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之后,放虎归山

2019-08-29 02:58贾樟柯
视野 2019年16期
关键词:红枣同学

贾樟柯

我在填报志愿时才意识到高考是件大事。

那天晚上,父亲戴着眼镜,拿着志愿填报指南,坐在沙发上默默地看了很久。家里很安静,我们可以听到从隔壁邻居家传来的电视里的广告声。我们父子俩已经很久没有这么长时间地相对而坐了。那时候父亲四十多岁,这是我第一次长时间注视他戴着花镜的样子。

不久前,他刚刚发现自己的眼睛花了,而我已经到了参加高考的年龄。

因为戴着花镜,强壮的父亲露出了一丝老态。他一页一页地翻着院校报考指南,专注阅读的神情,似乎在决定一件性命攸关的事情。我觉得这对父亲不公平,因为我对自己的学习成绩非常了解,我知道我绝对考不上其中任何一所学校。

此时,父亲却这样慎重地考虑着,似乎在调动他全部的生活经验和智慧,为他的儿子谋划未来。

父亲摘下眼镜,望着我说:“学新闻还是学国际贸易?”我说:“班主任说了,学国际贸易将来就是去外贸局卖兔子。”父亲犹豫了一下,低头拿出一张稿纸,开始预填志愿:南开大学。接下来,从一般院校直到中专,每一所学校的名字前面都有“天津”两个字。

我问父亲:“为什么要把我打发到天津去?”父亲说:“你爷爷过去在天津行医,新中国成立前我们在天津有医院、有住宅,我希望你能考回去。”

高考可以说是我父亲的一块心病。他当年的高考成绩是整个晋中专区的第一名。就在那一年,开始强调出身,父亲因为爷爷是地主成分,没有被录取。当时他报的也是南开大学。和许多家长一样,我们的上一辈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有办法接受好的教育。在山西风声呼啸的小城里生活,高考几乎是我们唯一的上升通道,是很少的几个能够让我们离开这块土地的契机之一。

我父亲在中学教语文。我很小的时候,有一次他骑自行车载着我在县城里游荡。我闭着眼睛,坐在前面的横梁上仰头照着阳光。五彩的光影在眼里闪现,我却没注意到父亲心情的低落。他带我爬上秋天的城墙,穿越荒草的脚步犹如引领我进入新大陆,也像在带着我走向他尘封的私密世界。

这一天,父亲的心情为我开放:他曾经急躁,但从未哀伤;他曾经轻声叹息,但从未显得软弱。在我们的眼前,城墙外一条丝带般的公路延绵于子夏山中,通往黄河。一辆红色的长途汽车从东向西驶过,然后消失在群山之中。我发现父亲落泪了。那时候我太小,不懂得问他为什么,更不懂得安慰他,只是紧紧拉着他的手。

那时候我不知道,此后一直到了要参加高考的年龄,也不曾与父亲牵手。我们亲密,在彼此的对抗中;我们相爱,在无休止的争吵中;我们牵挂,在我摔门离去的瞬间。

困着我们的围墙成为日后我的电影中非常重要的元素,无论是《站台》,还是《天注定》。进城、出城,离开这里、去到远方,是我们很多欲望中的一种。它来自本能,更来自我们对现实的不满与不安。

我参加高考的那年,标准化考试刚刚实行,选择题比较多。考数学的时候,我坐在教室里,不到15分钟就答完了卷子。大部分选择题我都选择了C,因为正确答案是C的概率比较大,这是我们所有差生的共识。我只有用这样的方法才能保证自己的数学成绩能在10分以上。我是考场里第一个交卷的学生,我也知道我将是第一个落榜的学生。

高考一过,校园里就人迹稀少。无论最终考了多少分,还是要去看一看,好给家里一个交代。分数出来的那一天,我硬着头皮去了学校,看到自己的总成绩是307分,似乎离中专的录取线还有一点距离。

虽然之前我对高考不以为意,但这的确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失败。它用一个数字,断绝了你的希望;也用一个数字,把你留在了原来的生活之中。原来的生活不好吗?我不知道。

当然,对外面的世界,我抱有丰富的想象。那些我从未涉足过的地方,那是生产电视机的地方,那是举办画展的地方,那是印刷诗的地方,那是有可能让我遇到爱情的地方。

高考就像一把钥匙,打开了“动物园”的大门。我们这些从七岁起就被困在学校里的孩子,第一次没有了上课、下课的固定作息。整条街道将属于我们,24小时饱满的时间也将属于我们。我和同学们结伴回了宿舍,搬走行李和书。同行的一些同学估分都在500分之上,他们恰同学少年,我们却灰头土脸。他们即将远走高飞,我们却注定脚踏原地。

我们一起走到当时县城的最高点——西门口,停下来看着远处如织的人流和交错的街道,一位同学突然感慨道:“像我们这样的都市青年……”我这个乡下人被他的话吓得把书扔了出去,脚下的土地远称不上都市,我的同学已经把自己归到另一个人群了。高考给人带来上升通道,也毫不掩饰地把人的命运分化。像我这样的小镇青年,该怎么办?我竟然开始思考这样宏大的问题,那一夜我久久难眠。

