榜样对青少年公益行为的内隐启动

张帝，胡益霞，胡瑜

(温州大学心理与行为研究所，浙江 温州，325035)

公益行为是个体自愿自觉地对社会和他人的利益花费时间精力和物质，并且不求回报不求个人利益所得的行为，具有自愿、无偿公共利益和组织社会性[1]。从行为动机来看，公益行为是由复杂动机驱动的行为，可能是出于责任、义务，也可能是利他动机、利己动机，更多的时候是主体复杂的动机体系主宰的行为。从行为结果来看，公益行为是为了使社会他人受益，社会受益、优化社会公共生活秩序，提高大众福祉[2]。

榜样作为特殊的角色模型，对个体的角色和行为具有示范作用。西方对榜样的角色模型的研究主要是班杜拉社会学习理论中的观察学习，认为行为的产生是个体通过观察他人即榜样的行为习得的。榜样的启动对社会和个人都非常重要。其重要性主要体现为社会功能和个体功能。社会功能引导人们道德实践的榜样，即发挥道德榜样作用。个体功能是指榜样启动将成为个体成长的一种动机[3]。研究证明，榜样教育和模范作用在大学生中得到普遍的关注度和认可度，说明了榜样启动可以产生一定的作用[4]。电视网络中传递的公益慈善也间接性地将行为作为“榜样”内化到观众模仿者的生活习惯中，榜样的强化使模仿者助人行为得到强化属于班杜拉的替代性强化[5]。以李宇春的粉丝“玉米”为研究对象，针对“玉米”为什么跟随李宇春参加公益活动这一问题，将近34%的“玉米”回答是把这种公益行为作为支持李宇春的一种形式。因此，榜样对青少年公益行为能产生影响[6]。

本研究在结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着重对青少年公益行为的榜样启动做进一步的研究。本研究感兴趣的问题是：榜样行为对青少年公益行为产生的影响有无差异？不同的榜样样例对青少年公益行为的影响有无差异？不同的榜样类别对青少年公益行为的影响有无差异？

1 实验1：榜样行为对青少年公益行为的影响

1.1 目的

探讨榜样行为的产生对青少年是否产生随后公益行为(即捐款情况)的影响。

1.2 方法

1.2.1 被试

该实验的被试是中学生，共2组。被试取自杭州市滨江区某高中的高一学生76人，其中实验组40人(男19人，女21人)，对照组36人(男20人，女16人)。两个组同学的经济情况差不多，在之前一次捐款中也相差无几。

1.2.2 实验设计

该实验是使用现场实验的单因素被试间设计。自变量为有榜样行为和无榜样行为两个水平。实验组被试可以观察到主试的榜样行为，对照组被试没有榜样行为的借鉴。

1.2.3 实验程序和材料

在高一选取两个条件相似的平行班级(以各科授课教师以及班主任的评价为主)作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在实验开始之前，根据两个班级的具体情况选择了班级的共同授课教师——一位年轻的英语教师作为主试，进行实验。首先，在实验组的班级内由主试讲一段指导语鼓励同学为公益活动多多捐款，讲完后，主试自己在实验组被试面前先捐出100元钱，离开教室，观察十分钟内实验组的捐款人数和捐款数量。随后，同一主试在对照组讲相同的指导语，但是讲完后不作出捐款行为，只是口头鼓励同学多多捐款，随后离开教室，观察十分钟内对照组的捐款人数和捐款数量。在实验结束后，向被试说明实验缘由并且归还财物。

1.3 实验结果和分析

实验组和对照组在实验过程中的捐款人数和捐款金额情况见表1，卡方结果显示，虽然榜样行为对捐款人数的多少没有显著影响(2=2.455，p=0.117)，但是榜样行为对捐款金额存在显著影响(2=109.456，p=0.000)。

表1 不同榜样行为的统计表
Table 1 Statistical Table of different model behaviors

2 实验2：榜样样例对青少年公益行为的影响

2.1 目的

探讨公益榜样样例和非公益榜样样例启动对青少年公益随后行为的影响。

2.2方法

2.2.1 被试

该实验的被试是中学生，共3组。被试取自杭州市滨江区某高中的高一学生123人，其中实验组42人(男23人，女19人)，非公益榜样样例组41人(男21人，女20人)，控制组40人(男17人，女23人)。

