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祖国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离，我是一粒种子，祖国是辽阔而肥沃的大地。党的阳光照耀着我，人民用乳汁养育了我。

在我9岁那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我在旧中国度过了饥饿、亲人死亡、躲避反动派追杀、讨饭寻找解放区的童年，我在共和国沐浴了翻身解放的阳光，共产党铸就了我的灵魂，人民助学金培养我大学毕业。1980年，我走进新闻工作者的队伍。作为记者，我投身到改革开放的激流中游泳，一息尚存，便永怀初心，搏击向前。

“如此江山如此人，千年不遇我逢辰。”我亲历了中华民族数千年来最伟大的变革。

1949年，在沈阳郊区的南李官堡村，我作为儿童团员参加了土地改革，土改工作队的叔叔把我抱到群众大会的讲桌上，鼓励我数起自己编的快板：“李官堡，两头鼓，当中住个刘八虎。刘八虎，大地主，压迫穷人真受苦……”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把剥削阶级占有的土地分给农民，使耕者有其田，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

1950年，我入校上学，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和平生活被打破，刺耳的警报声常常打断我们的课堂，操场上都挖了一人多深曲曲弯弯的防空壕。曾有一个班的志愿军战士住在我家，后来全都牺牲在朝鲜。美国飞机在沈阳上空投下细菌弹，我们村村提着灯火在雪地上搜寻美国培养的专门传播霍乱、鼠疫、脑炎的苍蝇、蚊子和老鼠。我们小学生帮村民给志愿军写慰问信，告诉他们家乡的男女老少节省每一分钱捐献给国家，购买飞机大炮支援前线。

因为先后两次跳级，1953年，我考入中学，成为我家第一个中学生。学校批准我享受一等助学金，每月10元钱，伙食费9元，文具费1元，住宿免费。班上不少工农子弟或家庭困难的同学都享受了不同等级的助学金。在中国历史上，有这样的年代吗？劳动人民的子弟由国家供养读书上学。

我很幸运，在红旗下茁壮成长。在我们开始形成世界观的时候，没有接受孔夫子“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学而优则仕”“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等升官发财理念的教育。老师教导我们“劳动光荣”“劳动创造世界”“劳动人民伟大”。刘校长要求我们要学会生活，拆洗被褥，缝补衣袜。张书记给我们讲地主怎样剥削农民，资本家怎样榨取剩余价值。新中国要把我们培养成“德智体全面发展、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每天上课我们都能看见教室前面毛主席像两侧的六个红色大字“为祖国而学习”。

我很幸运，当我们如饥似渴要通过读书认识世界寻求榜样的时候，新中国为我们提供了《青年英雄的故事》《刘胡兰》《董存瑞》《普通一兵》《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红旗谱》《保卫延安》《青春之歌》《红岩》等一大批铸造灵魂的优秀作品。1960年，我在《北京文艺》公开发表的第一篇论文是《从〈红旗谱〉中看革命的英雄形象》。

我很幸运，从小学到大学，老师都反对我们读死书、死读书，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在机械兴趣小组，物理老师领着学生拆装一架汽车发动机，把复杂的机械直观化，吸引了很多小组以外的同学前去观看。这种教学方法既强化了我们的学习兴趣，又加深了对知识的记忆……

1979年，我的长篇小说《园丁》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全国新华书店发行。《天津日报》在一版刊发消息，前后两次发表评论文章。时任中共天津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白桦同志亲自给我写信祝贺，并嘱：“在以后的创作过程中，你有何需要我帮助解决的问题，望随时来函。”当年，我加入天津作家协会。第二年我调进天津日报社工作。

1987年，我的长篇小说《魂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全国新华书店发行，1989年荣获天津市鲁迅文学奖，第二年我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1991年，我的第二部报告文学集《爱河长流》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受到社会的广泛欢迎。1994年12月3日，《人民日报》文艺部、《光明日报》文艺部、《文艺报》、《中流》杂志社四个单位联合主办在中宣部会议室召开我的团队主创的大型系列电视报告文学《人间正道》观摩座谈会。我代表主创人员介绍了拍摄录制和播出后的情况。与会者一致称赞这部片子是当代中国的正气歌。会后，《光明日报》《人民日报》《文艺报》等各大媒体都发表消息和评论文章，高度评价这部现实主义影视作品。

1997年，我被评为全国百佳新闻工作者，到北京人民大会堂出席了颁奖会。1999年，我作为中国新闻代表团成员访问了美国。

2000年，我60岁，在《天津日报》报告文学主编岗位上退休了。但记者和作家的社会责任永远不能退休，人民助学金把我养大，党的培养教育讓我牢记使命，我千里走单骑，像进行一场高级记者的综合性考试一样，果敢、审慎地采写了《黄山事变》，震动大江南北，最终伸张了社会正义，为人民的好市长讨回了公道。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王道生文集》第八卷出版了，是汇报，也是献礼。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离，我是一粒种子，祖国是辽阔而肥沃的大地。党的阳光照耀着我，人民用乳汁养育了我。70年来我为我的祖国骄傲，我长大后让祖国更美好。

祖国万岁！

（责编  宋行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