一觉醒来,正好是上早自习的时间,我知道,我再也不必上早自习了。我走投无路,能投奔的只有县城的街道。至此,街道成为我的归宿。

我去了天主教堂,找到一个初中时就辍学的同学。虽然我们同在县城,但很久没有见面。他在教堂里扫地,同时兼做电影院的清洁工。同学看到我来,先跟我传了十分钟道,然后问我:“考得怎么样?”我没有说话。他就大概知道了我的情况。

他突然好奇地问我:“现在可以考香港的大学吗?”他是一个录像迷,除了在教堂扫地之外,就泡在录像厅看香港电影和电视剧。他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起香港。我从来不知道在他的精神世界中,香港占有那样大的一个比重。

说到兴奋处,他把我拉进一个房间,拿起纸笔,现场画起了香港的地图:这是九龙,这里是旺角,这里是油麻地,这里是尖沙咀,看,这就是尖东。他把“油尖旺”写出来之后,用红笔画了一个大大的圆圈,然后用普通话说:“油尖旺有我们很多兄弟!”我说:“我一出东亚银行的门,就有六把手枪对着我。”他说:“总有一个人出卖了我们。”沉默,让我们在彼此的视线中陌生了一下。

多年之后,我第一次去香港,幾乎是按着他给我灌输的有关香港的概念在行走,我发现,他的每一个标注都准确无误。那个落榜的夏天,我重新认识了一个人,他手中握着扫帚,心里却装着香港。那是他的远方。或许在他的信仰中,神所在的地方才称得上远方。

那个夏天,我第一次发现我是一个没有信仰的人,这是我的收获。一个人犹如一本课本,我过去却从未打开过。

临近9月,县电视台的点歌节目开始活跃起来。每天,我都能在点歌节目里知道同学们的下落。有的同学考上了北大,就有亲朋好友为他点播《前门情思大碗茶》;有的同学考到了体育学院,就有人为他点播汉城奥运会的主题歌《手拉手》。我每天守着点播节目看,其实是在看命运的分岔口。而我自己呢?如果有可能,我想让朋友为我点一首《再向虎山行》:“平生勇猛怎会轻就范,如今再上虎山。人皆惊呼,人皆赞叹,人谓满身是胆。”

我想:世界就在那里,我为什么不自己走过去呢?仰仗着中学时做小生意赚的一点钱,我告别父母,在城外的公路边等候。一辆由太原而来的长途汽车在我身边停下,我上了车,透过车窗望着汾阳城残留的一小段城墙,想象我的父亲站在城墙上,看他的孩子出门远行。这趟从太原开往陕北的长途车,会从柳林的军渡大桥过河。路过每一个村落、每一个集镇时,它都会停下来,安排我与不同的面孔相遇。

在这趟班车上,我看到了骗局。有一个“傻子”,突然打开一罐健力宝,说他中奖了。旁边不明就里的人高价买下这个健力宝罐,成交之后,“傻子”变成了聪明人,一群人瞬间离车而去。我在这趟车上也看到了一个孕妇,由家人护送赶往县城生产,我不知道新生的婴儿将来是否也会面临高考的难题,但我学会了祝福这个新生命。

车向西而行,集中展现给我生活的故事。人世间的欢乐与哀愁,远远比高考成绩307分的数字更重要,也比那几本教科书里呈现出来的世界更丰富,这是我们的日常,是我们必将经历的生活。如同老虎奔走于山林,它沒读过书,但它有它的世界:每一棵树、每一条小溪、每一块石头,都是它的世界。就如燕子高飞天空,它没有高考成绩,但它可以从南到北,自由地俯瞰这个世界。这趟西行的汽车让我心驰神往,让我感觉到这个世界的宽大和人的宽厚。这是比高考更重要的事情,此刻,我在逐渐成为我。

在黄河边漫步,我看到一户人家在黄色的厚土上晒着红枣。我饥肠辘辘,于是装傻充愣地问大爷:“这是什么?”大爷吃惊地望着我:“孩子,这是红枣啊!”我也假装吃惊地说:“啊,这就是红枣!”大爷抓了满满两把红枣塞进我的衣兜:“凄惶的孩子,没吃过枣,你尝一尝。”我揣着这两兜红枣,继续沿黄河行走。我第一次发现枣的甜蜜其实是咸的,因为我品尝到了自己的泪水。自此以后,我不在悲伤的时候流泪,只有快乐和创作能让我眼眶湿润。

生活改变了我的泪腺。

高考落榜,其实是给了我一把钥匙。我不把高考落榜视为一次失败,而把它视为一次放虎归山。对,没有人为我唱歌,那我就唱给自己:“平生勇猛怎会轻就范,如今再上虎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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