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金融化水平的度量与分析

郝芮琳 陈享光

内容提要：金融风险会随着金融化的发展而不断累积，进而影响金融和经济的稳定，甚至引发金融危机。我国是否存在过度金融化问题，已引起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和争论。本文构建了一个多维度的金融化评价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利用2000年以来的数据考察了我国的金融化水平和发展趋势。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整体金融化水平不高，但存在明显的金融化趋势和过度金融化倾向，主要表现在：我国整体货币资本化程度不高，但企业部门较高的杠杆率、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偿债能力的快速下降、政府部门的隐性负债和杠杆率的快速增长可能导致未来过度货币资本化;资本虚拟化程度和虚拟资本独立程度不高，但虚拟资本发展迅速，存在过度资本虚拟化和虚拟资本空转倾向;国际市场主要通过贸易渠道影响我国金融化进程，但其影响力逐渐减弱，随着金融市场的开放，金融渠道将成为影响我国金融化进程的主要渠道。

关键词：金融化水平;货币资本化;资本虚拟化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43（2019）05-0092-10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业获得了快速发展，金融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不断提升。伴随金融业的快速发展，金融风险、“脱实向虚”等问题也突出表现出来。美国过度金融化导致的次贷危机给我国的金融业发展敲响了警钟，我国是否存在过度金融化、是否要限制金融业的过快发展等问题引起广泛争论。有人认为，我国存在过度金融化，一方面，国际清算银行数据显示，我国债务占GDP的比重增长迅速，2018年第一季度总债务占GDP的比重高于美国，近5年来各部门债务占GDP比重的增长率超过发达经济体整体水平;另一方面，我国金融业发展迅猛，金融业产值占GDP的比重迅速上升，很多实体企业开始向金融行业转型。由于过度金融化会增加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因而他们主张我国应将防控金融风险放在首位，限制金融的过快发展。也有人认为，当前我国金融化水平较低，企业融资主要依赖银行贷款，直接融资市场仍不发达，中小企业面临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居民投资渠道狭窄，金融市场亟待完善，需要加快金融市场和金融工具的发展。对我国金融化水平的争议会影响到政策导向和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方向，因此合理的判断尤为重要。

总体来看，社会各界对于我国金融化水平的不同判断主要源于不同的金融化度量标准。目前国内的研究主要基于西方学者构建的金融化指标体系或者美国的金融化现象，然而，我国所处的金融化阶段和历史环境与西方发达国家有所不同，其他国家的金融化现象不一定完全在我国重现，我国也可能出现新的金融化问题。因此，本文构建了一个多维度的金融化评价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利用2000年以来的数据考察了我国的金融化水平和发展趋势。本文的研究能够克服套用西方评价体系的缺陷，对我国当前的金融化水平作出更加合理的判断，为金融政策的制定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

