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与新中国建设

2019-09-05 04:28刘建
祖国 2019年15期
关键词:爷爷生产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中国成立后,朱德同志在党、国家、军队重要岗位上积极参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要决策,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和各项建设事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今年恰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缅怀老一辈无產阶级革命家为建设新中国共同从事的艰辛探索,对于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建立强大的国防军,是我们面前迫不及待的任务

1949年10月20日,在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朱老总就强调:“建立强大的国防军,是我们面前迫不及待的任务。”为了加快我军现代化建设的步伐,朱老总呕心沥血,日夜操劳。1950年初,朱老总给毛主席连写了两个报告。他提出要迅速建立海军、空军、工程兵和铁道兵,并着手有计划、有步骤地领导全军从精简整编、组建新兵种、发展军工生产、建立军事院校、进行文化教育和战术技术训练、制定条令条例等七个方面开展工作,来加速我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

朱老总直接参与和领导空军、海军、装甲兵等军兵种的组建工作,关心后勤工作和军事工业的发展,注重军事院校建设和部队训练工作。1949年7月上旬,朱老总向中央建议:派留学生去苏联学习空军,6个月毕业即可使用。毛泽东十分重视朱老总的建议,并于7月10日致电周恩来,认为可考虑派三四百人去学习,同时购买飞机100架左右,连同现有的飞行员,组成一支攻击部队。1950年3月,朱老总出席空军政治工作会议时,在讲话中明确了空军建设的首要任务,就是配合其他军兵种完成解放台湾的任务。5月,朱老总在全军参谋工作会议开幕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军队实行统一编制的重要性。这次会议决定设立六大军区,成立省军区、军分区和县(市)人民武装部,领导地方武装工作。

1951年8月10日,朱老总视察海军615舰,勉励海军官兵一定要好好学习海军战术技术,牢牢地守卫祖国海防。视察结束后,朱老总还专门就海军建设问题致函毛泽东,要求尽可能建设海军的防卫力量。在他的直接领导下,人民解放军大体上完成了由单一兵种向诸军兵种合成的转变,逐步地走上了现代化和正规化的道路,开始了由低级阶段到高级阶段的历史性突破。张爱萍上将曾回忆道:“为了尽快使我军编制和战斗编成达到合成化,朱德同志亲自抓了空军、海军、装甲兵等军兵种的组建工作,先后从陆军中抽调大批骨干充实到这些部队,以欣喜的心情看待这些具有强大火力、突击力和机动力的新军兵种的诞生。”

朱老总非常重视实现武器装备的现代化。新中国成立初期,他就多次给毛主席写信,提出发展国防工业和制造武器装备的建议。朱老总还比较早地提出了发展我军的尖端武器问题。在1957年8月国务院讨论“二五”计划时,他就提出发展尖端武器、搞原子弹和导弹的主张,并得到周恩来的肯定。他说:“朱老总讲得好。你有了两弹(原子弹、导弹)人家对你就不同了。这对科学技术有好处,尖端和基础是有密切关系的。”1960年10月,朱老总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强调:“我们的军队一定要下决心用尖端技术武装自己。如果我们的军队能在思想政治上武装好,再加上先进的装备,那就会成为天下无敌的军队。”

社会主义必须发展生产力

早在1950年3月,朱老总在全国劳动局长会议及邮政电信代表会议上就提出:“我们目前最大的事情就是要发展生产。”后来,不论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尚未进行的时候,或者是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完成的时候,他都始终不渝地强调发展生产力。他认为“建设社会主义就要努力发展生产”。“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都要为发展社会生产力服务”。朱老总在提到发展生产时,常常是同改善人民的生活紧密联系起来的。他说:“我们进行经济建设的根本目的,在于改善人民的生活,增进人民的福利。”

朱老总是我国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先驱者之一。他说:“我们要找一条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他认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生产建设“不能违反经济规律,要按经济规律办事。”他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1963年10月,他专门给周恩来、邓小平写信,提出:在发展生产中,怎样更好地运用价值规律,这确实是一个重要问题。朱老总是主张发展商品性生产的。他认为,不论农业和工业,都要发展商品性的生产,以适应国家经济建设和改善人民生活的需要。

