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地位对城乡居民幸福感的影响

李芳芝 张荣荣

摘 要：基于CGSS2015的数据，从社会经济地位角度出发，建立Ordered Logit模型，研究中国城乡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居民的幸福感比城市居民高；社会经济地位的三个代表指标对幸福感的影响显著，其中受教育程度对城乡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均具有正向影响；职业特征对城乡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不一，全国及城市居民在党政机关工作幸福感最高，在无自雇单位工作幸福感最低，但是职业特征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不显著；经济收入对城乡居民的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城乡居民感知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幸福感越高.

关键词：幸福感；社会经济地位；Ordered Logit模型

[中图分类号]F222.1 [文献标志码]A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of Socioeconomic Status on the Happiness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LI Fangzhi，ZHANG Rongrong

（Institute of Statistics and Applied Mathematics， 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ngbu 233000， 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data of China Social Comprehensive Survey （CGSS） in 2015， this paper establishes the Ordered Logit model to empirically study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esidents' happine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oeconomic statu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happiness of rural residents is higher than the happiness of urban residents. The three representative indicators of actual socioeconomic status have different effects on happiness： The degree of education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Among the national and urban residents， the residents who work in the party and government organs have the highest happiness， and the residents who work in nonemployed units have the lowest happiness. Among rural residents， occupational characteristics have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residents' wellbeing. Economic income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wellbeing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The higher the perceived socioeconomic status， the higher the happiness of the residents.

Key words：happiness； socioeconomic status； ordered logit model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也逐渐提高，不再以“追求温饱”为目标，而是要在此基础上追求幸福地生活，从而主观幸福感开始作为衡量生活质量的重要标准，成为经济学界研究的重要课题.幸福感的研究是一个涉及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的跨学科领域，因此，中国城乡居民幸福感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学者们对幸福感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社会经济地位与幸福感的研究也十分丰富，但研究多集中于某些特殊群體，虽然研究更有针对性也更深入，但是缺乏代表性也不够全面.[16]本文不再只研究单个群体，而是从实际社会经济地位和感知社会经济地位这两个全新视角出发，利用受教育程度、职业、经济收入以及横向和纵向社会经济地位对比的指标数据，通过Ordered Logit 模型全面分析社会经济地位与幸福感的关系，并对城乡居民社会经济地位对幸福感的影响进行对比分析.

1 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CGSS（2015）数据.筛选掉拒绝、不知道、不适用缺失值后，保留了有工作经验的群体，最终获取有效样本6 493个.

1.1 被解释变量

根据CGSS调查问卷中的问题设置被解释变量.在了解居民幸福感时，调查项目为：“总的来说，您觉得您的生活是否幸福？”所给的选项中将幸福度从低到高依次赋值：1=非常不幸福，2=比较不幸福，3=说不上幸福不幸福，4=比较幸福，5=非常幸福.这种幸福感的测量方法很简单，但是具备心理测量学上的充分性和统计学上的信度与效度.幸福感分布详见表1.全国样本6 493个，城市样本4 920个，农村样本1 573个.70%的居民感到比较幸福或非常幸福，感到比较幸福的人数占比最大.

1.2 解释变量

主要解释变量为社会经济地位.社会经济地位是指一个人或者一个群体在社会中被界定的社会位置，主要涉及到个人的受教育程度、职业特征以及经济收入等.本文选择受教育程度、职业特征和经济收入三个指标来衡量.此外，为了进一步验证社会经济地位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还选取了横向和纵向的感知社会经济地位变量来进行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2.

受教育程度：受教育程度分为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或中专、大专及本科、研究生及以上5组.调查项目为：“您目前的最高教育程度？”“小学”“没有接受过任何教育”“私塾、扫盲班”归类为小学及以下，“普通高中”“中专”“技校”“职业高中”归类为高中或中专.分别赋值：1=小学及以下，2=初中，3=高中或中专，4=大专及本科，5=研究生及以上.

职业特征：选取就业群体的工作单位类型来体现职业特征.首先通过“您的工作经历及状况？”筛选出有非农工作经验的人群.其次，通过“您目前工作的单位或公司的单位类型？”以及“您最近的非农工作的单位类型？”这两个问题组合得出工作单位类型数据.分别赋值：1=在党政机关，2=军队，3=企业，4=社会团体、居/村委会，5=事业单位，6=无自雇单位（包括个体户）或其他.

