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烽火中的动物长征

黄志毅

美 国加州牛、荷兰牛、澳洲马、英国约克夏猪、美国火鸡……如果看到这么一支神奇的动物大队行进在路上，你会不会觉得吃惊？

1937年12月到1938年11月间，在南京通往重庆的路上，就有这么一支另类的动物大队在跋涉。它们的“队长”叫王酉亭，当时的身份是中央大学农学院教师、畜牧场长。

1937年抗战爆发后，中央大学奉命西迁。在战火纷飞的岁月，西南大后方为学者和莘莘学子提供了一个相对宁静的空间，让学术得以传承和发展。王酉亭带队的这支动物长征大队，也是西迁的一分子。

他和一千多只动物较上劲了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日本侵略军即将进逼南京。8月4日，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主持校务会议，紧急部署应对战争爆发的迁校措施。

王酉亭工作的中央大学农学院，其学生人数、师资人才、教学科研、设备配置及畜牧家禽优良品种，当时在亚洲堪称首屈一指。战事迫在眉睫，中央大学各院系图书设备均已搬迁完毕，唯有大群牲畜无法随校西迁。校长罗家伦在离开南京前，曾来到农学院与王酉亭等人落泪话别。他再三叮嘱：“敌人逼近首都，这些余下的牲畜，你可迁则迁，不可迁也可送人放弃，我们也不会怪你。”

王酉亭和畜牧场的留守职工则认为，畜牧场从外国高价引进并饲养多年的牲畜家禽，美国加州牛、荷兰牛、澳洲马、英国约克夏猪、美国火鸡等品种，是教学科研和畜禽改良的稀缺品种和国家财产，必须“不惜一切代价，绝不流失丢弃。把没能迁移的动物护送到重庆，送到我们的中央大学。绝不留给敌人，成为日本鬼子的盘中餐！”

南京和重庆之间远隔万水千山，何况又是炮火纷飞的战争时期。如何将这1000多只动物安全转移？36岁的场长王酉亭果断决策指挥，立即动手赶制板条木笼，分别筹集资金、医药、粮草物资，做好动物西迁的具体准备工作。

12月9日，南京已成围城之势。东南西边都被日军包围，天上敌机轮番轰炸，地面枪炮声昼夜不断，唯有长江北岸日军尚未到达。在此千钧一发的时刻，王酉亭凌晨带人赶到南京城西北的三汊河江邊，高价雇佣四条大木船悄然驶至下关。

当天晚上，畜牧场职工除少数人解散回家外，其他人员全部出动，分头将畜牧场的鸡鸭鹅兔等小动物装箱进笼，并置于牛马背上驮运，猪、羊等家畜则驱赶随行。在场长王酉亭的安排指挥下，他们出挹江门赶到下关江边。星夜寒风中，全部牲畜家禽分批运送上船，长江破浪往返三趟，第二天拂晓时到达浦口北岸。

为早日远离战场，王酉亭命令全队人员昼夜兼程前进，不得有片刻耽误。经过江浦、全椒，12月底就过了合肥，往河南信阳方向进发。

“动物长征”困难重重

长达四百米的动物大军行进速度非常缓慢。百余头牛马背驮装有鸡鸭鹅兔的木笼，几百头猪、羊随后，每天仅能走一、二十里路，有时候走一两天还要歇几天。王酉亭只好雇佣沿途农民的板车、毛驴车，拉着走得慢的动物加速西进。

路途中，最大难题就是如何解决动物的伙食问题。战时赶路缺乏条件，王酉亭和职工们只有想方设法，沿路割草并向农家购买饲料、粮食，粗细合理搭配，精心饲喂这些动物。动物生了病，他们就用带出来的有限医药，并就地采摘草药进行诊治。天黑了，只好先安顿喂养好动物，大家才能席地而睡。

战时兵荒马乱，大批难民也沿着这条道路西撤。前方既有军队撤退后方，也有大部队开往前线。见到这支浩浩荡荡的“动物大军”，路途中躲避战祸的人们瞠目结舌。人们不明白：这些人赶着大群牛羊要去何方？

少数由前线溃散西撤的国军和散兵游勇，见到这批西撤“大军”，竟然顺手牵羊，动手抓走鸡、鸭、鹅来犒赏自己，让人无可奈何。路途中还多次险遇横行霸道、拦路抢劫的土匪。王酉亭们冒着生命危险，一路巧妙周旋、涉险过关。路途中他们亲眼所见：桥梁已被炸毁，村庄燃起大火，前方道路又被日军占领……危险时王酉亭急中生智，带领“动物大军”从乡间小路绕行，冒着日寇轰炸的炮火，多次突破封锁线，在追剿和枪弹中前进。

王酉亭原计划沿着大别山北麓行进，到达信阳后乘火车南下武汉，再由汉口乘船西上重庆。无奈此时寒冬来临，经过数月紧张奔波的“动物大军”，已经人困马乏，更有不少畜禽染疾患病。王酉亭急电重庆中央大学请示，得到回复要他们暂停行军，寻觅安全地带休整过冬。于是，他们找到僻静山村驻扎休整，等待春暖花开时再继续西进。

天寒地冻，虽然可以点燃篝火取暖，但还是有些小动物被冻死了。可喜的是，在山村休整期间又陆续诞生了一些幼畜，王酉亭破冰担水、寒夜挑灯为两只牛犊接生，为大家带来了新的希望。

1938年11月上旬，这支坚韧不拔的“动物大军”在耗时一年、跨越半个中国、行程约四千多里后抵达湖北宜昌。在宜昌，王酉亭与著名爱国实业家、时任国民政府交通部常务次长的卢作孚意外相遇。卢作孚慷慨同意在轮船运输物资的最困难时期，无偿安排船只、挤出舱位运输这些动物到重庆。

几天后，王酉亭一行在宜昌登轮西上抵达重庆，终于进入市郊沙坪坝的中央大学畜牧场。

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在晚年回忆录《逝者如斯夫集》中写下了与“动物大军”在重庆化龙桥附近见面的难忘场面。

“在第二年（1938年）深秋，我由沙坪坝进城，已经黄昏了。司机告诉我说，前面来了一群牛，像是中央大学的，因为他认识赶牛的人。我急忙叫他停车，一看果然是的。这些牲口经长途跋涉，已经是风尘仆仆了。赶牛的王酉亭先生和三个技工，更是须发蓬松，好像苏武塞外归来一般。我的感情震动得不可言状，看见了这些南京赶来的牛羊，就像看到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样。我几乎要向前去和它们拥抱。当我和这些南京的‘故人’异地重逢时，心中一面喜悦，一面也引起了国难家仇的无限愤慨;我眼中的泪水也不禁夺眶而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