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人肉搜索对反腐制度建设的启示

高翠翠 周桂英

摘 要：“人肉搜索”是民间反腐利器，它能有效地监督政务工作人员的言行举止，检举和揭发贪污腐败的政务工作人员，在韩国、印度、哥伦比亚和澳大利亚等国也有广泛深入的应用，通过在法律确认、平台建设、媒体联盟建设和加强宣传等方面完善“人肉搜索”，加强其对反腐建设的推动作用，以期为今后“人肉搜索”反腐制度建设提供了理论基础。

关键词：人肉搜索;反腐;舆论监督

在公共权力监督不完善的当下，“人肉搜索”成为了民众维护权益的一种有效方式。“人肉搜索”是借助于时下最潮流的技术，部分借鉴于人工手段对搜索引擎所筛选的信息，再次进行人工过滤和辨别[1]，对特定的人或事进行查找，以满足网民对于特定事物搜索需要[2]的一种手段。随着国家反腐力度的不断加强，“人肉搜索”在检举和揭发贪污腐败人员的工作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一、“人肉搜索”对反腐的正效应

“人肉搜索”是依附于互联网技术的不断革新而衍生出的一种新兴的监督方式，民众可以使用“人肉搜索”平台对腐败分子和试图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进行检举和揭发[3]。同时网络匿名也让“人肉搜索”的检举人和揭发人的安全有了切实的保障。从国家反腐层面来说，“人肉搜索”弥补了体制内监督缺失的缺点。例如某些贪官携巨额款项及国家机密逃亡海外并隐姓埋名，其位置信息难以确定，给抓捕行动带来了一定的难度。借助于“人肉搜索”不仅可快速定位其具体位置而且还能追踪贪官的消费信息，追回赃款，从而有效的减少国有财产的流失。

1.“人肉搜索”是检举腐败官员的有力武器

2018年5月11日，因“人肉搜索”使得“严书记事件”震惊一时，在当时产生了不小的风波。根据爆料新闻的聊天截图可知，某位老师误把对某学生的吐槽发送到了该班的家长微信群，然后就有一个署名为“严某某的母亲”的女士在群里威胁道，“给我解释你对严书记的女儿说这话是什么意思”。由于牵涉到的“严书记”很可能是四川省广安市委书记严春风，所以该事件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社会舆论。5月14日下午，省纪委就关注到了网友反映的“严春风舆情”，并及时介入对相关人员调查以及信息的核实，到18日纪委就公布了对严春风的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的消息[4]。与此同时有网民还挖掘出了一些蛛丝马迹，类似于“女儿被名校内定录取”、“所住小区最便宜的房子600多万一套”等，这些细节都跟“严书记”被查，构成了顺承逻辑。

网民借助于“人肉搜索”对检举贪污腐败分子表现出了极大的政治热情，能从一个微小的细节找出贪腐的重大证据，所以在此次事件中严春风这样的大贪官才会迅速落马。“人肉搜索”作为了一种全新的反腐武器，把反腐真正融入到了“互联网+”的理念中，更好的规范了官员们的行为。广大网民通过搜索引擎收集腐败信息、曝光腐败官员的腐败行经，以此来达到惩治腐败的目的，更好的促进官员们高效廉洁的工作。

2.“人肉搜索”是实施监督的重要平台

我国最高检察院从2003年起搭建了网络举报平台，这也是国内首个由官方披露腐败信息的平台[5]。从此以后，人肉搜索便成为了广大民众表达言论自由、惩恶扬善、弘扬正义的有利助手。

网民通过“人肉搜索”可以实时监控官员的行为，任何的反面信息都将会直接影响到官员政治前途，因此有效的制约了政务官员的行为。“人肉搜索”能更好的帮助办案人员及时了解相关案情，提供大量与案情相关的信息。借助于民间特有的力量，从而有效的推动相关部门积极作为，实现权力的制衡[6]。对于民众而言，任何事情的发展趋势及最终结果会是他们最为关注的焦点，而“人肉搜索”不仅满足了人们的好奇心，而且使得民众能够行使监督权维护自己的有效权益不被侵犯。