朱老总很强调农业的重要性,他说:“全党同志必须提高对发展农业重要性的认识。”“粮食生产一定要过关,否则,哪个国家也养不起我们这么多人。”但是,除重视粮食生产外,他是强调多种经营的,主张农业要向多种经营的方向发展。在种植上和采用技术上,也要因地制宜,使地尽其利,物尽其用。对于工业企业,他在1962年谈到,企业、事业单位要实行厂长负责制,制定规章制度,有人负责。他认为工业方面要抓住设备和运输两个大问题,要发展铁路和航运事业,并提出沿河岸的居民靠水吃饭,可以组织他们包运。朱老总特别关怀的,是手工业,他认为这是大工业很重要的助手。“手工业生产发展了,有助于活跃城乡经济”。就是将来“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手工业生产也还会存在,这是个长期的事业”。在朱老总的关心下,手工业生产和手工业者都得到很好的发展和保护。在《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总结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时明确说:“朱德同志提出了要注意发展手工业和农业多种经营的观点。”这些“在当时和以后都有重大的意义”。

朱老总还主张对外做生意。1962年12月,他在南京同中共江苏省委负责人谈话,曾说:“大门是关不住的,总要和世界市场打通关系。”他主张同其他国家做生意。1957年在同外贸部负责人谈话时,他说:“只强调自己制造,不要进口,这不是先进思想,而是保守思想,应当克服。”朱老总批评过那种把“自力更生”理解为闭关锁国的思想,并说过:“我这个人就是想多搞点对外贸易,因为这样才能促使我们的建设事业搞得更快。”“增加出口产品数量,提高出口产品质量,打入国际市场。这样,可以增加外汇收入,积累建设资金,加快建设速度。”1961年3月,他在港澳出口工作会议上指出,要特别注意“以进养出”和“以出带进”两条,他主张搞劳务出口。他提出外贸工作要有专家,要懂业务,既要政治思想上强又要懂得世界经济。

朱老总逝世前,仍然牵挂着生产。在病榻上,朱老总同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做了最后一次谈话。那时,他正闭着眼睛,听到李先念来了,立即睁开,两人紧紧的握手。他慢慢地说:“生产要抓,不抓生产,将来不可收拾。”又说:“生产为什么不能抓?哪有社会主义不抓生产的道理?要抓好。”

深入实际调查研究

1958年7月,朱老总和随行人员到兰州五泉山考察,途中看到一座牌坊,牌坊上正书:“高处何如低处好”,后书:“下去还比上来难”。他感慨道:“古人把‘下去还比上来难写在这里,也是寓意很深啊!要是同我们的现实情况联系起来看,的确是‘下去更难些。所以,毛主席一再倡导各级干部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倡导干部下放锻炼,将军下连当兵,书记种试验田。”朱老总一贯十分重视“下去”,深入实际调查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朱老总不顾年事已高,经常下去调研,体察民情民意。他跑遍了中国除台湾和西藏的每一个省份,调查研究也是多方位的,从工业、农业、商贸、财政、交通等等,都是经过深入调研后,亲手拟写了一份又一份调查报告。据统计,从1956年至1966年,朱德在外视察调研就达27次,平均每年外出近90天,这11年间他向中央致函致电24封,写出调查报告13个,对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管理提出了许多宝贵建议。

当时有些进城干部并不重视调查研究,而是想当然地采取单纯行政命令的办法处理问题。这种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的做法严重侵蚀着领导干部和党的威信。对此,朱老总曾严厉指出:这种官僚主义作风是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的犯罪行为。“大跃进”开始时,朱老总热情也是比较高的,但他逐渐发现了问题,便挺身而出,主动“下去”了解真相。1959年5月,他和董必武、林枫一起到东北三省就农业问题特别是公共食堂问题进行调研后,联名给中央和毛泽东写报告,分析多数群众不愿意长年参加农村公共食堂的具体原因,并力请解散农村公共食堂。为此,他在随后的庐山会议上受到了错误批判。但后来的历史证明,解散公共食堂是正确的。

