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欣小说的“都市女子图鉴”

焦宛清

鲁迅先生曾说：“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意思是自我觉醒的意识虽然在女性心中生根发芽，但受到经济能力的限制，只能幻灭在“梦是好的，钱是要紧的”泡影中。进入工业社会后，社会分工更加明确，人们不再主要依靠农业来谋生，越来越多女性进入城市自力更生，随之带来社会地位的提升。今天的女性已不再是百年前出走无路的“娜拉”，她们已经实现了经济独立，正在逐步完成自我价值的实现。

而在张欣笔下，也活跃着在“浮华城市”艰难求生的世俗男女：他们有的“为爱结婚”，有的“一意孤行”，还有的“慢慢地寻找，慢慢地体验”，各自寻觅着“城市爱情”，希望在“深陷红尘里重拾浪漫”，但又发现“无人倾诉”，不知“浮华背后”“谁可相依”？兜兜转转在某个瞬间发现“依然是你”，顿悟“爱的恒久是忍耐”等处世哲学，最终要“用一生去忘记”那些纷纷扰扰的都市繁尘。张欣写都市，女性是主要人物，而刻画都市女性形象，又离不开男女之情的书写。在中国古代，人们信奉“女子无才便是德”，女性自身无须获得多大发展，只要顺从丈夫即可。也就是说，女性在男女关系中始终处于被动地位。但是，进入商业社会后，城市赋予了女性独立的经济能力，这使得女性在男女关系中也可以掌握主动权。

一

生活在都市中，每一个人都在为名利奔波：职场上的尔虞我诈，商场上的口蜜腹剑，家庭中的貌合神离……窥得现实中人们对物质追求无比疯狂的张欣，在张欣的都市小说中有意无意地突出了物质在男女关系中的重要性。《爱又如何》中的可馨与沈伟都是清高的知识分子，也有着一致的价值观：“赚那么多钱干吗？够花不就行了吗？金钱之外还是有许多我们需要珍视的东西。”但因为女儿、公公的病，“家中的积蓄像一夜之间长出腿来，在一片混乱中走光了”。可馨不得不向生活妥协，“不仅经常跟卖菜卖水果的小贩发生口角，还经常在睡梦中梦见天外飞来横财”。而沈偉为了帮补家计，瞒着众人在夜里骑摩托车拉客。这是因为他们都意识到：“爱情是什么？它在生活中仅仅是一种装饰，一旦生活暂时蒙上一层阴影，它总是最先被牺牲掉的。”这种小夫妻形象最能表现商品经济时代物质欲望对都市女性的考验，尤其是经济困难逐渐渗透到家庭中，对于夫妻关系的影响。他们都是清高的知识分子，却在生活的打磨下，不得不向现实低头。也正如《亲情六处》中简俐清说：“贫困时，我们不懂爱情。”她虽然与焦跃平曾经相爱，但却认识到：“我当时离开他，并不是不爱他，而是知道贫贱夫妻百事哀的道理。那时候我们就是结婚也会离婚的。”她的生存逻辑是，没有金钱就没有爱情。这一点在《浮华城市》中也体现得特别明显——几个人的爱恨情仇，都是因为“钱”作怪：冯苇一与商晓燕的分手，是因为他们谁也不愿意放弃工作;朱广田和文竹的婚姻破裂，也是因为彼此谁也不愿意放弃自己的生意;楚霖对柯浩雄的感情，也是取决于他有没有钱;夏夕希望女儿与柯浩雄一起，也是因为看到他越来越有钱……所有人的择偶条件都与钱挂钩。虽然说柯智雄和商晓燕的相遇是因为两颗寂寞的心灵得到互相慰藉，但最终在生活的压力下，爱情还是败下阵来。在这座“浮华城市”里，每个人都有着生活的压力，每个人其实都是为了自己活着。所谓的爱情，不过是暂时的陪伴。