在飞速发展的信息化时代，信息呈现出多样性和数据量大等特点，其内容包括有文本、音频、视频、图片等，为其搜索提供了大量信息资讯。从一张图片或一段简要的文字入手，便可在几小时内准确收集到大量的相关信息。网民可以采用技术手段，通过微信、微博等可进行信息互通的“人肉搜索”平台检索官员们的交友圈，进一步了解他们的工作和日常。对其工作及日常行为是否合乎规范进行监督。这种方式在节省时间的同时也节约了公共资源。

“人肉搜索”还具有跨越地区的性质，由于中国网民数量庞大，便能通过世界各地的留学生以及华人迅速定位政务官员的位置，达到实时监督的效果。

3.“人肉搜索”是倾倒不满情绪的垃圾箱

“人肉搜索”作为一个群众基础十分庞大的网络平台，当网民面对某一事件時可能会由于情绪过于激动而缺乏理性判断，最终导致事情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出现某些极端的情况。

“人肉搜索”作为一个信息集成平台，由于其匿名性，网民会为了博眼球，蹭热度而大肆畅谈，并上传大量虚假信息，这会极大地影响案件的侦破过程，造成人力、财力、资源的浪费。网民前赴后继的追寻案件真相的过程中还会牵扯出大量的隐藏的信息，这些信息中包含有个人隐私，而隐私的暴露会让正直廉明的清官背负不白之冤，其后续纠正的机会渺茫。虽然“人肉搜索”在司法解释中有侵权追责之说，但是造成的伤害是不可磨灭的。

在互联网的时代，有着大量的网民，他们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的是跟随潮流的大众的选择，并不能代表真正的民意。往往会导致“民意胜利了，舆论胜利了，媒体胜利了，法律却被蹂躏得遍体鳞伤”的后果[7]。需要在相关体系制度完善的过程中，逐步引导。同时注意处理民意与法律的关系，在法律之内充分尊重和保障民意。

二、“人肉搜索”在域外的应用介绍

“人肉搜索”最早开始于一个名叫“猫扑网”的网站，其功能是通过网络的途径寻求更多特定人的有价值信息。目前，它是中国的一种民间反腐的形式，而在国外也有类似于“人肉搜索”性质的渠道，但它更多的是通过网络监督来实现信息公开的目的。以下是就韩国、印度和哥伦比亚等国应用“人肉搜索”的介绍。

1.韩国

在韩国，“人肉搜索”最初是粉丝通过曝光互相讨厌的明星隐私来互黑的一种方式，后来逐渐发展成为网民们检举和揭发政客官员的非法事宜的渠道，其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引起共鸣，从而受到相关部门的重视，给予被揭发人相应的处罚。

据韩国国内某媒体报道，韩国检查总长蔡东旭存在婚姻疑惑。该事件引起网民的持续关注，在人肉搜索之下短短数小时内便曝出了与其相关的事宜，更有甚者曝出了其小时候发生的某些囧事。最后该总长因忍受不了国内的舆论压力，便主动递交了辞呈报告，结束了为期不到半年的任职。他的主动辞职充分显示了“人肉搜索”的力量，把权力放在公众视野之下，不仅防止了腐败的产生，也能督促官员高效工作。

2.印度

“我行贿了”是由印度海归做的一个反腐类型的网站，通过建立一个“网站站点，用户单击链接便可以开始填写自己行贿的事宜，在后台便会进行数据的统计与分析进而生成一份完整的报告，它实际功能相当于一张正式的发票。在此之前，行贿是非常司空见惯的事情，其网站创始人曾说：“在我们国家，腐败的风险太小，而腐败的回报又太高。我们要改变游戏规则，将腐败风险放大，回报变小，让公众了解就是将腐败风险增大的最好办法”。在不到10个月的时间内，网站的点击量就接近60万，该网站将涉及到印度的347座城市、19个政府部门的数万件行贿事宜全部都公之于众。

正是由于该网站的横空出世，使得当地的政府官员走出办公室，就被全世界关注，有效地唤醒了公众的价值观。与此同时，印度的相关政府部门也希望能够通过该网站吸取一定的经验，在日后的工作中减少政府部门的腐败情况。推动政府的办事流程，遏制腐败产生的根源。

