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高知老年人养老特点分析

朱宇 刘爽

摘 要：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不断加快，有关第一次人口红利式微、我国经济可持续增长受限的消极观点长期影响着学界。本文基于第二次人口红利理论，以老年人内部异质性为研究视角，通过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实证研究发现：随着老年人内部差异分化的不断扩大，越发成为老年人主体的高知老年人具有高储蓄、高投资、高消费、养老需求多元化的特点，这些特点不仅能够为我国养老产业提供更加精准的服务、缓解供需失衡矛盾，而且符合第二次人口红利理论对老年人口的内在要求。基于分析，本文初步得出结论，认为我国具有实现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可能性。

关键词：第二次人口红利;积极老龄化;高知老年人;养老需求

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双一流”建设项目“中国人口与计划生育的未来：政策和服务体系构建研究”（297218200121）;中国人民大学2017年度拔尖创新人才培育资助计划（2016—2017校办字78号）。

[中图分类号] D619 [文章编号] 1673-0186（2019）09-0026-012

[文献标识码] A      [DOI编码] 10.19631/j.cnki.css.2019.09.003

一、引言

近几十年来，由于死亡率的“超快速”下降[1]以及计划生育政策的催化作用，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就完成了人口转变过程，并一直保持着“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状态[2]。快速人口转变的直接后果是人口老龄化，而我国的老龄化现象正日趋复杂。

首先，我国人口老龄化呈速度快、周期长、规模大的特点。图1显示了1950年以来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迁路径以及未来的趋势预测。从中可以看出，我国0～14岁少儿人口数和15～64岁工作适龄人口数分别自1980年和2010年进入持续下降阶段且后者下降速度更快，而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一直保持加速上涨趋势并在2060年后才开始缓慢下降。如此快速的人口老龄化趋势不仅给我国养老体系建设带来严峻挑战，也影响着我国经济长期而高速的发展。

其次，老年人内部差异逐渐扩大、分化现象越发突出。首先，高知老年人（本文界定为60岁及以上且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人口）比重大幅增加。图2描述了“三普”到“六普”间我国高知老年人口数的变化情况。从1982年到2010年，高知老年人规模从24.64万人扩大到578.42万人，增加了22.47倍，其中男性增加了18.58倍，女性增加了45.37倍，高知老年人占全部老年人的比例增加了9.19倍，从0.32%增长到3.26%。虽然男女两性人数差异一直较大，但男性占比从1982年的85.46%下降到2010年的71.30%，女性则从1982年的14.54%上升到2010年的28.70%，说明两性间教育不公平状况在不断改善，女性受教育程度在不断提高。

再次，高知老年人城乡分布差异显著。从图3可以看出，高知老年人绝大多数分布在城镇，2000年占比为94.35%，2010年为94.51%，水平基本保持穩定。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判断，未来高知老年人将会成为老年人口的主体。这一愈发庞大的新老年群体赋予了我国老龄化问题新的内涵。因此，在老龄化问题研究方面，已不能局限在老年人口规模研究上，要更多地关注老年群体的内部分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养老需求变化和养老文化的变化。在问题应对方面，应该改变以往的消极态度，基于新老年群体的特征，更加积极、主动地看待老龄化问题，努力挖掘他们的发展潜力。

二、文献回顾和研究问题

随着老龄化速度的日益加快及其内涵的不断复杂化，学界对该问题更加关注，研究成果也在不断充实。在养老体系建设方面，虽然目前家庭养老作为传统养老方式依然处于主导地位[3]，但是人口转变过程带来的家庭规模缩小问题使得家庭的照料功能不断弱化，老年人从家庭中可获取的养老资源逐步减少，对社会养老资源的需求越来越大[4]。因此，我国需要逐步建立“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养老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的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在养老内容方面，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养老研究主要以城市的养老情况为研究对象，以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为主;养老的内容主要涉及经济供养、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三个方面;经济供养和养老保险的相关研究较多，生活照料、精神慰藉及医疗护理方面的研究较少;养老人口内部分层分类研究更少[5]。近年来，随着社会养老服务的蓬勃发展，服务不匹配及服务对象不精准等问题日益突显，养老问题研究开始逐步向社会养老服务供需失衡问题倾斜，但研究多集中在如何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或者削减养老服务链各要素之间的界面障碍[6]，针对养老需求的研究略显不足。在养老服务内容方面，具有较好经济条件、较高教育背景、需求高、消费能力高、子女数量少等特点的新老年群体正在逐渐取代传统的老年群体，他们使得养老服务的内涵正在变得更加多元化、复杂化[7]。在老龄化应对方面，学界提出了多种政策建议，包括：逐步延迟退休年龄[8]，加强养老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精准性、针对性和实效性[9]，推进医疗和养老多模式、多层次的融合发展[10]，改革养老保险收付制度[11]，建立兜底式基本养老服务制度[6]。