2.2.2 实验设计

实验是单因素被试间设计，自变量为实验组、对照组和控制组三个水平。实验组采用公益样例启动，对照组采用非公益样例启动，控制组不接受任何样例启动。

2.2.3 实验程序和材料

首先使用写作任务作为开始任务，在写作要求中告知被试：验者正在研究一项创造性活动的差异，目的在于确保实验的客观性。在调查中，要求依据题目写一篇短文，以此来评价个人的想象和创造能力。随后，在公益样例启动条件下，要求被试想象“希望小学从筹资、选址到建设的全过程”，然后以“希望小学的建成”为题写一篇不少于200字的短文。而在非公益样例启动条件下，则要求被试想象“心中公益款会如何被贪污，以及贪污款会被用于哪些用途”，然后以“公益捐款如何成为‘私房钱’”为题写一篇不少于200字的短文。控制组的被试验者不经历写作阶段，直接进入青少年公益行为的测量。

测量采用的是捐款意愿任务。被试阅读如下的段落：“社会上由于公益行为而有更多人获得了更好的生存状态。现在请想象你己经从大学毕业，并且工作许多年了，你的经济收入处于一个比较理想的水平。你愿意把你每年收入的多大比例捐献给公益事业呢?”然后要求被试在A(1%或更少)到H(25%以上)做出选择。

2.3 实验结果和分析

不同样例启动条件下被试公益行为的捐助意愿水平的平均数和标准差见表2，ANOVA统计结果表明，三种不同启动条件下被试的捐助意愿主效应显著。进一步比较了实验组、对照组和控制组之间的差异，结果发现，实验组中公益样例启动被试的捐助意愿显著高于非公益样例组和控制组(F=25.896**，p<0.01)；但是非公益样例组非公益样例启动和控制组被试的捐助意愿水平差异(F=25.896**，p>0.01)并不显著。因此，从实验2的结果中，可以看到公益样例启动对青少年公益行为(捐助意愿)有显著的影响；但是非公益样例对青少年公益行为即捐助意愿没有显著的影响。

表2 不同启动条件下捐助水平的差异分析
Table 2 Difference analysis of donation levels under different start-up conditions

组别NMSD正性类别422.60.989中性类别481.710.683负性类别451.560.725

注：*表示p<0.05，**表示p<0.01，下同。

3 实验3：榜样类别对青少年公益行为的影响

3.1 目的

探讨不同的榜样类别对随后青少年公益行为的影响。

3.2 方法

3.2.1 被试

该实验的被试是中学生，共3组。被试取自杭州市滨江区某高中的高二学生135人，其中实验组42人(男20人，女22人)，对照组47人(男26人，女21人)，控制组45人(男24人，女21人)。

3.2.2 实验设计

实验是单因素被试间设计，自变量为实验组、对照组和控制组三个水平。实验组采用正性榜样材料，对照组采用负性榜样材料，控制组采用中性榜样材料。

3.2.3 实验程序和材料

把被试随机分为三组(实验组、对照组和控制组)。在类别启动条件下，要求实验组被试验者想一想“一个热爱公益、经常参加公益的人在行为举止、聊天内容、价值观和外在表现”上有什么特点，然后将特征描述出来；控制组被试想一想“一个不热衷于公益、不参加公益的人在行为举止、聊天内容、价值观和外在表现”上有什么特点，然后将其特征描述出来；对照组被试想一想“一个抵制公益行为的人在行为举止、聊天内容、价值观和外在表现”上有什么特点，三组被试要求其描述的字数不少于150字。经过启动操纵阶段后三组进入青少年公益行为的测量。

测量同实验2一致，采用的是捐款意愿任务。被试阅读如下的段落：“社会上由于公益行为而有更多人获得了更好的生存状态。现在请想象你己经从大学毕业，并且工作许多年了，你的经济收入处于一个比较理想的水平。你愿意把你每年收入的多大比例捐献给公益事业呢?”然后要求被试在A(1%或更少)到H(25%以上)做出选择。

