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市场准入制度变化对商贸流通业的影响

曲理萍

内容摘要：从1978年到2018年，我国改革开放进程走过了四十年风雨，也为国民经济发展创造了巨大的成就，而市场准入制度则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动力。放松准入制度可以引导更多企业进入行业，在为行业提供更多活力的同时也会降低集中度水平，但其在商贸流通领域是否有效仍是值得探讨的话题。本文收集1992-2018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市场制度开放水平对商贸流通发展的影响关系，实证结果发现：市场准入制度的放松能够显著促进商贸流通业发展，且影响效果在西部地区更为显著。因此，为更好提升我国商贸流通业发展水平，一定要站在提高市场开放水平的高度，推动产业内部的改革。

关键词：改革开放   市场准入   商贸流通业   实证研究

引言

我国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连续40年的经济增长奇迹，我国的国民经济刺激着产业发展，在商贸流通领域，市场化有效促进了商贸流通水平的上升。需要注意的是，市场开放的背后伴随着市场准入制度的变迁，作为国际贸易中所围绕的重要标准——“市场准入”，不仅衡量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水平，也成为关乎企业发展的重要命题。放松市场准入条件，能够降低商贸流通企业的制度成本，加强市场活力。但过度放松的市场准入制度也可能会涉及敏感领域，导致外资对某些行业的“低端化锁定”，减少我国企业的商贸流通国际竞争力。

商贸流通作为连接生产与消费的重要环节，政府的政策制度将显著影响其发展水平。一方面，商贸流通业的发展需要开放的市场，政府主导的制度可能会降低企业运行效率，产生寻租现象，进而出现政府投资主体的“挤出效应”;另一方面，商贸流通业发展离不开政策的支持，由于商贸流通服务关切我国的信息、物流及跨境外包等服务，政府的审慎监管会保障国内企业的发展效率，相关企业也需要对应的资金支持。研究市场准入开放程度与商贸流通业发展，不仅能够反映我国商贸流通行业开放的水平，还能够观察商贸流通改革开放的方向。

文献综述

随着世界各国之间流通领域经济贸易活动的日益频繁，商贸流通业已经成为了国际贸易的重要支点。现有研究已经发现，不同国家间的市场标准差异会影响商贸流通业的国际交流。祝合良和叶萌（2017）针对标准化对我国商贸流通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其研究发现，短期内商贸流通业标准化水平提高对其国际竞争力提升具有促进作用，长期内商贸流通业国际竞争力对其标准化水平提升需求作用明显。由于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市场准入标准不断靠近国际水平，我国的市场准入标准的改善，有助于提升商贸流通发展水平。周梁（2016）从政府干预角度证实了上述研究结论，认为政府政策干预对我国本土商贸流通产业竞争力变化具有重要作用。但沈文捷（2018）的研究则提出了新的看法，其研究通过收集1996-2015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政府干预对商贸流通发展的影响关系，结果发现整体上政府干预对商贸流通没有显著影响，但研究也发现，政策的作用具备较强的区域异质特征。总体来看，我国的政府政策及准入标准毋庸置疑会对产业发展产生影响，但尚未达成一致的研究结论。

在市场准入标准的角度，目前的研究更多聚焦于其他行业。以银行业为例，白仲林等（2018）采用多重Nash均衡研究了银行业市场准入制度改革对银行市场进入决策机制的影响，并检验了银行间差异化竞争战略的实施成效。其研究发现，我国银行业准入制度放松显著推动了市场进入决策机制升级。在服务业的研究中，倪鹏途和陆铭（2016）从城市层面市场结构研究对创业的影响，结果发现：国企占比高对创业活动存在显著抑制作用，而这一负面影响在服务业（特别是消费性服务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放宽市场准入，尤其是在服务业放宽市场准入，才能形成“大众创业”的政策环境。回到商贸流通业内部，对于市场标准建设的讨论较少，赵武（2016）认为，通过商贸流通业发展推动我国制度变化和经济发展，是产业发展的必要流程。本文将首次从市场准入角度探究市场开放与商贸流通业发展的联系，并进行具体的实证检验。