在纵横肆虐的挫折感和蠢蠢欲动的淘金梦的合力催促下，都市男女在这场物质的追逐中，不由自主地被裹挟进欲望的旋涡，一边是传统道德的规则约束，另一边是追求奢华生活的诱惑。但张欣笔下的都市女性没有任由自己放纵在物欲贪念中，在面对世俗生活时，她们反而多了一份清醒的认识;在面对人生挫折时，她们又多了一股抗压能力。《深喉》中的林越男名字本身就有着“超越男性”的意思，实际上在为人处世中也比情人戴晓明略胜一筹，成为“一把手”戴晓明的生活指路人：当戴晓明想要引起高官注意时，林越男提醒他：“我觉得如果你去的话，不是去表现，而是诚心待客。”而后在帮忙接待高官的时候，从衣食住行各个方面都安排得非常细致、得体，这使得戴晓明更加佩服她。而当戴晓明想要“平平淡淡才是真”的生活时，林越男又提醒他：“搞政治需要智慧，但更需要忍耐，需要良好的人际关系，需要长时间被别人了解的过程。这些都是你最擅长的。”虽然在外人看来，戴晓明身居高位，手中有丰富的人脉资源，而林越男不过是一个普通职员，实际上，林越男在待人接物、应对生活难题时更有谋略。

除此之外，张欣的都市小说中还活跃着一些单身女性形象，她们沉着、冷静地面对人生波折。《依然是你》中面对儿子端木歪歪的先天性哑傻综合征，父亲端木林选择抛妻弃子重组家庭，母亲管静竹始终没有放弃对儿子的培养;《狐步杀》中苏而已在家道中落后毅然离开了柳三郎，通过开网店卖童装，独自把儿子生下来并抚养成人;《浮华背后》的杜党生发现丈夫出轨后没有忍气吞声，反而立即离婚，寄情于工作……在这当中，杜党生是气魄最强的一个，她在官场上雷厉风行，而在她周围的男性无不都依傍着她。初恋情人寇杰在困难时期靠她帮扶度日，儿子彭卓童的生活支出完全依赖于杜党生，奸商高锦林依仗杜党生的权力走私货物，手下冉洞庭唯唯诺诺，从农村被杜党生一路提携……而她的前夫彭树则是一个满腹经纶的书生，与杜党生的霸气无一契合。在杜党生那里，儿子彭卓童被作做诱饵，杜党生自己又被奸商高锦林、手下冉洞庭陷害，最终触犯了官场条例，她身边的男性反而成了束缚事业的累赘。

在中国传统“男尊女卑”的文化下，“小鸟依人”的女性形象成为男士的择偶标准，女性常常沦为男性的附庸，没有发声权，更没有人格独立权。社会规范要求她们生儿育女、相夫教子、伺候公婆，“男以强为贵，女以弱为美” 已经成为标签化的性别定位。以往，婚姻是女性改变命运的重要途径，但如今女性也可以决定自己的人生路径，不得不说这是社会进步的标志。

二

张欣小说的都市女性试图在男女关系中完成传统“男强女弱”性别角色的反转，给予了女性更多独立的可能。溯其缘由，从客观上是城市给了女性更大的发展空间，使得女性走向独立;从主观上看则是张欣重视女性自我独立价值的具体体现。

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里，女性所拥有的发展空间比男性的狭窄。传统社会的性别格局一直是“男主外，女主内”，男人面向外部世界，女人则面向家庭以内的世界。女性一生都在以家庭为中心，从女儿到妻子到母亲再到婆婆，这种与家庭之间的紧密联系，让女人很难真正走向社会。但是在商业社会，女性通过职业成就获得一定的社会身份，在家庭之外有了新的社会角色，也取得了新的社会地位，使男女关系也出现了新的角色反转，女性同样可以掌握男女关系的主动权，改写自己的人生。

我们可以在张欣的都市小说中看到女性的活动空间不再局限于家庭，她们奔波忙碌于商场、写字楼、股市、保险公司、咖啡馆、歌舞厅等，职业身份也多种多样：广告策划者、售楼小姐、公司文秘、记者、编辑……尽管从事着不同的职业，但无一例外都要求女性必须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和心理素质。“女人天生是属于城市的”， 城市生活要处理很多关系，比起男性，或许更适合心思细腻的女性。都市给了女人新的人生方向，只有在都市中女性才有了自己“大展拳脚”的天地。