培养社会主义建设的接班人

我1953年出生,当时百业待兴,全国上下掀起了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热潮。爷爷为我取名“刘建”,寓意是希望我长大后能够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接班人。

我的一生受爷爷的影响很深,从他身上我学到了很多,至今仍然受用一生。他教育我们要学会勤俭和艰苦朴素,他老人家写过一首勤俭的诗:从俭入奢易,从奢入俭难。勤俭建国家,永久是真言。我用这首诗教育我的儿子当普通人、过普通生活,勤俭节约。

爷爷在和我们几个孙子交流时,会主动讲一些带有人生哲理的话,也会提出明确的要求。他说“干工作不要挑挑拣拣,干什么都是为人民服务;不管干什么都要安心工作,干哪一行就要把哪一行干好。”我参军后,穿着新军装去看望爷爷时,老人家像对一个新兵一样,严肃地对我说:“到部队后,要服从命令,听从指挥,不要在别人面前摆架子,不要当‘兵油子。”弟弟刘康被分配到工厂工作,爷爷高兴地对他说:“当工人好,就是要当工人、农民,人类只有通过劳动才能创造财富,才有饭吃,不要想当官,要当普通劳动者。”他还特意问另一个弟弟刘武:“你长大了去当农民,好不好?农业重要啊!”工农兵全问到了,他又语重心长地讲了他最想说的话:“你们要接班,不要接官,接班就是接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本领。现在还有这样的人,只想着自己的名誉、地位,这样的人早晚要被人民打倒。”

爺爷绝不允许我们搞特殊化。在这方面,爷爷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关于这点我的感受是非常深刻的。1972年,爷爷的秘书受人之托以给老人家亲属购表的名义,向军委办公厅申请购买10块“莺歌”手表,虽按价格付款但要求免除工业券。当时这种原装进口手表是重点内控商品,市场根本见不到,价格是187元一只,同时需要70张工业券。在计划经济时期,每个城市居民一年仅发给很少的工业券。军办接到电话后,只按价格收钱并免除了所有工业券,同时将手表送到家中。爷爷知道后,非常生气,将拐棍杵得地面噔噔响,说:“我戴的是国产表,质量很好,不需要更换,我身边的工作人员,尤其是共产党员首先不能欺骗组织,必须遵守组织纪律,绝不允许搞特殊化,以我的名义向组织要东西。”爷爷责成这位秘书做出了深刻检查。为了让他吸取教训、警示他人,爷爷果断决定将表和人都退了回去,重新另选了秘书。

爷爷很喜欢到人民群众中去。记得1975年初夏,又一个探亲回家看望爷爷的日子。此时年事已高的爷爷突然提出,想去乡下走走,并补充说,不要惊动任何人。一辆小车,两个随从,我跟着爷爷乘坐的小车,向北京郊区农村驶去。

正是麦子成熟的时节。一片黄灿灿的麦田边上,爷爷下车沿着田埂,朝麦地深处走去。他站在麦田中间,放眼遥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自己弯腰伸手捋下几颗饱满的麦粒,拿在手心捻了捻,吹走麸皮后,放入口中,一脸满足。此时,护田的农民看到有人下到田间,就慢慢走了过来。爷爷高兴地跟他聊起了天,家里一共多少亩地?一亩能打多少麦子?多少交给国家多少当做口粮?……种田是庄稼人最在行的事情,一唠起庄稼,老百姓滔滔不绝起来,爷爷也听得很开心。等到走的时候,突然一个农户嘟囔了一句,“我怎么看着你像朱德啊?”爷爷听了哈哈大笑,这一笑不打紧,老百姓纷纷大叫,“就是他!”“朱总司令来了!”引得更多老百姓紧紧地围了上来,久久不愿散去。

(作者系朱德元帅外孙,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装备学院原副院长,少将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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