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是个大学问

柳斌杰

当《阅读社会学——基于全民阅读的研究》（以下简称《阅读社会学》）书稿摆在我面前的时候，我首先是惊喜，然后是心动。凭着多年“推动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工作的激情和敏感，我为有人从社会学等学术角度研究、总结全民阅读而惊喜，因为读书在古今中外都是大学问。我也为本书内容精到而心动，因为读书本来就是人类精神发育的大事，是任何个体生命和不同群落社会化的必经过程。从社会学的角度考察全民阅读是一个理论研究的创新。因此，作为一辈子与书相依为命的人，我有话要说，欣然允诺作序，即使是“砖”，也想把书中的“玉”引给读者。

（一）

书籍是人类知识的总汇，是文明进步的阶梯。读书是人们学习知识、接受教育、发展智力、提高能力、孕育精神、获得教养的最根本途径。对人类来说，读书学习过程就是精神发育和代际智慧传递、升华、再创造的过程。这是人类世代生存的基本经验，也是地球上所有文明国家、优秀民族、进步人士的共识。古今中外的圣哲先贤留下了不少关于读书的格言和动人的读书故事，代代传而诵之，人人知而行之，激励着人们在知识的海洋里劈浪前行。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3000多年前就创造了文字，随后就有了文字刻写在各种载体上的“书”。从此，中华民族就有了崇文尚读的优良传统。先秦时期就有了经典图书，《尚书·说命》说“念终始典于学”，“典”可直接训作“经典”义，“典于学”即是“学于典”，古人强调的是念始念终不忘学习经典。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有两项——造纸术和印刷术就是关于大规模出书的，说明中国古代阅读对书籍生产的热切需求，由此也造就了中华民族素有的优良读书传统。“耕读传家久，诗书济世长”“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古训，家喻户晓;韦编三绝、孟母三迁、萤窗雪案、凿壁偷光、刺股悬梁的读书典故，人人皆知。自古以来，中国人始终如一地倡导读书风尚，引导读书方向，培养读书志向，形成“唯有读书好”的文化追求，渗透到了社会、家庭、个人的血脉里，融入了儿童启蒙、少年成长、青年培育和社会教育的各个环节。就历史和现实而言，从封建社会科举制度——“十年寒窗、金榜题名”，到今天的高考制度——“以分划线、择优录取”，考的都是十几年读书的功夫和阅读理解的能力。

人类社会經历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已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相比土地与机器，知识与文化已成为社会发展与国家竞争的核心资源。国家崛起的过程，就是这个国家由相对落后状态转为繁荣富强的发展历程，体现为综合国力的显著提高与占位靠前。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主要包括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和软实力三大部分，软实力不仅是前两者的重要支撑，而且也是国家治理之魂和国家组织行动的整合能力。在现代世界上，一个国家要强大起来，不只是要靠经济实力、军事实力，也就是GDP和航空母舰，而且要靠公民素质、文化价值、基本制度和舆论影响力等构成的软实力。软实力竞争是当今世界最显著的特点。

而阅读正是提升一个国家软实力的基本手段和重要途径。如果没有丰富多彩的阅读生活，没有基于读书或教育的科学知识传播与先进理论的武装，要想建设一个讲文明、有文化、重知识、能创新的社会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几千年实践证明，阅读（特别是读书）能丰富人的精神世界，能改变人的命运;阅读能改变一个民族的思维能力，提升各个民族文明进步的程度;阅读能丰富一个社会的精神生活，提升社会的创造活力;阅读能使国家包容开放，懂得如何建设全体人民的幸福家园，懂得维护人类生活的世界永远和平。

正因为阅读如此重要，早在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向全世界发出“走向阅读社会”的号召，认为人人读书应该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建议各国政府要把推进国民读书纳入政府议程。1995年，作为国际阅读内容的重要组织者、生产者与传播者，国际出版商协会提出设立“世界图书日”的建议。后来经联合国有关机构协调，把莎士比亚纪念日——每年4月23日确定为“世界图书日”，宣传推广读书活动。

“世界图书日”得到各国的响应，产生了很好的效果。我国也积极参与。2006年，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等11个部委联合倡议开展全民阅读活动，迅速受到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的欢迎。十多年来，各级政府在推动全民阅读工作上做了很多努力;推出书香社会建设的多项出版工程，为全民阅读提供优质出版物;投资建设农家书屋与职工书屋，把11亿册图书送到农民家门口;设立全民阅读节、全民阅读日、阅读周、阅读季，开展丰富的阅读活动;不少城市和单位设立国家阅读基金，建立推动全民阅读的制度，开拓各种社会阅读场所。2016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布了《全民阅读“十三五”时期发展规划》，2017年开始实施的《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公共图书馆法》，都把全民阅读定为政府的重要职责，依法保障。这些举措为推进全民阅读提供了政策支持和法律保障，是对全民阅读持续稳定推进的重要法律支持，对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全民阅读被首次纳入国家法律体系，说明了国家促进全民阅读常态化的决心，是全民阅读工作地位的提升。