虽然不少学者对老龄化的影响持悲观态度，认为源自高比例劳动适龄人口的第一次人口红利即将消失，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将会受到严重制约。但美国学者Lee和Mason从老年人口中发现了新的经济增长契机并提出了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概念。他们认为[12-13]，人口预期寿命提高、家庭规模的缩小和退休期限的延长会使个人、公司和政府基于未来养老预期增加资本存量，如果这些资本投入到本土经济，不断提高的资本劳动比可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增加人均产出和工资;如果这些资本能够投资到国外，净外汇收入和国民收入将会更快地增长。换言之，资本积累和有效投资是实现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关键。针对这一新的观点，我国也有学者认为第二次人口红利在我国有巨大的开发潜力[14]。

纵观现有研究不难发现，在当前老年人内部异质性不断扩大、养老需求越发多元化的背景下，老龄化研究在广度方面已经取得了较大进展，但在深度拓展方面仍显不足;虽有新观点提出，但基于国内的实证研究较为缺乏，尤其是对高知老年人这一愈发庞大的群体的关注更为欠缺。现有关于高知老年人的研究中较为典型的如对徐州市主城区998位高知老年人养老需求的研究[15]，该研究发现：当地高知老年人的养老需求程度从高往低依次为医疗保险、居住环境改造、精神生活和生活照料。又如对北京市中关村274位50岁及以上人口的养老需求分析[16]，该研究发现：中关村高知老年人群具有强烈的外出活动需求，对外出活动场地的选择要求较高，社会服务需求相对简单，更注重便利性。但这些研究由于样本选取范围过于集中，聚类效应较强，导致结论缺乏对更普遍意义上高知老年人养老需求特点的代表性。

因此，为补充当前研究的不足，本文以高知老年人养老特点为研究对象，利用具有全国代表性的2014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数据从经济供养、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三个维度进行分析，并从中探究他们对我国实现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可能性。期望通过这一较为独特的研究视角，为未来养老产业的精准发展提供一些参考资料，并为积极老龄化相关研究提供新的思考方向。

三、数据来源及研究对象

2014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CLASS）是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提供的全国性、连续性大型社会调查数据。数据中包含10 792位60岁及以上老年人，来自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其中，高知老年人有642人几乎全部集中在城市（96.54%），与“六普”调查结果（94.51%）较为接近。基于这一空间分布情况，本文进一步选取城市高知老年人为研究样本。经过筛选，最终入样的城市高知老年人共609人，其中男性410人，女性199人，平均年龄69.9岁，各年龄组中男性人数均大于女性，表明老年男性受高等教育情况好于女性。作为对照分析的城市非高知老年人（60岁及以上且受教育程度在高中及以下）共5 816人，其中男性2 650人，女性3 166人，平均年龄70.5岁，除60～64岁组外其他年龄组女性人数均大于男性，表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老年人以女性为主。

四、城市高知老年人养老特点分析

本文对城市高知老年人的养老需求分析采用该领域研究的常规思路，按照经济供养、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三个维度，并通过对比城市非高知老年人养老情况分析该人群的群间养老差异和群内养老特点。对于每一养老维度的表征，笔者结合CLASS 2014调查问卷，选取离退休金或劳动、家人资助和其他共三方面描述老年人经济供养需求;选取上门做家务、老年饭桌或送饭、陪同看病、日托站或托老所和帮助日常购物共五方面描述他们的生活照料需求;选取老年人服务热线、法律援助、上门探访和心理咨询共四个方面描述他们的精神慰藉需求。通过计算每一选项被选频数百分比衡量该项目的需求程度。

（一）城市高知与非高知老年人养老特点群间对比分析

基于CLASS 2014数据分析可知，城市高知、非高知老年人间养老特点差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城市高知与非高知老年人在经济供养模式方面差异巨大。从表1可以看出，高知老年人群体中绝大多数老年人选择依靠自己的离退休金或劳动作为经济来源，高达97.9%，2%依靠家人资助，0.2%依靠其他，体现出了较强的自养型养老模式;相比较而言，城市非高知老年人自养性较弱，以自己离退休金或劳动作为经济来源的人只有71.3%，依靠家人资助的比例较大，高达21.2%，还有不少人依靠其他方式获取经济来源，占7.5%。