张欣出生于军人家庭，成长于部队机关大院，不到15岁就到部队当兵，成长过程中一直深受军队思想的影响，培养了坚强、独立的精神品格。在1984年转业到广州生活至今，以女性的敏感、细腻感同身受地体验着广州女性在应对改革开放浪潮中的转变。在这座崇尚务实、实干的城市中，深受军队精神影响的她对都市、对女性有了自己独特的思考。正如她所说的：“广州毕竟是一个改革开放的城市，看得多了，听得多了，自然会跟自己的思想冲撞起来，我就是想把这种冲撞连皮带核地捧给我们的读者。” 这样带来的思想碰撞使得其作品主题更加意蕴丰富、深刻：既有注重传统道德思想的一面，也不会避讳谈金钱、权力的正面作用;既没有刻意贬低男性地位，更没有过度美化女性，反倒从不讳言女性的物质欲望，坦言“爱钱未必就是俗”（《浮华城市》），明白对于置身滚滚红尘的都市白领来说金钱和生存是首要的。

都市女性不再相信纯粹、完美爱情的存在，同时自觉地不再把自己当作生儿育女、建立家庭的一个工具。其进步性在于女性本身有了谈婚论嫁的资本，女性掌握了主动权，有了更大的选择空间和思考余地。塑造这样独立的女性形象，其实也在告诉我们，女性在艰难的求生环境中，在意志上或许早早超越了男性。当女性已经在城市生活中学会利用天然的优势生存时，男性又应该如何应对自己的人生困境呢？

三

从张欣都市小说的“女子图鉴”中，我们可以看到它给现代都市女性带来了启蒙性的意义：一是使女性认识了都市与自身的关系，一是让女性意识到自身的价值，提供了都市女性的“生存指南”，启发女性在商业浪潮中利用自己的性别优势，转变自己的社会角色。《掘金时代》中的穗珠在居无定所的困境中勇敢克服挫折，在新的充满挑战的工作中，她才找到了自我的价值和生存的意义;《爱又如何》中的可馨想尽办法挣钱养家，比如晚上写稿赚外快、与以前的保姆菊花开展经商合作，凭借勤奋和努力，两年后已成为小有名气的专栏作家;《那些迷人的往事》中的于冰克服重重困难最终当上了公司副总……在这些女性身上散发出与生活顽强抗争的人格魅力，启发着读者应该如何面对自己的人生困境。

也许会有人认为，写女性很容易被局限在狭小的个人体验、小资情结中，弱化了文学关注世道人心、民生疾苦的悲悯情怀。但张欣写的男女关系恰恰不止于此，张欣写爱情，不是只困在情情爱爱之中，反而是要揭示更多关于生存法则、人生理念、处世价值观的东西：比如女性应该如何利用自身优势更好地在城市生存。

张欣的作品的确有其独特的一面，众多研究者也给予了积极的赞誉和评价。然而，也有一些不尽人意之处。

首先是女性形象外形的相似，写到都市女性不外乎是“有着姣好的面容、火辣的身材”，比如“苞苞皮肤白皙，身材娇小玲珑，照说也是個美人”（《狐步杀》）、“透透不仅漂亮，而且可爱，身材又无可挑剔”（《深喉》）、千姿出场时“身穿一套白色的网球服，超短的裤裙下面是两条笔直、秀美的腿……光滑而润泽”（《岁月无敌》）。当然，这样的形象刻画虽然大致符合都市白领女性的形象，但这样就给了读者“先入为主”的经验，广州的白领女性在外形上就应该是美丽的、惹火的、动人的。其次是情节巧合性太强。比如在《狐步杀》中，人物常常巧合地相遇：在做代驾的苏而已偶遇三郎和苞苞，随后又恰好当上了他们的代驾司机;小说结尾苏而已遭遇车祸，刚好周槐序又出现在了事故现场……虽然我们知道小说是虚构的，有巧合是正常的，但过多的巧合反而会弱化小说的现实性。

在城市不断发展的同时，当代“娜拉”无须靠“堕落”谋生，也不用“回去”。女性已经活跃在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成为社会发展必不可少的部分，“她力量”的崛起也标志着社会的进步。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每个了解一点历史的人也都知道，没有女性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时候变革，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丑的也包括在内）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 张欣肯定了当代社会将有更多的“娜拉”在都市生活中逐步走向真正的独立，体现着作家对于人类未来理想社会的追求与向往。

注释：

[1]班昭：《女诫》，见梁巧娜：《性别意识与女性形象》，第33页，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王安忆：《王安忆说》，第169页，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3]张欣：《但愿心如故》 《中篇小说选刊》，第35页，1992年第1期。

[4][德]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妇女》，第59页，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0年版。

责编：李京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