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楚桥:写作是一味药

段作文

曾楚桥

广东化州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六届网络作家班学员、广东省文学院第三届签约作家。作品曾获全国首届鲲鹏文学报告文学一等奖、广东省青年文学奖、深圳第五届青年文学奖、第十届《作品》奖等奖项。小说多次被《文学教育》《小说选刊》等选刊选载，并入选《2007年中国短篇小说年选》《2013年中国短篇小说年选》《2005-2006年广东小说精选》《2007-2008年广东小说精选》《深圳读本》《打工文学作品精选集》等多种文学选本。部分小说被翻译成英文。出版有短篇小说集《观生》《幸福咒》。

要在不足三千字里把曾楚桥和他的文学说明白，不太容易。相识近20年了，前两年我们还是同事，同住在沙井市民广场附近那套屋顶老是渗水的三居室里。工作日一同去饭堂就餐，节假日分工买菜做饭，写累了站在阳台上看大妈跳广场舞，偶尔我们也谈谈文学。

在那之前他大部分时间租住在新桥大庙的农民房里。大庙至今仍有古榕、老屋、发廊、水塘、宗祠，仍是小商贩、务工人员聚集地，有许多他的化州老乡。他和大家一样，生在烟火中，活在自己或别人的故事里，不同的是他有一个孤独的灵魂，一颗卡夫卡的心，一畦独属于他的文学根据地。

孤独的童年和多梦的少年

卡夫卡逝世后46年，一个炎热的夏天，在粤桂交界一个小山村里，在知了的鸣叫中，一位农妇产下一男婴，取了个颇有点女性化的名字：薷秀。若干年后，他改名楚桥。

兄弟姐妹5人，楚桥排行老四。那时生活困苦，父亲常拿母亲出气。楚桥7岁那年，母亲挨打后企图上吊，他整夜守着她，最终被父亲救下。得救后，母亲紧紧地抱着他，不停摸他的脸，第二天便领着他去了邻县闺蜜家，在那里生活了6年。

孤独的童年影响着他对世界的看法和后来的写作。除了孤独，有时他也顽皮，常惹母亲生气。母亲要打他时父亲就拦着，说吃过晚饭再打。晚饭后他便偷偷溜走了，第二天母亲就不生气了。母亲没读过书，父亲念过初中。待他们慢慢大了，父亲立下规矩：凡在家里看书写字的，可以不干农活。楚桥不喜欢干农活，喜欢看书，不管什么书一到手里非看完不可。那时他看得最多的是金庸的小說，希望成为一名行走江湖的英雄，没想过要当一名作家。

后来他上了高中，学校里兴文学社。20世纪80年代末，茂名地区文学青年特别多，比如黄金明，中学时期就发表了很多文章。“他比我高两个年级，不在同一学校，却经常在报纸上看到他的名字，觉得很有才华，觉得我也可以写一写。”楚桥说，“但真正意义上的写作，我是到深圳打工后才开始的。”

面对生存困境，不吐不快

即使在今天，你去新桥和沙井农贸市场，走在村落里，仍会碰到许多化州人。二三十年前，他们来到这里，做生意，讨生活，生儿育女，一过就是半辈子。1994年，曾楚桥来到沙井新桥进厂打工。女友是高中同学，他们租住在低矮的老屋里，走在幽暗的小巷里，加班加点，日夜奔波，看上去与别的打工情侣并无两样。

面对恶劣的生存环境以及工伤、查暂停证、失业、病痛、克扣工钱等种种不公，他心里很不爽，常有行侠仗义的冲动，但又深知光靠拳头是行不通的，最好是通过写作发声，让弱者警惕恶者知耻，并企图以此改变自己的命运。

二十多年过去了，写作并未改变其命运。他曾有过一次去省作协上班的机会，却因违反计生而泡汤，现在想来仍哭笑不得。但是不写作生活会是怎样呢？很难想像。他说：“从物质生活讲，写作是一味没有解药的毒药，一条不归路。但从社会意义上讲，它又是一剂良药，很苦，却能治病。”

谈到作品，楚桥早期的小说《灰色马》曾引起评论家注意。小说颇具象征意味，文中弥漫着阴暗和不确定的气息，构思于1999年。那时他们一家人住在荔枝林用竹子搭建的沥青棚里。最小的儿子已经四岁，其时楚桥没找到工作，便弄来一辆旧摩托拉客。这种非法营运经常被联防队和城管收拾，为此他先写出了《马林的仇恨》，首次提及其文学地理风流底。“风流底”虽是其家乡话，但从字面也不难理解，一是风流到了顶，二带有贴地风流的意思。他在“风流底”白天开车拉客，晚上回到沥青棚等孩子睡熟后便开始写作。而在《灰色马》之前，他的小说呈现的大多是工厂生活，有着浓厚的底层烟火气息。住到荔枝林不久，房东买回一匹灰色马，两个儿子特喜欢，常隔着铁丝网观看。当时大儿子已过入学年龄，进不了公立学校，被母亲带回了老家。数年后的某个早晨，他仍然记起孩子们看马的眼神，那情景针一样刺入他的神经，提笔写下第一句时，眼泪就滚滚而下。

他的作品得到了时任《大鹏湾》编辑王十月的赞赏。在王十月的推荐下，他也成了这一打工文学刊物的编辑。之后，相对稳定的生活给他的创作带来了转机，并创作出一批反应打工生活和底层小人物的作品，后来大多收集在《观生》里。他的首部小说集《观生》得到了评论界的高度认可，雷达看过之后给了这样的评价：“曾楚桥是一位出色的打工作家，但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打工作家。”