其次，城市高知与非高知老年人生活照料与精神慰藉需求模式类似。从表1可以看出，无论高知还是非高知老年人，在生活照料方面，上门做家务服务需求均最高，分别占比34.3%和29.7%，之后依次是老年饭桌或送饭服务、陪同看病服务、日托站或托老所服务和帮助日常购物服务。在精神慰藉方面，老年人服务热线和法律援助服务是高知老年人最倾向的两种，分别占比33.1%和25.0%，非高知老年人对于这两类服务的需求相同，均为29.0%，上门探访服务和心理咨询服务需求依次靠后。

综上分析，相较于城市非高知老年人，城市高知老年人在经济供养方面自养型特点较为突出，其他方面需求模式差别不大。

（二）城市高知老年人群内经济供养养老特点分析

1.城市高知老年人主要依靠社会保障基金养老

虽然前文已分析，城市高知老年人较非高知老年人具有经济自养特点，但进一步分析群内差异可以发现，他们中绝大多数（95.7%）选择以社会保障基金为主要经济来源，只有2.2%选择依靠自己的劳动或工作所得。

2.城市高知老年人的社保基金来源集中，主要为单位离退休金和基本养老金

为进一步考察高知老年人社保基金来源情况，本文结合CLASS 2014调查问卷选出城市老年人的五项主要社保基金，通过计算每一类别被选频数所占百分比来分析社保基金需求特点。总体来看（表2），机关事业单位离退休金和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是城市高知老年人最主要的经济来源，分别占总数的48.6%和38.0%;社会养老保险和高龄津贴相对较少，共占10.3%;其他社保占比不足4%。从不同人口特征和社会特征群体来看（表2、表3），对这两类社保基金需求也都远高于其他。

3.城市高知老年人社保需求内部差异明显

表2和表3分别展示了不同人口特征和社会特征的城市高知老年人群体内部的社保需求情况。从人口特征方面看，女性高知老年人相较于男性更依赖离退休金和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分别高出2.4%和2.0%;高龄老年人（80歲及以上）更依赖退休金，而低龄老年人（60～69岁）更依赖养老金。从社会特征方面看，有配偶与无配偶老年人相比，在离退休金、职工基本养老金和高龄津贴三方面差别较大，尤其是高龄津贴方面，无配偶老人比有配偶老人占比高出7.7%，主要原因在于高龄老年人无配偶比例较高（样本中，60～69岁无配偶比例为11.1%，70～79岁为17.4%，80岁及以上为49.4%）;健康状况良好的老年人主要以离退休金为主要经济来源，他们中有较高比例会领取社会养老保险，而健康状况欠佳的老年人依靠职工基本养老金的最多;空巢与非空巢老年人在离退休金、职工基本养老金和高龄津贴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分别相差2.3%、-4.9%和5.3%，其中高龄津贴方面差异依然源自高龄老年人中无配偶比例较高。

综上可知，城市高知老年人主要以社保基金为经济供养来源，尤其是机关事业单位离退休金和城镇职工基本养老基金。随着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如何保障并稳步提高这两项基金水平是值得思考的问题。此外，随着老年人，尤其是高龄老年人的不断增多，如何充分发挥养老保险的作用、改革并缓解当前现收现付制背景下的巨大资金缺口、逐步扩大高龄津贴的覆盖率、有效实现养老基金保值增值等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城市高知老年人群内生活照料需求特点分析

城市高知老年人群内生活照料需求特点首先是需求种类相对集中。从总体上看（表4），上门做家务、老年饭桌或送饭以及陪同看病是城市高知老年人群最需要的三种生活照料服务方式，占比分别为34.3%、23.8%和17.5%。从不同特征人群来看（表4、表5），这三种服务也都位列需求前三位。

其次是需求差异明显。从人口特征来看（表4），女性比男性更期望有人帮助上门做家务，比例高出3.7%，男性更愿意离开家去日托站和托老所养老，比例高出了2.8%，其他生活照料服务的两性需求差异不大;高龄比低龄老年人更需要上门做家务、送饭和陪同看病服务，需求分别高出2.0%、2.3%和1.4%，低龄老年人更愿意去日托站或托老所养老以及找人帮助购买日常用品。从社会特征来看（表5），有配偶的老年人更倾向找人帮助做家务、送饭和去托老所，无配偶的老年人更需要有人陪同看病和帮助日常购物;健康状况一般的老年人最需要上门做家务，健康状况良好的老年人对于陪同看病和帮助日常购物的需求高于另两组人群，健康状况欠佳的老年人对于送饭服务的需求明显偏高;空巢老人相较于非空巢老人更不愿意去日托站或托老所养老，占比低至4.9%，他们更需要有人陪同他们看病以及有人帮助他们日常购物，需求分别高至2.2%和5.6%。