经济收入：通过调查“您个人2012年全年的总收入是多少？”获取数据.为了消除量纲的影响，对经济收入取对数.由于经济收入中有零收入，因此，用取对数后最小整数填充缺失值.

自我感知的社会经济地位：一方面是横向的社会经济地位对比.通过问卷中“与同龄人相比，您本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怎样？”获取数据.分别赋值：1=较低，2=差不多，3=较高.另一方面是纵向的社会经济地位对比.从问卷中“与三年前相比，您的社会经济地位发生了什么变化？”获取数据.分别赋值：1=下降了，2=差不多，3=上升了.

1.3 控制变量

为了尽可能消除由于变量遗漏给模型估计带来的误差，引入受访者的年龄、性别、政治身份、婚姻状况、健康状况等控制变量.对性别分类并赋值：1=男性，2=女性.政治身份分为“非党员”“党员”两类并赋值：1=非党员，2=党员.婚姻状况分7种类型，“初婚有配偶”“再婚有配偶”“同居”归纳为有伴侣，“分居未离婚”“离婚”“丧偶”“未婚”归纳为无伴侣，分别赋值：0=无伴侣，1=有伴侣.健康状况分为5个等级，分别赋值：1=很不健康，2=比较不健康，3=一般，4=比较健康，5=很健康.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2.

2 模型的构建与实证分析

2.1 模型的构建

模型为：

happinessi=β1education+β2job+β3income+ β4x1+β5x2+βjYi+εi.（1）

（1）式中，happiness是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指标，education是受教育程度指标，job是职业特征指标，income是经济收入指标，x1为横向感知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标，x2为纵向感知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标，Yi是控制变量（包括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健康状况），εi表示该模型的误差项.模型的因变量是受访者的主观幸福感.由于居民主观幸福感是有等级的离散的有序变量，选用Ordered Logit模型回归.

2.2 实证分析

由于中国特有的二元经济体制，城市和农村地区在方方面面都存在差异，因此，本文分别研究城市地区和农村地区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与社会经济地位之间的影响，结果见表3.

表3中，模型1是对全国居民幸福感与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分析，模型2是对城市居民幸福感与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分析，模型3是对农村居民幸福感与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分析.从全国层面来看，地区变量对居民幸福感具有显著负面影响，且通过了10%的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农村居民的幸福感比城市居民幸福感高.这可能是城市生活各方面压力大、就业难、物价上涨、房价猛增，而工资水平又上涨缓慢，使得城市居民生活压力增大，幸福感降低；农村居民生活开支小，没有买房压力，农村基础设施近几年也在逐渐完善，居民生活质量得到大大提高，因而农村居民的生活更加轻松，幸福感上升.

从全国层面来看，受教育程度对居民幸福感具有正向的显著影响，且系数逐渐增大，说明受教育程度越高，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越强烈.这可能是因为良好的教育背景往往能获得更多的工作机会和较高的收入，从而有利于主观幸福感的提升.从城市居民来看，受教育程度对幸福感的影响系数逐渐增大，但是在受教育程度为初中时不具有显著性，这可能是因为城市生活对教育水平要求较高，初中和小学及以下都属于低学历，因此受教育程度是初中时，对幸福感的影响参照于小学及以下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并不显著.从农村居民来看，受教育程度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在前三类也是呈现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当教育程度为研究生及以上时出现了异常，影响系数为负.这可能是因为在农村的生产劳动中所要求的受教育水平并不需要那么高，而受教育水平越高，理想志向也会提高，因此，研究生及以上居民多数会感到理想抱负无法实现，人生价值不能充分实现，因而幸福感下降，没有小学及以下居民幸福感高.总体来看，受教育程度越高，居民的幸福感越高.

职业特征以党政机关为参照.从全国居民来看，当职业特征为企业、事业单位、无自雇单位或其他时，对居民幸福感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说明在党政机关工作的幸福感最高.对比这三个影响系数可见，在无自雇单位或其他幸福感最低.原因可能是党政机关是国家单位，在党政机关工作社会地位高，且工作制度规范，工资水平稳定；而在无自雇单位工作，工作制度不完善，工资水平不稳定.因此，在党政机关工作的居民幸福感最高，在无自雇单位工作居民幸福感最低.从城市居民来看，职业特征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与全国居民一致.从农村居民来看，职业特征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也呈現负面影响，只是不具有显著性.这是因为在农村生活压力小，居民主要以务农为主，因此工作单位对他们幸福感的影响并不显著.