一、相关文献综述

现有研究大多将金融化看作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新变化，并且这种新变化与资本主义经济内在的不稳定性、不平等的收入分配、金融危机相联系，强调金融化的消极影响。正如福斯特指出，金融化导致垄断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金融资本时期，资本主义经济陷入了无尽的停滞和金融膨胀的循环中[1]。根据不同的金融化定义，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构建了金融化的度量指标，并进行了相应的实证研究。克里普纳将金融化定义为一种积累模式，即利润主要通过金融渠道而非贸易渠道和商品生产而产生;在这一定义下，他从两个方面来度量金融：一是非金融企业的收入来源，即非金融企业证券收入与现金流量的比率和证券收入的组成份额;二是对比金融利润与非金融利润[2-3]。Palley认为，金融化具有三个特征：一是收入向资本的轻微转移，二是资本支付结构中权益份额增加，三是金融部门在企业利润总额中的比重增加。他从债务总量，部门债务结构，非金融部门债务构成，金融、保险和房地产部门产出份额和就业份额、人均收入增长率、投资支出份额、企业职工薪酬、利润和利息支付、非金融部门和金融部门利润等方面分析了美国金融化水平[4]。拉帕维查斯认为，金融化是食利者阶层日益通过金融掠夺和投资银行业务获取利润，他通过分析银行贷款占企业负债的比例、消费信贷与抵押贷款占银行总贷款的比例来说明企业对银行信贷的依赖性下降，银行转向个人作为利润来源;通过分析家庭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占GDP的比重以及家庭各项贷款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来说明工人日益被卷入金融掠夺中;通过抵押贷款的证券化来说明金融掠夺与投资银行业务的融合情况[5]。Milberg认为，全球价值链的扩大有助于维持工业化国家的利润率并提高其国民收入中的利润份额，使企业能够将更多净收入返还给股东，同时，低工资国家的资本向工业化国家流动支撑了工业化国家的资产价值并进一步推动了金融化进程。在这一分析框架下，他利用价格水平与货币供应量以及制造商相对进口价格等指标分析了利润来源的转移;利用企业投资和利润份额、股息和股票回购占美国非金融企业内部资金的比例等指标分析了利润用途的变化;最后以中国为例分析了美国贸易合作伙伴的贸易、投资和资本流动[6]。

对于我国金融化水平的衡量，易纲和宋旺计算了我国金融资产总量和各类金融资产规模的变化，认为在金融改革过程中我国金融资产结构有了明显改善，金融上层结构规模快速增长，金融深化高速前进[7]。张慕濒和诸葛恒中参考了克里普纳的指标体系，从宏观层面分析了就业与产出部门构成以及CPI与M2增长趋势，从部门层面考察了非金融企业的利润来源和利润使用情况，从行业层面比较了不同行业证券收入占利润的比重和利润中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认为我国实体经济部门并未出现显著、持续的类似美国企业的金融化现象[8]。赵峰和田佳禾参考Palley的分析框架并對比美国的数据，通过分析我国金融资产结构、各部门负债相对规模的变化、劳动生产率和劳动收入等数据来判断我国的金融化趋势，认为我国存在金融化趋势，但不同部门的金融化趋势存在差异，其中金融部门和非金融企业部门趋势较为明显，而居民部门趋势不明显[9]。

然而，现有研究对于我国金融化水平的度量或缺乏评价体系，或直接套用西方学者的评价体系和美国的金融化经验。事实上，我国的金融化与美国的金融化有很大区别。对于美国金融化的崛起的原因，无论是与新自由主义有关[10-12]，还是与全球化有关[6]，抑或与垄断金融资本积累有关[1]，都是资本逐利性驱动下资本主义经济内部运动的结果，是一种原生的或主导的金融化。而金融欠发达国家往往在全球生产链转移和被动开放金融市场的过程中受到金融化主导国的影响，形成被动的或从属的金融化。我国在金融发展相对滞后的情况下，也可能会出现从属金融化的问题。因此，西方学者针对美国金融化现象构建的指标体系并不完全适用于我国。

二、金融化水平的度量标准

金融化不是20世纪70年代后出现的新现象，而是与货币化、货币资本化和资本虚拟化相联系的经济现象[13]。货币化是金融化的开始，货币从商品中分离出来充当一般等价物为金融化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为了适应商品交换的需要，货币的载体不断发生变化，货币的购买范围也逐渐扩大，比较典型的是土地货币化。随着货币化的推进，货币开始向资本转化。由于货币具有天然的购买力，货币资本家将货币贷放给产业资本家用于购买生产资料和支付工资，并从生产所得的剩余价值中扣除一部分作为利息。这样，货币成为生息资本，并在生产扩张和信用扩张中不断壮大。从资本循环的角度看，货币转化为货币资本进入生产大大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张和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的扩张进一步推动了货币资本的积累和信用的发展。可以说，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二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的复苏得益于货币资本化的力量。然而，资本的逐利性并不满足于通过借贷获得利息，随着信用工具和金融市场的发展，部分货币资本能够脱离实际生产实现自我增值，成为虚拟资本。虚拟资本的本质是已经积累的对于未来生产的索取权或权力证书，也就是说，虚拟资本的积累不一定代表现实资本的积累。从历史上看，轻度的资本虚拟化并不会干扰经济的正常运行，甚至有助于生产性企业获得资金支持，正如20世纪70年代之前表现出来的金融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但资本的逐利性往往将这种趋势恶化，近40年来西方发达国家经历的金融化则是虚拟资本的过度发展。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国也处于金融化的历史过程中，只是目前所处的金融化阶段与西方发达国家有所不同。