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一）模型设定

为了实证检验市场准入开放水平对商贸流通业的发展影响，本文构建了如下模型：

公式（1）中，下标i和t分别代表第i个省处于第t年时的数据，ε是模型的随机扰动项。被解释变量T是商贸流通业发展的衡量指标，解释变量Open是市场准入制度开放程度的衡量指标，变量X是一系列区域内部可能影响产业发展的控制变量矩阵，包括投资率（inv）、金融规模（inf）、消费水平（cpi）、教育水平（edu）、就业水平（une）。

（二）变量选取

被解释变量：商贸流通业发展水平（T）。由于商贸流通业这一概念较为宽泛，在定义上也有广义与狭义两个层次，广义的商贸流通市场包含社会消费品零售市场、生产资料市场及进出口物流市场。由于本文的商贸流通业发展水平更关注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区域内部的商贸流通能力，因此采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各省GDP的比重进行衡量。

解释变量：市场准入制度开放水平（Open）。在制度的变动上，很难从单一可度量指标进行衡量，本文借鉴陈文刚（2016）文章中的相关做法构建了专用的区域市場开放指数，该方法建立在霍克曼（Hoekman）和马特奥（Mattoo）的贸易服务自由分值思想之上，霍克曼对于市场的开放程度进行“频度分析”，从市场准入协议中的“无限制”、“有保留的承诺”、“不作承诺”三种描述进行赋值，分别为1、0.5和0。而本文的研究时间长度更长（改革开放以来），赋值层次上更加细化，则根据制度措施进一步细化为0.1、0.2，…，1.0的十个层级。其次，本文需要构建产业开放度指标M：

公式（2）中M衡量了产业的开放度，o/b是开放/约束因子或该行业承诺的自由化分值，W为权重，由于商贸流通业是包含多个子行业的结合性行业，进而将公式（2）变动为：

公式（3）中，T为商贸流通业子部门数目，为了使得该开放度能够符合市场准入制度的承诺“频度”，将开放度与赋值进行结合，从而计算我国商贸流通业市场标准层面的开放水平：

由于市场准入制度包涵“市场准入”机制和“最惠国”机制，故在公式（4）中，Mma为市场准入制度指数，Mnt为国民待遇指数，N为M部门做出承诺的各个子部门数目，T为M部门保护的子部门数目，Wmai为M部门的子部门i在各种市场准入条件下各种自由度的权重，Wnti为M部门子部门i在不同国民待遇下各种自由度的权重，（o/b）mai是市场准入条件下的开放/约束因子，（o/b）nti是国民待遇条件下开放/约束因子。对1978-2018年市场准入制度开放水平进行计算后，结果如图1所示。

由于本文计算所得指数处于[0，1]区间，为了使得计算结果更显著，本文将指数乘以100处理。由图1可以看到，我国商贸流通业在改革开放的四十年来，市场开放水平经历了快速上升的过程。整体来看，我国商贸流通业市场准入制度开放的水平在1992年后经历了快速增长的过程，并于2005年后趋于平滑。

控制变量：本文采用的控制变量包括投资率（inv），采用各省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表征;金融规模（fin），采用各省商业银行的贷款总额与GDP的比值表征;消费水平（cpi），采用各省人均可支配收入表征;教育水平（edu），采用各省高等教育在校人员与总人口比值进行表征;就业水平（une），用各省登记就业人口与总人口比值进行表征。

由于1992年前部分数据缺失严重，基于数据可得性问题，本文采用1992-2018年我国31个省市的统计数据进行计算，1992年是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节点，从图1的计算可以看出，自1992年后我国准入制度的开放性开始大幅上升。本文的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部分数据来源于各省统计局网站，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础检验