因此，对于城市高知老年人而言，上门做家务、送饭和陪同看病是他们最需要的生活照料服务，这些服务大多依托于社区的养老服务水平。随着具有高需求、高消费特点的高知老年人群不断扩大，他们对社区养老服务的内在要求也在不断提升。能够依据当地老年人结构及其特点精准提供配套养老服务，进而有效补充家庭养老模式的不足，是完善我国养老服务体系的关键。

（四）城市高知老年人群内精神慰藉需求特点分析

城市高知老年人精神慰藉需特点主要包括需求种类相对分散和需求差异明显两方面。在需求种类方面，总体来看，城市高知老年人对这四种服务需求的百分比从高往低依次为老年服务热线、法律援助、上门探访和心理咨询（表6）。但在不同特征人群中，需求百分比排序也会出现不一致的情况，如无配偶高知老年人对法律援助服务的需求高于对老年人服务热线的需求（表7）。

在需求差异方面，从人口特征来看（表6），女性高知老年人更需要通过老年人服务热线沟通交流，比男性高出8.8%，但她们相对不愿寻求心理咨询和法律援助，比男性分别低6%和3.5%;高龄老人最需要老年人服务热线和上门探访，而低龄老年人在法律援助方面的需求明显高于其他两组。从社会特征来看（表7），有配偶老人在老年人服务热线、上门探访和心理咨询方面高于无配偶老人，但法律援助需求远低于后者，相差14.9%;身体状况不佳的老人在老年人服务热线方面和心理咨询方面都明显高于其他两组，但法律援助和上门探访需求较低;空巢老人比非空巢老人更需要服务热线沟通也更需要法律援助，分别高出5.7%和8.5%，而非空巢老人在上门探访和心理咨询方面的需求更大，分别高出空巢老人7.8%和6.4%。

因此可以初步得出结论，老年人服务热线是满足城市高知老年人精神慰藉需求的主要服务，但从身体状况欠佳的老人对心理咨询的需求、空巢老人对服务热线的需求、高龄老人对上门探访的需求等可以看出处于更弱势生活状况的老年群体对于陪伴、安抚的需求更加突出。当前，无论是政策、研究、还是家庭养老实际情况，人们更多关注的是老年人在经济方面需求的满足却相对忽视了他们在精神慰藉方面的迫切需要。因此，加强对老年人精神慰藉需求的关注以及相关研究是完善我国老年人口研究和健全养老体系的重要环节。

（五）城市高知与非高知老年人养老规划差异对比

城市高知老年人养老特点分析能够为完善我国养老服务体系、缓解养老服务供需矛盾提供一定参考。若要充分挖掘该愈发扩大群体的人口红利作用、积极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则需要进一步了解他们的养老规划特点。CLASS 2014问卷中涉及养老规划的内容包含七个方面：购买房产、出售房产、现金储蓄、购买商业保险、购买土地使用权、转让土地使用权和投资理财。这里通过计算每一项被选频数百分比来考察不同老年群体的养老规划特点（图4），结果梳理如下：

首先，城市高知老年人的养老规划安排具有高储蓄、高投资理财的特点。整体来看，城市高知老年人中选择现金储蓄作为养老规划方向的比例最高且远高于其他投资选项，男女分别占比64.4%和55.9%;投资理财其次（19.9%和26.3%）;购买商业保险第三（8.4%和10.2%）。从两性差异看，男性除在现金储蓄和购买土地使用权两方面比女性的倾向高以外，其他方面均低于女性，说明高知老年女性的投资方向更具多元化，尤其在投资理财方面，高知老年女性表现出更为强烈的意愿，高于男性6.4%。

其次，城市非高知老年人的养老规划具有高储蓄、亲商业保险的特点。整体来看，城市非高知老年人同样以现金储蓄作为最傾向的养老规划方式，男女分别占比69.8%和71.0%;购买商业保险次之（11.7%和9.7%）;投资理财第三（8.6%和7.2）。从两性差异来看，非高知老年男性除在购买商业保险和投资理财方面的倾向高于女性，其他方面均低于女性。