基于以上定义，本文从货币资本化程度、资本虚拟化程度、虚拟资本独立程度和受国际金融化影响程度出发，构建了一个多维度的金融化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下页）。

第一，从资本循环的角度来看，货币向资本的转化主要有两个渠道：一是货币直接进入生产成为资本;二是货币转化为借贷资本，再通过信用进入生产成为产业资本。随着信用的发展，货币资本化主要表现为借贷资本的壮大，因此，本文首先利用信贷规模来衡量货币资本化程度的整体情况。其次，银行信贷的发展和资本的逐利性往往带来各经济部门的高杠杆运行。居民部门和非金融企业部门过高的杠杆率使借贷资本过度积累，偿债能力不足时还可能引起大规模的资产抛售和资产价格下跌，进而导致金融动荡甚至金融危机。政府部门与居民部门和非金融企业部门不同，可以利用货币发行权来缓解国内债务压力，但过多的借贷资本流入政府部门可能造成两个问题：一是政府投资挤占企业实体投资，推动非金融企业金融化;二是经济繁荣时过高的杠杆率挤占了经济下行时政府实施宏观经济政策的空间。因此，本文从借贷资本的负债端，即居民部门、非金融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的杠杆率来进一步分析我国货币资本化程度及其在各经济部门的差异。

第二，貨币资本化的发展必然带来资本虚拟化的推进。一方面，资本的虚拟化表明货币资本越来越采取虚拟资本的形式，如债券、股票、金融衍生品等。20世纪70年代后的金融自由化浪潮极大地促进了资本虚拟化，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金融化的重要方面，因此从虚拟资本的规模和增长速度等方面可以判别金融化的发展程度。同时，由于虚拟资本的货币价值是虚拟的，它们只是代表取得收益的权利，而不是资本，其货币价值由所有权收益的大小和可靠程度来决定，随着市场的扩张，虚拟资本的逐利性和自我膨胀不断推动金融工具创新，其市场价格越来越脱离现实，直到金融危机才暴露出来。本文在虚拟资本规模扩张的基础上，利用虚拟资本价格水平的变化进一步衡量资本虚拟化程度。由于房地产市场具有与金融市场类似的特征，本文将房地产价格的变动趋势作为虚拟资本的价格指标之一。另一方面，在经济繁荣时期，虚拟资本往往具有较高的回报率和流动性，不断吸引实体资本向其转化，也就是说，金融利润相对于实体利润的大小和非金融企业的金融投资也是资本虚拟化的一个方面。

第三，借贷资本和虚拟资本的发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度量金融化深度，但仍不足以将金融化的特征完全表现出来，因为由借贷资本和虚拟资本构成的金融资本中的一部分会通过金融市场流回实体经济，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而另一部分则形成独立于实体资本的金融资本循环和积累。金融资本中独立于实体资本的份额决定了金融化程度。因此，本文利用证券规模与企业直接融资规模之比来衡量虚拟资本的独立程度或者虚拟资本空转程度。