经济收入中，全国、城市以及农村居民的经济收入对幸福感都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比三个模型的影响系数可见，农村居民经济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最大，这可能是因为农村居民在幸福感中更看重经济收入，而城市居民除了看重经济方面，可能还会看重工作等精神层次对幸福感造成的影响.但总体来看，经济收入越高，幸福感越高.这个结轮与赵奉军[7]等人（2004）的研究结论一致.

感知到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居民的幸福感也越高.横向社会经济地位对比中，以较低为参照.在全国、城市以及农村居民中均呈现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影响系数都在逐渐增大.说明与同龄人相比，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幸福感越高.纵向社会经济地位对比中，以下降了为参照，在全国、城市以及农村居民中，均呈现正向的显著影响.相比三年前，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居民幸福感越高.

年龄与年龄的平方项对居民幸福感在三个模型中均有显著影响，且年龄对居民的幸福感产生负向的影响，年龄的平方项对居民的幸福感产生正向的影响.说明年龄与居民的幸福感之间呈“正U”型曲线关系，即随着年龄的增加，幸福感先下降后上升.性别在全国模型和城市模型中均具有正面显著性影响，表明女性的幸福感强于男性；农村模型中虽然具有正面影响，但是不具有显著性，说明农村居民性别对幸福感的影响不显著，这是因为城市居住的日常生活开支大，且超前消费意识强，对大部分家庭来说，男性是一个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而农村居民男性与女性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夫生活，且生活开支小，生活压力小，因此城市居民性别对幸福感具有显著影响，而农村居民性别对幸福感不具有显著影响.婚姻状况对三个模型都具有正面的显著影响，说明有伴侣的均比无伴侣的幸福.健康状况中各个分类在三个模型中都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健康状况的系数逐渐增大，说明健康状况越好幸福感越强.

3 结论与建议

笔者利用2015年中国社会综合调查数据，研究了社会经济地位中受教育程度、职业特征和经济收入与城乡居民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得出以下结论：

（1）农村的幸福感比城市的幸福感高；

（2）受教育程度对城乡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均具有正面影响；

（3）职业特征在全国以及城市范围中，在党政机关工作的居民幸福感最高，在无自雇单位或其他单位工作的居民幸福感最低；在农村，职业特征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不显著；

（4）经济收入对居民幸福感具有显著影响；

（5）感知到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居民的幸福感越高.

提高我国城乡居民的幸福感可以通过以下三种途径实现：

第一、城市应该控制物价上涨，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创造就业机会，减轻城市居民生活压力；农村要继续推进新农村建设，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建设，稳步提高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

第二、完善教育机制，加大教育资源投资，普及义务教育，为贫困学子提供教育资助，让居民的受教育水平得到提高，进而提高居民的幸福感.

第三、创造就业机会，鼓励就业，为无业者提供技能培训，让他们能更快地适应不同岗位需求；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规范企业劳动时间，让劳动者享有休息的权利；合理安排劳动强度，按时按量发放劳动报酬，从而提高就业者的幸福感.

参考文献

[1] 梁岩.基于LISREL结构方程模型的社会经济地位继承效应分析[J].统计与决策，2017（17）：101104.

[2] Easterlin R A. Does Economic Growth Improve the Human Lot？ Some Empirical Evidence [J]. Nations & Household in Economic Growth， 1971（2）：89125.

[3] 姜涛，刘鹤.大学生人格、应对方式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J].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5）：120124.

[4] 张海龙，苏俊鹏.大学生主观幸福感与心理健康的关系[J].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4）：110112.

[5] 王鹏，梁城城.农户健康对收入和主观福利的影响——基于西部民族地区微观调查数据的经验研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8，39（5）：116126.

[6] Blanchflower DG， Oswald AJ. Is Wellbeing Ushaped Over the Life Cycle？ [J].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2008，66（8）：17331749.

[7] 赵奉军.收入與幸福关系的经济学考察[J].财经研究，2004（5）：7584.

编辑：琳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