对于上述面板数据，本文首先采用豪斯曼检验（Hausman）检验其个体效应水平，结果拒绝零假设并接受备择假设，解释变量与个体效应相关，应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从而将原始数据代入模型（1）中，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固定效应检验结果显示，从整体而言，市场准入制度的开放度上升，有效促进了我国商贸流通业的发展，两者在1%的显著性下具备正关联。具体而言，我国商贸流通业的行业制度开放水平每上升1%，商贸流通业发展水平将提升1.45%。控制变量中，区域消费水平与就业水平均显著提升了产业发展，这一结果在其他的研究中亦可得到证实。

（二）区域异质性检验

由于不同地区的经济基础并不一致，为了进一步发掘市场准入制度的影响，本文将全国31个省市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个经济区域，并进行了分区域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区域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在三大经济区域内两个核心变量间均具备显著的联系，即市场准入制度的开放度上升，有效促进了我国商贸流通业的发展，两者在1%的显著性下具备正关联。具体而言，我国商贸流通业的行业制度开放的正向影响呈现出西部、中部、东部的阶梯式影响分布，本文猜测可能的一个原因是，由于我国的总体市场开放性呈现东部、中部、西部的阶梯式分布，西部的市场开放基础较差，且由于地理条件限制，对外贸易的阻碍较大，一旦市场准入条件放松，西部地区具有典型的“绿地特征”，大量外部资金会介入并对西部的商贸流通业建设产生影响，进而产生更为显著的扶持作用。

政策建议

通过以上实证检验，本文发现我国市场准入制度的限制降低可以促进商贸流通业的发展，本文建议应通过以下几方面，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发展，促进产业水平上升：

第一，根据本文的计算，我国商贸流通行业在市场准入方面的限制已显著减少。我国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进一步说明了我国在商贸流通领域推动改革开放的决心，随着我国市场准入制度的改进，近年来我国商贸流通业的国际地位显著提升，但仍需放宽外资在股权比例、经营范围、注册资本等方面的限制，鼓励外资进入，通过资本结构的变动提升市场竞争水平，利用外资的“鲶鱼效应”加强市场活力。在行业的发展总体规范中，应该遵循自由化原则，贯彻透明度原则，创造更好的行业发展环境。

第二，当前我国商贸流通行业仍未完全开放，需要进一步提升行业开放水平。根据本文计算，截止2018年，我国商贸流通行业市场开放水平达到77.142%，仍未突破80%的关键节点，这一情況的产生主要是由于2012年以前，我国在快递业务市场严格限制外资进入，在开发市场准入条件后，仍在运输和通信领域施加诸多限制，使得外资企业发展无法达到预期，国内快递市场一直处于杂乱无章的竞争环境，也影响了商贸流通业总体产业的市场发展。因此，应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主导地位，推进相关行业的市场体制改革。

第三，在降低市场准入门槛的同时，还需加强政府的事后监管。过高的市场准入门槛会减少市场中的商业贸易往来，降低市场准入条件能够吸引更多企业进入市场，但也会使得许多不良资本介入。政府降低市场准入标准并不意味着政府不干预市场交易，加强事后监督就是为了保障行业的可持续发展，监督生产与交易流程，对流通过程进行严格把关，对不符合标准的企业实施严格的清除机制，保障市场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祝合良，叶萌.标准化对我国商贸流通业国际竞争力影响实证研究[J].中国流通经济，2017（5）

2.沈文捷.政府干预对我国商贸流通业影响的实证分析[J].商业经济研究，2018（1）

3.周梁.政府干预对我国本土商贸流通产业竞争力提升的作用路径[J].商业经济研究，2016（3）

4.白仲林，杜阳，王雅兰.准入制度改革、同业竞争与银行业市场进入决策机制升级[J].统计研究，2018（35）

5.赵武.商贸流通业的经济增长效应及深化策略[J].商业经济研究，2016（13）

6.陈文刚.我国商贸流通业自主品牌培育发展策略分析[J].商业经济研究，2016（11）

7.倪鹏途，陆铭.市场准入与“大众创业”：基于微观数据的经验研究[J].世界经济，2016，3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