第四，在经济全球化中，世界范围内形成两种对立的资本积累和金融化特征，即资本输出国的实际资本积累和主导的金融化，以及商品输出国的收益权证书积累（例如持有资本输出国的债券）和从属的金融化。以中美经济为例，美国的海外利润提高了其国内利润率和利润份额，一方面促进了收入分配向股东倾斜，另一方面加剧了制造业空心化，进而导致美国金融化不断深化;就中国而言，加工工业工人的工资远低于国际水平和其创造的价值，大量剩余价值流向美国，而外商投资和中国企业在加工贸易中所获得的较少份额的利润形成了巨额的外汇储备，成为中国货币供给的来源之一，也就是说，在生产链转移过程中，中国输出了价值，却将货币留在了国内。此外，金融市场开放和国际热钱的流入也可能促使我国虚拟资本过度膨胀。因此，本文从我国出口贸易对外资的依赖程度和国际热钱的流动规模来衡量我国金融化受国际影响的程度。

三、2000年以来我国的金融化水平和趋势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金融市场迅速发展。基于上文构建的多维度金融化评价指标体系，本文利用2000年以来的数据考察我国的金融化水平和发展趋势。由于统计数据的限制，部分指标的起始时间在2000年之后。

（一）货币资本化程度

1.信贷规模

信贷规模可衡量我国货币资本化程度的整体情况。我国银行贷款总量与GDP的比例从2000年的99.09%逐渐增长到2017年的145.24%，年均增长率约2.3%①，总体呈缓慢上升趋势，也就是说，我国货币资本化程度整体有所提高，但基本没有偏离正常的发展轨迹。

2.杠杆率

各部门的杠杆率能够从结构上衡量我国货币资本化程度。经济分析中采用的宏观杠杆率一般为负债与GDP之比，但该杠杆率不能准确衡量家庭的贷款偿还能力。将居民部门的宏观杠杆率分解可以得到另外两个层次的杠杆率：一是居民资产负债率，衡量的是居民利用总资产偿还贷款的能力;二是负债收入比（居民负债/可支配收入），衡量的是利用当期可支配收入，即在不变卖股票、债券、证券投资基金等金融资产和固定资产的情况下，居民部门的贷款偿还能力，如公式（1）所示：

从图2可以看出，三个层次的杠杆率都呈上升趋势，其中资产负债率上升幅度较小，宏观杠杆率和负债收入比上升幅度较大，且2008年之后上升速度加快。與美国相比，我国居民杠杆率仍处于较低水平，2015年美国居民部门负债收入比约为103%，资产负债率约为13%，宏观杠杆率约为78%，均高于我国①。然而，负债收入比的快速上升趋势表明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偿债能力在逐渐降低，一旦可支配收入不足以偿还贷款，家庭将不得不变卖资产，可能产生大规模的资产抛售和资产价格下跌，导致居民总资产的偿债能力迅速下降，进而引发一系列的金融风险甚至金融危机。

非金融企业部门的宏观杠杆率为企业负债与GDP之比，将其分解可以得到企业部门的微观杠杆率或资产负债率（企业负债/企业资产）和资产收入比（企业资产/GDP），两者共同决定企业部门的宏观杠杆率。企业杠杆率分解如公式（2）所示②：

如图3所示，非金融企业部门的微观杠杆率与宏观杠杆率都呈上升趋势，但微观杠杆率的上升幅度小于宏观杠杆率，且两者的差距逐渐扩大。从国际上来看，我国非金融企业部门的微观杠杆率增长稳定，略高于美国和日本，但宏观杠杆率远远高于发达经济体整体水平，而我国整体的高杠杆也归因于非金融企业部门过高的宏观杠杆率。我国非金融企业部门微观杠杆率与宏观杠杆率的背离引起广泛关注，本文认为，偏离的主要原因在于企业资产价值相对于名义GDP增长较快，也就是说，企业资产价格相对于整体价格水平增长较快，这一点将在下文详细分析。

