics and ecology， ecolinguistics， concer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 and environment， has paved the way to transdisciplinarity. The last half century has witnessed its increasingly stable research team and fruitful achievements and it has actually become more and more well established within mainstream linguistics. The present paper introduces the main content of the newlypublished book titled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Ecolinguistics in this field and make a brief comment about it.

Key words： language and environment; ecolinguistics; revi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