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徐州狮子山汉兵马俑五号坑的发现与认识

周 波 刘 聪 邱永生

（1.徐州市狮子山楚王陵 江苏徐州 221004；2.徐州汉兵马俑博物馆 江苏徐州 221004；3.南京博物院 江苏南京 210016）

内容提要：墓主为西汉早期某代楚王的江苏徐州狮子山楚王陵，陵园规模庞大，由王（后）墓、陪葬墓群、兵马俑坑、丛葬器物坑群及建筑遗址组成。从五号兵马俑坑发现的建筑遗迹、坑内大量的兵马俑部件以及其他兵俑坑的方位，结合济南危山汉墓兵马俑坑附近发现烧制陶俑的窑址等因素考察，五号坑应为兵马俑的“组装场所”。这在已发现的几处汉代兵马俑遗址中属首例，对于兵马俑烧造地点、运输和组装以及兵马俑坑的营建过程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

江苏徐州狮子山楚王陵自发现以来备受学界关注，经过多年调查与研究，确定其为西汉早期某代楚王的陵园。自1984年发现兵马俑陪葬坑以来，先后发现了狮子山楚王墓、羊龟山王后墓、陪葬墓群、丛葬器物坑群及建筑遗址等［1］（图一）。兵马俑坑主要分布在狮子山西麓，计六条。一至四号坑为步兵俑和车兵俑坑，五、六号坑则被定为骑兵俑坑，目前已进行复原展示［2］。但是根据五号坑的发掘情况及对六号坑的相关记载，我们认为五号坑实为兵马俑的“组装场所”，试将观点简述如下，不正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五号坑的清理发掘

五号坑位于狮子山西麓，在一号俑坑西北约125米处，西距古泗水（今黄河故道）约800米，南距古泗水约500米，为黄泛区。根据周围地层判断，坑上原有4.5米左右的淤土层，后大量取土时发现。1985年狮子山汉兵马俑第一次发掘后五号坑未能及时清理，由于雨季山洪爆发被淹没在潭水中。1987年10月，骆驼山村清理水塘，徐州汉兵马俑博物馆对塘底暴露的五号坑进行清理发掘［3］。

五号坑平面呈长方形，与复原后的六号坑毗邻，相距8米，两坑东西平行排列。五号坑东西长13.5、南北宽约3.5米［4］，坑底略加铲平，南北两侧各有6个石柱础，坑内成组分布陶马俑的各个组件，俑坑西部、南部为两组马身，中部为一组马腿，中部偏北分布一组马耳，东部为两组拼合完整的陶马。除陶马俑及其组件外还发现完整板瓦2件，筒瓦1件以及一定数量的瓦片（图二）。

柱础石 12件（编号1-12）。平面形状为不规则方形，大小略有差异，直径在15～25厘米之间。平均分布于遗址南北两侧，间距基本相同。

马头 2件。H5︰48，通高22.8厘米（图三︰1）。

马耳 1组。清理时采集，较完整的有十数件，另有部分残损严重。H5︰50-1、2，长4.8、最宽处1.8、最厚处1.2厘米（图三︰2；彩插一︰1）。

马身 27件。分两组摆放。一次模制成型，中空，由前至后可分胸、腹、股三部分。中间为腹部，开一大圆孔。H5︰27，通长40.8、高14.4、最宽处16厘米（图三︰3；彩插一︰2）。

马腿 1组。清理时采集，较完整的有十数件，另有部分残损严重。前后腿高度相同，前腿较后腿略直，后腿曲度略大。马腿通长20.4厘米（图三︰4、5；彩插一︰3）。

板瓦 2件。标本47，曲面，外饰绳纹，内为素面。在清理过程中采集板瓦碎片若干。长50.53、宽46.11、厚2厘米（图四︰2）。

筒瓦 1件。标本41（图四︰1），由瓦头及瓦身两部分组成，曲面呈长半筒状，外侧饰绳纹，内素面。另在清理过程中采集了一定数量的筒瓦残片。

二、当前对五号坑的认识

准确判断五号坑的性质，有助于通过兵马俑研究汉代军队构成和军阵的组成，学者们显然对此有明确认识。五号坑发现后，虽然未有专文研究，但是在相关文章中一些学者对于五号坑的性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在发掘之初，发掘者依据到处堆放的马俑部件，初步认定为马俑坑，这是比较笼统的称谓［5］，后来经过进一步研究认为其是未最终建造完成的骑兵俑坑［6］，多数学者认同这一观点［7］，在此基础上，还有学者对这支部队性质作了研究，指出从其位于主力部队西北前方百余米位置来看，这支骑兵部队可能是主力部队的先锋部队“兴军”［8］。然而，尚未组装的部件只能说明陶马俑尚未装配完成，不能说明骑兵俑坑未建造完成；这个坑南北两侧各平均分布六个柱础，以及建筑材料板瓦、筒瓦等，显然原本搭建有地面建筑，而即使修好的俑坑也没有类似特征，因此判断它为未修好的骑兵俑坑的说法值得重新讨论。