政府负债由中央政府债务和地方政府债务组成，地方政府债务包括地方政府显性负债和隐性负债，将政府杠杆率分解，如公式（3）所示：

从中央政府债务和地方政府显性债务来看，我国政府杠杆率水平较低，但增长速度很快。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数据，2008年之后很多国家政府杠杆率均有明显提高，主要原因是在经济下行时利用政府债务支持经济刺激政策。2007～2018年，美国政府杠杆率上涨约68%，加拿大和韩国上涨约34%，而我国政府杠杆率的上涨幅度达到79%①;同时，其他国家的政府杠杆率在一段时间的快速提高后逐渐放缓，近几年来基本保持稳定，而我国则一直呈现加速上涨趋势。也就是说，虽然目前我国政府杠杆率水平较低，但按照当前的增长速度，我国很快会出现较严重的政府债务问题。如果考虑地方政府的隐性负债，我国政府杠杆率水平也将大大高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数据。地方政府的隐性负债包括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公共事业单位的债务、地方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地方国有企业的债务和金融机构的不良贷款等。由于缺少相关数据，我国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难以准确估计，目前不同机构按照不同统计口径估计出的数据在20万亿元至30万亿元之间，也就是说，在考虑隐性债务的情况下，我国政府杠杆率可能超过80%。

由此可见，我国整体货币资本化程度适中，但在各经济部门发展不均衡，其中居民部门和政府部门货币资本化程度较低，而非金融企业部门货币资本化程度较高。从发展趋势来看，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偿债能力的快速下降以及政府部门杠杆率的高速增长和隐性负债带来的风险可能在未来导致这些部门过度的货币资本化。

（二）资本虚拟化程度

1.证券规模与资产价格

2000年以来，我国证券规模持续扩大，尤其在2006年之后呈现爆发式增长，债券成交量、股票成交量和期货成交量分别从2000年的3.5万亿元、6.1万亿元和0.8万亿元增长到2016年的96.7万亿元、12.8万亿元和39.1万亿元②。2014年之后，债券成交量的增速进一步加快，而股票和期货成交量则在2014年的快速上升后出现下降，主要原因在于去杠杆政策引起的较大的资金流动和市场波动。当然，我国证券规模与美国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主要体现在证券种类单一、股票市值占GDP的比重较低、期货成交量占产量的比重较低等方面。

在资产价格方面，本文将商品房价格和上证综指与CPI进行对比，从图4（下页）可以看出，商品房价格与CPI之比呈明显的上升趋势，也就是说，商品房价格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CPI，从2004年到2017年，商品房价格上涨约185%，年均增长率约为5.6%，而CPI仅上涨约40%，年均增长率约为2.6%。相比之下，同期美国住房价格上涨较慢，从2011年的最低值到2017年的最高值仅上涨约52%，此外，美国CPI上涨约30%，房价增速与CPI增速的差距远远小于我国。相较于商品房价格的稳定增长，股票价格指数波动幅度较大，股票价格指数与CPI之比在2008年达到峰值，随后出现大幅下降并在一定范围内波动。我国股票市场受宏观经济政策和市场情绪影响较大，总体来看，从2004年到2017年，股票价格指数增长近50%，增长幅度不大，但仍高于CPI。因此，我国资产价格的增长幅度和速度大于消费品价格，这也是我国居民部门资产偿债能力稳定和非金融企业部门资产负债率与宏观杠杆率背离的主要原因。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并没有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但毫无疑问，资本虚拟化程度在逐渐加深。

本文以制造业为代表来衡量我国非金融企业的金融投资规模。从EPS数据库公布的上市公司数据来看，我国金融业的净资产收益率最高，其次是房地产业，制造业最低;在2012年之前，三个行业的净资产收益率总体呈上升趋势，金融业于2012年最先出现拐点，房地产业和制造业也于2013年开始下滑，但金融业和房地产业的净资产收益率仍远高于制造业。净资产收益率反映了股东权益的收益水平，也就是说，投资金融业和房地产业获得的收益远远高于投资制造业。在巨大的收益差距下，大量资本甚至是制造业本身逐渐转向金融行业。因此，本文选取了2007～2017年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取平均值得到每年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持有的交易性金融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该比值在2008年出现大幅下降，但随后呈现波动上升趋势（见图5）。可以看出，非金融企业的金融投资既与金融资产价格和金融市场繁荣程度有关，又受到金融行业高收益率的影响，近年来呈现上升趋势。