最后，城市高知老年人更追求实现资产的增值。虽然两类老年人均选择现金储蓄作为最主要的养老规划方式，但城市非高知老年人储蓄倾向更强，男女两性比高知老年人分别高出5.4%和15.1%;高知老年人投资倾向更强，男女两性比非高知老年人分别高出11.3%和19.1%。可见，城市非高知老年人倾向于资产保值的投资规划方式，而城市高知老年人在注重资产保值的同时更追求资产的增值，尤其是高知老年女性。

为进一步检验上述差异是否具有统计学意义，本文按照性别和受教育程度的不同组合分别对七种养老投资规划方式进行卡方检验，输出结果如表8所示。可以看出，不同群体之间在购买房产、出售房产、购买土地使用权和转让土地使用权这四个方面的差异均不显著。在现金储蓄方面，除高知老年男性和女性之间差异不显著外，其他群体之间差异均在0.00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在购买商业保险方面，高知与非高知老年人之间、高知与非高知老年女性之间以及非高知老年男女之间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上具有显著差异。在投资理财方面，除高知老年男女之间与非高知老年男女之间差异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外，其他群体间差异均在0.00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说明前述分析中城市高知老年人与非高知老年人在现金储蓄、投资理财等方面的差异确实存在。

五、中国第二次人口红利实现可能性探究

通过对我国高知老年人养老需求特点的微观数据分析可以发现，该类老年人退休后经济相对独立且具有较为稳定的经济来源，生活以自养为主，养老需求多样，老年消费能力较强，并且基于养老规划有较强的储蓄倾向和投资理财倾向。这些特点都较为符合第二次人口红利理论的内在要求，说明我国高知老年人群体具有开发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潜力。

为进一步探究第二次人口红利在我国的发展潜力，本文从宏观分析入手，利用2010年我国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分年龄、分受教育程度数据，通过年龄移算，汇总得到了未来30年我国城市和城镇地区高知老年人口规模的粗略预测结果（没有考虑死亡），如图5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未来30年内我国高知老年人口呈加速增长趋势。到2031—2040年，全国高知老年人将增加3.73倍，达到2 733.32万人，城镇老年人将增加3.66倍，达到2 550.02万人，并且高知老年人仍然集中在城镇地区。

可以预期，随着未來高知老年人口的快速增长，他们的财富积累效应、投资需求效应、消费需求效应都将进一步扩大，从而推动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所以，可以初步得出结论，我国具有收获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可能。

六、结语

本文通过宏观微观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了我国高知老年人的养老需求特点并尝试探索了我国实现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可能性。研究发现，随着老年人群体内部分化的不断加深，城市高知老年人将会成为未来我国老年人群的主体，他们有着自身独特的养老特点。尤其在养老规划方面，高知老年人所具有的资产保值（现金储蓄）、增值（投资理财）倾向以及消费多元化的特点暗合了第二次人口红利理论中对于老年人的内在要求。结合人口预测结果，本文认为我国具有实现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可能性。这一研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给予我国积极应对老龄化研究新的理论深化契机，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我国第二次人口红利理论实证研究相对欠缺的不足。基于进一步深入挖掘未来我国高知老年人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思路，建议应创新性地发展我国养老金融产业，这一观点也契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二次集体学习中提出的“努力挖掘人口老龄化给国家发展带来的活力和机遇”要求。养老金融具有普惠性、多样性和稳健性的特点，其资金运用要求信用高、风险低[17]。作为缓解当前养老金存在的巨大资金缺口的一种补充养老手段，该建议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在国际上，不少发达国家已经通过发展养老金融解决本国养老产业的发展困境。例如，日本的社会资本已成为养老产业重要的资金来源，基本形成了财政主导、社会资本为主体的养老融资供给体系;美国的养老社区和养老机构的融资主要通过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17]。在我国，虽然养老金融尚处于起步阶段，但已有将养老金用于绿色投资的尝试并较好地实现了基金保值增值的效果[18-20]。

本文的研究结论与建议旨在为我国积极应对老龄化问题的研究提供一种新思路，以期能够抛砖引玉，引起更多学者的关注和思考。虽然本研究由于调查数据的限制存在一定局限性，但所研究问题具有重要性。希望未来随着调查数据的不断丰富和完善，更多的资料能够被用于积极老龄化相关领域的研究，从而能够更好地分析并应对我国老龄化问题，更加充分地挖掘我国老年人口的发展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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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文丰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