其次，1987年清理时，由于早年取土破坏，发掘者仅发现数件马俑和骑兵俑，更多的是焙烧变形的马俑部件，成堆堆放，无排列规律。后来主要发掘者之一邱永生先生曾推测“更像是被弃用的废品坑”［9］，此说有一定道理，然而，仔细观察可知，马俑部件虽然没有组装，放置却有一定规律性，马身、马腿和马耳均是分门别类地摆放，组合完成的马俑则堆放在一起，在有限的空间内排列有序，并非杂乱无章。

三、五号坑实为兵马俑的“组装场所”

对于五号坑的性质，近年来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但是坑内出现的异常现象没有得到合理的解读，尚未形成一致结论。事实上，如果将坑内遗存综合分析，则可以看出五号坑既不是未完成，也不是废品坑，实为狮子山兵马俑的“组装场所”。

第一，五号坑为一建筑遗址，当时应有地面房屋建筑，与其他俑坑情况不同。坑体南北两侧各平均分布六个柱础（柱础石），是承受屋柱压力的基石；这些柱础石还可有效防止木柱腐烂，是木构房屋建筑不可缺少的部分。五号坑发现保存完好的柱础且分布均匀，平均间隔2.7米，南北两侧各六组（图二︰1—12）。加上坑内发现的板瓦、筒瓦，可以断定当时存在木构房屋建筑。狮子山西麓所发现的其他五个俑坑，六号坑因破坏严重无法得知俑坑原始面貌，一至四号坑未发现存在房屋建筑的痕迹［10］；其他同时期或时代相近的兵马俑坑，除秦俑俑坑使用棚木搭建成框架结构形成一定的空间外，均未发现类似现象［11］，而秦俑搭建的木构框架也并非房屋。可见五号坑与其他俑坑不同，并非单纯的陪葬俑坑。

第二，兵马俑并非一次模制成型，而是分模合制而成［12］，必然存在对兵马俑进行拼合的“组装场所”，五号坑的整体面貌符合这一条件。狮子山发现的兵马俑主要包括人物俑和马俑，人物俑的头、身、足分模制作后插合，陶马的耳、头、胸腹、四肢分模制作（图三），最后进行统一拼合组装。发掘情况表明，五号坑为骑兵俑的组装场所。五号坑内存放着组装前陶马的各个部件，且分组明显，自西向东分布马身两组、马腿一组、马耳一组，马头两件，组件齐全的陶马两组（彩插一︰4）。并于附近采集刻铭“衣駒”的骑兵俑一件（彩插一︰5），骑兵俑包括陶马及骑俑，骑俑缺失两手。陶马的各个部件分布极有规律，加上组装好的陶马两组，比较完整的骑兵俑一件，可以证明五号坑为组装骑兵俑的场所。

第三，六号坑与五号坑相邻。1981年骆驼山村砖瓦场取土烧砖时发现一条俑坑，即为现在的六号坑，坑内出土了陶马和骑兵，由于发现时俑坑面貌已被破坏，无法准确判断俑坑的位置、大小及形态［13］。根据其发现的大量陶马及骑兵，可以判断在五号坑附近存在一个或数个骑兵俑坑，而五号坑即为组装骑兵俑的场所。

目前已发现的西汉兵马俑中，陕西咸阳杨家湾汉墓［14］陪葬俑坑出土骑兵俑583件；步兵俑1965件。整个军阵作五列四行排列，前三列六坑为骑兵俑，后二列四坑为步兵俑。山东济南危山汉墓一号兵马俑坑［15］共出土兵马俑两百余件，整个队伍的排列安排如下：队伍的两侧及后侧共由24名步兵俑面向队伍分立拱卫，队伍的最前侧为一排骑兵俑，共5名，其后为四辆陶质战车［16］。杨家湾汉墓与危山汉墓陪葬俑坑的骑兵俑均在步兵俑前方，而狮子山兵马俑的骑兵俑坑也在军阵前方，根据参与发掘的考古人员回忆在1—3号坑西侧约30米处也发现大量陶马与骑兵，应存在骑兵俑坑（图一）。而现在的五号坑为进行兵马俑组装的场所，复原的六号坑位置与实际骑兵俑坑应该有一定的偏差。