总体而言，除房地产价格过高外，我国整体上还没有形成过度的资本虚拟化，但从发展趋势来看，我国资本虚拟化程度在不断加深，虚拟资本规模持续扩大，资产价格不断攀升，非金融企业收益率与金融企业和房地产企业差距较大，越来越多的生产资本向虚拟资本转化。

（三）虚拟资本独立程度

货币资本化与资本虚拟化可以为实体经济提供资金支持，也可能引起实体经济空心化，关键在于虚拟化的货币资本是流回实体经济，还是形成独立的虚拟资本循环。本文利用社会总的证券投资额与企业直接融资额之比来衡量一段时间内投资于金融市场的货币资本有多大份额能流回实体经济。本文选取2002～2015年居民、非金融企业、政府和金融机构用于证券公司客户保证金、证券和证券投资基金份额的资金总和作为社会总的证券投资额，选取非金融企业新增债券融资与境内股票融资作为企业直接融资额。从图6（下页）可以看出，从2004年到2011年，我国虚拟资本独立程度呈下降趋势，也就是说社会新增证券投资中越来越大的份额用于实体企业融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直接融资市场的发展和金融危机对证券投资热情的打击;但2011年之后，在企业直接融资持续增长的情况下我国虚拟资本的独立程度开始上升，在这种情况下，宽松政策提供的流动性和以支持实体经济为目的的资金通过各部门金融投资行为流入金融市场，越来越多的资金不是通过企业融资渠道流回实体经济部门，而是在金融市场空转，形成独立的虚拟资本循环。因此，从目前情況来看，我国虚拟资本独立程度处于上升初期，并没有呈现过度的资金空转现象，但随着金融的发展，虚拟资本的独立程度具有逐渐加深的趋势，而独立的虚拟资本循环恰是经济金融化和金融“脱实向虚”的标志。

（四）我国金融化受国际市场的影响程度

从进出口贸易来看，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大规模承接国际产业转移，贸易由逆差转为顺差，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经常项目顺差持续扩大，2008年达到4205.69亿美元，之后有所下降，但仍保持在1300亿美元以上①。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出口和加工贸易是我国巨额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从2000年的47.93%上升至2005年的58.30%，随后逐渐下降至2017年的43.19%;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在2006年至2010年间快速上升，随后基本保持稳定，2017年为1310.35亿美元。与此同时，我国对外投资自2000年以来呈现较快的增长趋势，对外承包工程合同金额由2000年的117.19亿美元增长至2017年的2652.76亿美元，年均增长率约20%②。目前我国对外资的依赖程度较高，仍难以摆脱全球生产链转移带来的金融化问题，但从趋势上来看，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和经济实力的增强，外资对我国金融化的影响力将逐渐减弱。

从金融交易来看，我国资本市场尚未完全开放，但国际热钱仍通过各种渠道进入我国市场。按照一般的估计方法，本文将新增外汇储备与贸易顺差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差额作为流入我国金融市场的国际热钱规模。由图7可见，2008年之前国际热钱流动幅度很小，2008～2013年出现大规模流动，但主要表现为国际资本的流入，从2014年开始，我国出现大规模的国际资本流出。可以看出，国际热钱对我国金融市场的影响越来越大，随着资本市场的开放，我国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很可能成为国外资本竞相逐利的舞台。