作品集《观生》以及《幸福咒》

一直以来他都不反感批评家把自己归入打工作家行列，因为他的身份一直是打工仔，作品中的人物也多为打工仔或小市民。他写打工文学却不想打工，只想当一名自由作家。2005年，楚桥和王十月、杨文冰集体辞职，在宝安三十一区租下房子，一起自由写作。期间创作出至今仍催人泪下的《仲生》。没试过居无定所的人难以想像曾楚桥小说中所反映的生活。在千千万万的仲生之中，小说中的仲生又是独特的，对自由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仲生那里是如此低微，低微到无处洗澡。

在他仅有的这两本集子里，《失语》应该比较别致。小说写的是北宋理学家张载临终前的故事，以“我”作为风流底警察这一视角融入了现代人的思维和话语方式，增加了作品内涵和张力。事实上，在三十一区时他也曾写过类似的小说，比如《王十月写秋风辞》就把三十一区自由写作者生活的真真假假融入其中。动笔写《失语》时他并没考虑怎么收尾，写到张载和管家发生冲突时他才发现，自己正以上帝的视角俯视着这一切，他和文中的张载已合二为一了。

早在中学时代练习写作时楚桥就曾使用过他的家乡“黑暗”话，他觉得粤西山区方言十分有趣，不论发音还是词义都散发着生活的热度。但后来他的小说语言几乎难以寻到广东味，故事情节和发生地放在全中国都说得过去。作为一名长期生活在深圳的广东作家，他很想写一篇具有广东特色的作品，于是就有了今年被《小说选刊》第9期选载的《晒马》。他说：“《晒马》的确是一个良好开端，是黑暗里的一盏灯。先前有评论家认为我的写作是伪先锋，是对卡夫卡的拙劣模仿，这些批评换个角度想确有其理，反倒提醒了我。”

但更多的读者和评论家看过他的作品后，觉得他情绪拿捏恰到好处，心理刻划细腻，有一种内在的隐痛感，即便是早期的《撞墙自杀》《饿倒街头》等典型的现实主义作品，在刀子与死亡的闪现中也令人印象深刻。因为刻画过于逼真，很多人喜欢对号入座，给他带来了许多麻烦，比如在治安队打工时顶头上司看到作品后就把他骂了一通，最后他只好回老家养了两年鱼。

在写作过程中，曾楚桥最大的特点是求变。比如《规矩》，虽然仍是小人物，仍是近乎白描的手法，却明显具有了荒涎感，在看似生活化、常态化的描写中，真实与荒涎在不经意的转换间产生了强烈对比。此外，他的小说还特别幽默，可读性很强。无论生活多么困苦，他都樂呵呵的，满脸不在乎。这种性格和对生活的态度通过文字必然会影响到小说中的人物，所以你读他的小说时常常会笑出声来，一些角色明明满眼是泪却面带微笑。从沉重的生活压力下学会对苦难的消解与再构，这是生活赋予他的能力，从而形成了他独特的叙事风格。

继《灰色马》之后，他又写出了《幸福咒》并发表在《收获》上。《幸福咒》让他找到了内容与形式相对完美的一种结构小说的方式。生活的困顿令他与蒲松龄产生了心灵共振，所以他写出了具有聊斋韵味的《观生》，从而构建起属于他的文学世界。

关于曾楚桥及其作品，笑笑书生是这么评价的：“他除了善于在文体上进行发掘、探索、试验外，也为自己的小说创造了崭新的叙事手法和结构表达，比如《刘知府夜访纳瓦西》，其‘正文+后记’的结构方式便令整篇小说具备了极强的后现代色彩。《与荣格的一次雨中约会》以荣格为符号，巧妙串联起刘氏三代人。时间跨度极大，叙述主体变换频繁，却丝丝入扣圆润饱满。他是个才华横溢的作家，对叙述花样的痴迷，对人物心理的生动刻画，对细节的精心雕琢，对时间与空间的交错处理，对生与死界限的打通甚至抹杀，对文体创新充满童心的探索与试验，都使他站在了当代文学最前沿的位置。再比如，《你眼睛里有只手》，在享受阅读快感时，人物、地点不断重复、回旋，而故事却在步步推进，仿佛一条滚动的螺旋。他的小说是卡夫卡式冥思、蒲松龄式诗意、西方现代和后现代技巧以及中国当代现实四者合一的混血儿。”

楚桥自己则说：“我对文学本质的追问其实就是对人生的终极追问以及在追问中的发现，它支撑着并继续支撑着我写下去。”

作为深圳作家代表人物之一，目前他虽仍然在打工，但好歹了有一份相对稳定的图书馆工作。写作二十多年，他仅出版过两本小说集，虽然今年两次上过《小说选刊》，稿费收入却微乎其微。采访即将结束时他说：“我主要写短篇小说，但这要写好很难，它要求形式美，文字美，你对世界得有独特的观察与见解。我写了一大堆，稍为满意的也就一两个。长篇嘛，十年前就打算写了，到现在还没完成。我个子高，阅读和写作对身体的伤害很大，不能坐太久，等我把短篇《晒水》写完就写那个长篇。如果为了稿费重复写作，我还不如跟儿子去学开网店。要是哪天真写不出新东西了，我就去开网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