3.3 实验结果和分析

不同类别启动条件下被试公益行为的捐助意愿水平的平均数和标准差见表3，ANOVA统计结果表明，三种不同类别启动条件下被试的捐助意愿主效应显著。进一步地多重比较结果显示，实验组正性类别启动被试的捐助意愿显著高于对照组和控制组(F=21.125**，P<0.01)；但是对照组负性类别启动和控制组中性类别启动的被试的捐助意愿水平差异并不显著(F=21.125**，P>0.01)。因此，从实验3的结果可以看到正性类别对青少年公益行为(捐助意愿)有显著的影响；但是与实验2相似的是，中性和负性类别对青少年的公益行为(捐助意愿)没有显著的影响。

表3 不同类别启动下捐助水平的统计表
Table 3 Statistical tables of contribution levels under different categories of activation

组别NM±SD公益样例组 393.10±1.046非公益样例组441.77±0.859控制组 402.34±0.910

4 讨论

实验一通过现场实验探讨榜样行为对青少年产生的影响。实验结果显示，榜样行为对青少年捐款的人数没有显著影响。这和董蕊(2013年)在《榜样启动对大学生运动员自我损耗的补偿作用》中身边榜样行为会对运动员产生激励作用结果不一致[7]。这可能在董蕊的实验设计中，在运动员的补偿作用中，运动员和名人榜样来自同一群体，自我资源不足的时候，启动榜样产生同化。而在本实验的班级中，被试人数较少，实验材料不具有代表性，并且在被试中可能存在一定的从众效应和经济水平差异，但该实验对于捐助金额存在显著影响，说明榜样的启动仍有一定的激发公益捐助行为的作用。

实验二研究的是榜样样例对青少年公益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三组被试的主效应显著；这表明公益样例对青少年产生显著影响。但是控制组和非公益样例组没有显著差异，并不认为非公益样例对随后的公益行为和不接受启动的公益行为没有差异，而是有可能为所控制的实验敏感性不够，没有能将启动后的行为差异探测出来。比如不能控制被试的内隐过程，在《社会创新管理和青少年公益慈善意识的培养》[8]一文中就曾指出在社会的转型期中，青少年更加关注自身以及社会存在的矛盾。因此可能是由于青少年更关注于负面消息，所以控制组和对照组没有显著影响。在《人格和情境启动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9]一文中也做过类似研究，研究的是样例启动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没有显著差异。研究者也认为不是榜样启动对随后的行为没有影响，而是实验的敏感性不够。在他的研究中，很多人将写作启动任务中原本想象“雷锋”或者“马加爵”的一天的自由创造的短文写成了“自己的一天”，因此被试的相关心理表征没有很多地被激活。

实验三研究的是榜样类别对青少年公益行为的影响。研究者要求被试通过自由想象来启动被试，在实验结果中，正性类别影响显著，而中性和负性类别差异不明显。这说明了正性榜样类别会对青少年公益行为产生影响，而负性和中性的影响不大。对于本研究的结果，可以从先前的研究中得到解释。根据GARCIA(1995年)的研究也显示，大部分的启动类型会产生同化效应，即启动类型和随后行为类型的一致性；如老人刻板印象的启动引发了被试步行速度的减慢，道德特质启动促进了随后的合作行为。而且被试在经过类别启动后，被试会集中在表现自己与类别启动刺激相同的特质(比如热爱公益)或者更加符合社会赞许的特质上，进而表现出与热爱公益相一致的行为。此外，根据BROWN等(2001年)的研究，类别启动也可能因为人格差异而有不同的表现。迟毓凯[9]也做过类似研究，同样认为个体的自尊水平和启动的效果有关系。

5 结论

本研究得到以下结论。第一，榜样行为的产生会对青少年公益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第二，公益样例启动对青少年公益行为有显著影响；第三，正性类别材料启动对青少年公益行为有显著影响，但是中性类别材料和负性类别材料对青少年公益行为不存在显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