3.哥伦比亚

哥伦比亚是一个腐败率很高的国家，腐败的政府官员有足够的资源可以帮助其隐藏痕迹，而该国的一名反腐调查员便开发了一个软件去跟踪腐败。这款软件是使用复杂的人工智能去绘制合法当局与有组织犯罪者之间的关系网。相比于传统的靠人工关系的“人肉搜索”来说，这款软件更为方便快捷，事实也证明他的软件产生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效果。腐败所涉及到的官员人数及信息不计其数，传统人工的搜索难以理清情况，这时智能的“人肉搜索”软件就能快速计算、处理海量的信息，帮助梳理人物关系，从而使得反腐工作更加透明化。

4.澳大利亚

根据澳大利亚的隐私法规定，营业性企业可以将所掌握的客户信息进行转让，但是这种信息必须是来自于医疗机构、学校等非盈利机构。所以说在澳大利亚进行人肉搜索是非常容易的。采用的途徑也是比较多的，甚至可以花钱购买他人的信息。但是这种案例并不是普遍存在的，因为澳大利亚的人口比较稀少，且国内的媒体行业十分发达，国内发生的任何事情基本上都可以通过媒体进行了解。

在澳大利亚曾发生过一次大型的“人肉搜索”事件，据报道称前总理吉拉德刚刚上任，鉴于当时吉拉德上台国内正处于一种非常突然的形势，而该总理的男友又是一位普通的发型师，因此各大权威媒体对此事件有一点不知所措，只能把报道的焦点集中在吉拉德身上。大多数民众出于好奇的心态便开始上网，就新任总理的第一先生进行全方位的检索，包括他的爱好、兴趣，甚至是为这位女总理做头发的小事都被扒了出来。

三、规范“人肉搜索”对反腐建设的措施

虽然目前“人肉搜索”网站，还存在着发出的帖随时被删除、跨省举报被忽视、上访被遣返，甚至有相关网站被封停的现象，但是新时代的“人肉搜索”充分的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它带来的是一种新型反腐模式，能让人民群众以最大程度参与到对政务官员的监督中去。完善“人肉搜索”，以健康积极的思想引导人民群众参与“人肉搜索”是反腐取得胜利的关键，畅通反腐渠道，提高网络反腐的意识，掌握反腐新媒体技能是反腐制度建设的必由之路[8]。

1.“人肉搜索”需要法律确认

群体性行为的网民很容易失去理性以网络暴力的形式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毫无人性的去攻击哪些无辜的人，侵犯他们的隐私权，以打着正义的旗帜而逾越法律底线去指责受害人。网络监督疏于管理，致使网民在发表言论时没有有效的法律法规对其进行合理的约束，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这就需要将“人肉搜索”推向法律化网络[9]。

作为法治社会下的网民必须时刻清醒的认识到任何权利都伴随义务行使，自由言论的大前提是不得侵犯隐私权和名誉权。对于维护社会正气的行为，就越要采取理性的方式去秉承节制，在正确合法的履行监督权时也要遵循相应的规章制度。上升到国家层面而言，对“人肉搜索”加以法律约束，让广大网民以正确的姿态监督，对某些私下活动的官员形成强有力的震慑，对想要贪腐的官员敲响警钟[10]。

2.“人肉搜索”需完善官方管理的网络举报平台

在互联网如此发达的今天，仍存在着空白区域和监控不到的角落。通过“人肉搜索”得到的信息不全面，则难以形成证据链以此指控腐败分子，因此必须建立一个以身份证为基础的集成信息的平台，将单个信息集合成网状展示。这将使搜索的结果呈现多元化的趋势。作为一个政府官员当身处个人生活空间时，可以保留自己的隐私，一旦进入社会信息网络时，其自身的行为就会被随时监控，信息也将会实时上传。如果在工作中有任何不良行为，信息网会快速且准确的定位出并及时提醒该官员已触犯法律底线，做到一击即中。