总体来看，目前国际市场主要通过贸易渠道影响我国金融化进程，随着我国自主研发能力的提高和金融市场的开放，贸易渠道的影响逐渐降低，金融渠道可能成为未来影响我国金融化进程的主要渠道。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金融风险会随着金融化的发展而不断累积，进而影响金融和经济的稳定，甚至引发金融危机。我国是否存在过度金融化问题，引起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和争论。金融化不是20世纪70年代后出现的新的金融现象，而是与货币化、货币资本化和资本虚拟化相联系的长期的历史过程，我国的金融化也处于这一历史过程中。基于这一定义，本文从货币资本化程度、资本虚拟化程度、虚拟资本独立程度和受国际金融化影响程度出发，构建了一个多维度的金融化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利用2000年以来的数据考察了我国的金融化水平和发展趋势。

研究结果表明，目前我国整体金融化水平不高，但存在明显的金融化趋势和过度金融化倾向，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我国整体货币资本化程度适中，但存在部门不均衡，其中居民部门和政府部门货币资本化程度较低，而企业部门较高;从趋势来看，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偿债能力的快速下降以及政府部门杠杆率的高速增长和隐性负债带来的风险可能导致其未来的过度货币资本化。第二，我国整体上没有出现过度的资本虚拟化，但从趋势来看，虚拟资本规模持续扩大，资产价格不断攀升，越来越多的生产资本向虚拟资本转化，我国资本虚拟化程度将不断加深。第三，我国虚拟资本独立程度不高，货币资本化与资本虚拟化的发展仍以服务实体经济为主，没有出现过度的资金空转现象;但虚拟资本的独立程度呈现不断提高的趋势，未来可能出现较为严重的“脱实向虚”现象。第四，国际市场主要通过贸易渠道影响我国金融化进程，但其影响力逐渐减弱，随着金融市场的开放，金融渠道将成为影响我国金融化进程的主要渠道。

在当前的经济金融环境下，我国应进一步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完善金融市场和金融服务，促进金融业高质量发展，提高我国金融业的核心竞争力[15]。由于我国整体金融化水平不高，金融抑制不仅不利于经济增长，而且可能阻碍金融结构调整，导致金融市场畸形和金融脆弱。适度的金融发展一方面能够拓展居民投资渠道，降低居民对于房地产投资的依赖，减轻家庭负债并提高其可支配收入的偿债能力，抑制房地产价格过快上涨;另一方面能够完善企业融资渠道，降低企业对于间接融资的依赖，减轻企业债务负担，促进金融市场中的资金向实体企业回流，减少资金空转和金融“脱实向虚”，进而缓解货币资本化、资本虚拟化和虚拟资本独立的趋势，促进我国经济金融良性互动。

为避免金融化趋势可能引致的未来的过度金融化，在金融发展的过程中我国应增强金融风险防范意识。一方面，非金融企业的金融化是我国金融化的重要环节，规范非金融企业金融投资有利于遏制其宏观杠杆率过快上升和金融资产的过度膨胀，降低金融风险，为此，政府應加强对非金融企业负债和资金流向的调控与监管，防止非金融企业利用负债进行金融投资，鼓励技术创新，提高非金融企业盈利能力，促进实体资本积累。另一方面，调整资本市场结构，正确把握房地产市场定位，在加强政府监管的同时建立合理的市场运行机制，防止资产价格过快增长和金融市场过度波动。此外，要加强个人信贷审核，尽快剥离政府隐性负债，降低居民和政府偿债风险，遏制居民部门和政府部门的过度金融化趋势。

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我国还应克服国际压力，有序开放金融市场。开放金融市场既是我国金融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又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然而，我国经济体量庞大而金融体系薄弱，在国际压力下盲目放开金融市场不仅会阻碍我国金融机构的发展和金融体系的完善，而且可能使我国金融市场成为国际热钱逐利的舞台，被动卷入过度金融化的漩涡[16]。因此，要把握好自身节奏，有序推动信贷市场、证券市场、保险市场、融资租赁市场等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并且在开放的同时要努力提高我国金融机构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和影响力，不断完善相关制度安排和监管措施，推动我国金融市场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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