第四，济南危山汉墓兵马俑坑附近发现烧制陶俑的窑址。2002年危山汉墓一号兵马俑坑发现陶俑、陶马及陶车共二百余件，2003年考古队对危山北麓进行大面积勘探，发现并清理了三座窑址，出土了大量陶制车、马、人俑等，与俑坑发现的陶俑一致［17］。这一发现说明危山汉墓兵马俑为就近烧制；由于窑厂距俑坑较近，陶俑极有可能在窑厂完成组装后放入俑坑。而窑厂本身可能就是为了烧制这批随葬陶俑而建，在完成烧造任务后废弃。俑坑与窑厂距离近，可以有效解决陶俑在运输过程中的损坏问题，这从某种程度上说明在俑坑附近进行烧制或组装陶俑是必要的。

至于为何五号坑内仅发现陶马俑及其组件，并未发现其他种类兵马俑，有以下三种可能性：一是其他种类兵马俑的“组装场所”不在陵园范围内，而陶马俑体积大、四肢较长，极易在运输过程中断裂，因此就近选址组装；二是其他种类兵马俑的“组装场所”在俑坑附近但尚未发现；三是不同种类兵马俑分批组装，陶马俑为“组装场所”五号坑停止使用前的最后一批。

四、结论

从五号坑发现的建筑遗迹、坑内大量的兵马俑部件以及骑兵俑坑的方位，结合济南危山汉墓兵马俑坑附近发现烧制陶俑的窑址等因素考察，我们认为五号坑实为兵马俑的“组装场所”，这在已发现的几处汉代兵马俑遗址中属首例，对于兵马俑烧造地点、运输和组装以及兵马俑坑的营建过程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济南危山发现的兵马俑附近发现了烧制陶俑的窑址［18］，解决了危山兵马俑的制作来源问题；而徐州狮子山发现的兵马俑数量巨大，种类繁多，周围一定也有配套的制作场所。但遗憾的是，狮子山兵马俑发现年代较早，周边环境已发生较大的改变，短期内难以进行更深层次的考古调查与发掘，是否也存在此类现象已很难得知，只能期待更多考古材料的发现与公布。

［1］徐州汉文化风景园林管理处、徐州楚王陵汉兵马俑博物馆：《狮子山楚王陵》，南京出版社2010年，第140—141页。

［2］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今天当地旅游部门为了提高旅游影响力，复原陈列展示了一批兵马俑，但是兵马俑的规格与原兵马俑不同，大小约为原兵马俑的2倍。复原展厅在原俑坑遗址附近。

［3］葛明宇：《狮子山楚王陵考古工作回顾》，邱永生主编《徐州汉兵马俑博物馆25周年纪念文集》，南京出版社2011年，第12—18页。

［4］王恺：《徐州狮子山兵马俑研究》，王恺主编《王恺考古文集》，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年，第145—161页。

以上论述表明：隐转喻是一种隐喻套转喻的认知方式，体现为隐喻和转喻这两种运行机制的密切互动。下文我们将根据这一认知方式来具体分析《乡愁》主题的建构。

［5］a.徐州博物馆：《徐州狮子山兵马俑坑第一次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第12期；b.邱永生：《徐州汉兵马俑研究》，《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7年第2期。

［6］同［4］。

［7］同［3］。

［8］刘照建：《徐州狮子山兵马俑坑出土跪坐俑名实考》，《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3年第12期。

［9］邱永生：《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园初步研究》，蒋赞初主编《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学专业成立三十周年纪念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

［10］同［5］a。

［11］a.房道国、王善荣、孙涛：《济南危山汉兵马俑坑发掘纪实》，《大众考古》2015年第5期；b.陕西文管会、咸阳市博物馆：《咸阳杨家湾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第10期；c.刘晓东：《咸阳杨家湾兵马俑及相关问题初探》，《文博》2009年第4期。

［12］同［5］b。

［14］同［11］c。

［15］同［11］a。

［16］王晨仰：《秦、西汉时期兵俑研究》，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

［17］同［11］a。

［18］同［11］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