完善官方的网络举报平台，一方面能更好的保护检举人的信息安全，另一方面官方网站也会获得更为真实准确的信息，在节省开销的同时也进一步提高了办事效率。

官方部门在网络监管中成为守关人，使得一些不良网站因此停关，净化了网络环境。同时网民也可以从官方的网络平台中得到真实透明的信息反馈，发表自己的观点，充分享受言论自由的权利。

3.“人肉搜索”需建立还原真相的媒体联盟

随着自媒体的不断发展和壮大，网络上存在着各式各样的宣传手段。针对某些媒体在报道时，盲目地考虑自身的利益而对所报道案件故意夸大甚至是弄虚作假，借助自身固有的媒介进行传谣造谣，导致普通民众信以为真对社会风气造成极其严重影响的行为。建立媒体联盟可以号召各大媒体积极的响应，从而减少那些自媒体的用户在使用宣传的时候对于事实真相查询不到位而导致不正当言论出现的情况。

建立媒体联盟，筛选过滤掉虚假信息，同时组织各媒体之间进行互相监督，从而实现行业之间的相互制约。在实现行业之间相互制约的同时，也需要保证权威媒体对事实的真相进行有效的宣传，减少对于事实存在误解的人数。

官方媒体作为传播事实真相的主力军，在粉碎其他自媒体谣言的过程中发挥着巨大作用。但是针对网民提供的线索光靠单个官媒是不够的，需要建立媒体联盟整合资源，全方位多角度的跟踪案件发展，还原案件真相。

4.“人肉搜索”需加强对“滥用人肉搜索危害”的宣传

“人肉搜索”作为新的反腐方式，其影响力巨大，但仍有个别人利用它的漏洞在网上进行诋毁、肆意诽谤他人，造成网络混乱，轻者使他人名誉权受到损害，重则影响到他人的正常生活。因此加强“滥用人肉搜索的危害”的宣传是十分必要的。

在“人肉搜索”时人们会对当前所发生的事进行深入思考，同时会形成对事件看法的原始认知，这种认知不会受到任何外来思想的干扰，是人们明辨是非能力的体现。但随着各种不良思想的侵蚀，直接导致人的原有思想发生了变化，坚持真理的少数人将会成为被社会舆论所误导，甚至会出现对他们的言语攻击的大多数人。“人肉搜索”具有传播速度快、热度持久的特点，会把这种不良思想传播的更远且经久不散，这会对社会的良好风气产生巨大冲击。人们对善恶没有了自我判断的能力，也就对国家和民族不报有希望。所以，加强加快“滥用人肉搜索危害”的宣传活动是社会发展所迫切需要的。

加强“滥用人肉搜索的危害”的宣传工作，要求每一位网民在使用网络时，正确合法的进行搜索。“人肉搜索”是社会监督的完善与补充，加强对“人肉搜索”使用操作规范的宣传以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知识的普及工作，有助于人们面对是非时，于无形之中用理性的思考形成理智且正确的观点。

参考文献：

[1]邓惠惠.政府网络舆情危机管理研究[D].華南理工大学，2012

[2]付蔷.“人肉搜索”侵犯人格权问题研究[D].华东政法大学，2011

[3]章蓝天.关于“人肉搜索”的法律思考[D].山东大学，2011

[4]宋亮亮.党政机关网络舆情处置的原则和误区[J].青年记者，2018（21）：53-54

[5]郑博临.浅析我国人肉搜索的发展因素和现状[J].视听，2018（07）：161-162

[6]龙翔.试论正确认识和对待网络监督[J].中国监察，2009（24）：36-37

[7]章敬平.民意与法律[N].经济观察报，2011-09-19（047）

[8]吴洪凯.领导干部如何应对网络监督[J].社会科学论坛（学术研究卷），2009（07）：79-82

[9]董蕾.网络危机事件治理有效性研究[D].苏州大学，2017

[10]张窦.推动网络成为反腐利器[J].学习月刊，2012（04）：61-62

作者简介：

高翠翠（1998--）女，陕西榆林人，西安文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本科在读，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纪检监察研究。

周桂英（1977--）女，河北沧州人，西安文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哲学硕士，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纪检监察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