（二）

黄晓新等同志的《阅读社会学》一书，主要是从社会学的视角去研究全民阅读，研究者综合运用传播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历史学、心理学、教育学、图书馆学等学科理论，对全民阅读实践进行了一般规律总结与理论系统架构，这是有益的理论探索和尝试，其价值与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全民阅读是一种社会活动，需要全社会大众参与，自然它就符合社会学理论研究的特点与规律。《阅读社会学》从阅读的社会效能、阅读的社会过程、阅读的社会互动、阅读的社会心理、阅读的社会结构、阅读的社会产业、阅读的社会组织、阅读的社会保障、阅读的社会控制、阅读的社会调查等十个方面对阅读社会现象进行了科学的实践分析，系统构建了理论框架，是我国全民阅读领域绽放的一枝理论之花。

纵观全书，主要有四个特点。

首先，以社会历史的宏大视野，首次超越个体阅读的具象研究，开辟社会化研究阅读现象的视角。之前无论是从心理学、教育学、语言学和图书馆学为依托的读者研究、文学艺术的审美接受理论研究，还是传播学的受众研究，都是从阅读者个体认知体验的角度去展开论述，尽管取得了一些理论成果，发挥了一定的指导作用，但在如何解决调动全社会系统资源去推进、引导规范全民阅读方面，这些理论都显得力不从心。《阅读社会学》把阅读作为一个社会化的活动，挣脱了个体研究“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窄狭窠臼，从社会效能、社会过程、社会心理、社会互动、社会产业、社会组织、社会保障、社会控制、社会调查监测评估等宏大层面进行结构化的研究，是阅读研究的新突破，真正触及全民阅读实践的核心与根本。

其次，从“以人为本”角度切入，深化阅读理论创新，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社会课题。在社会学这一理论视角下研究全民阅读，本身就是一个创新。阅读的社会心理等多个章节布局也是一种大胆创新。当然，我认为该书一个很有意义的创新是对“阅读产业”这一概念的提炼。在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大背景下，在新媒体技术对传统媒体生存发展的冲击下，作者从消费者的视角出发来研究知识生产、文化传播和大众阅读，可以避免新旧媒体谁主谁次、纸质内容与数字内容谁优谁劣、传统受众与新媒体用户谁盛谁衰的无谓纷争，冲破技术、人才、管理、机构、政策、资金、国家、历史等方面的羁绊，用人的视觉感官“阅读”统摄整个内容生产者、管理者、传播者与消费者。“阅读产业”作为一种共建共享的产业形态，就具有了超越时空的现实意义与神形兼备的文化价值和产业价值。它正是从“以人为本”的角度，极大地开阔了传统新闻出版产业的认识视野，延伸出版产品使用的产业链。

其三，坚持从“问题导向”出发，形成了比较严密科学的大众阅读社会学研究的逻辑体系和总体框架。作为一项学术研究，必须要有明确的研究对象、深入的历史考察、系统的理论认识与科学的研究方法。《阅读社会学》紧紧围绕阅读这一普遍社会现象，综合运用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传播学理论进行研究，梳理了国内外阅读社会学研究的现状与理论脉络，按照社会学的基础理论，根据全民阅读的社会实践，形成阅读社会学十个方面的基本理论架构，逻辑严密，结构合理，使用方法得当，论述系统周全。从理论架构的科学性与系统性看，可以称得上阅读社会学领域的开山之作。俄国的阅读心理学家鲁巴金最早提出对阅读这一现象进行社会学研究，芝加哥大学韦普尔斯·道格拉斯通过一系列实验与调查，阐明了社会集团与阅读之间的关系并推出了《人们读什么》和《给人们读什么》等一系列社会阅读研究成果，为阅读社会学找到了社会学、传播学等学科理论的芝加哥学派理论归属。这本书代表了中国阅读社会学研究的新成果。

其四，从“知行合一”的实践认识论视域，对全民阅读经验进行理論总结，能对全民阅读活动发挥重要的实践指导作用。《阅读社会学》对全民阅读实践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深度机理分析与高度理论总结，厘清了全民阅读的渊源、本质、规律、特点与运行机理，它正是从“知行合一”的角度深入探究，不失时机地为我们递上了一把理论抓手，使全民阅读实践者能够用来评估自己的成效、调整自己的步调、研判自己的未来，真正实现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的总体目标，促进中华文化血脉永续，中国出版发展繁荣，国民素质不断提高，进而实现文化创意喷流争艳，全民创新日渐成风。

（三）

我是一个忠实的读者，很早就养成了读书的习惯。原因是母亲临终前叮嘱的一席话，让我受用了一辈子。她说：“我没有任何财产留给你，但一句话要你记住：读书是正道，知识是你的，水冲不走、火烧不了，能帮你。”从此，再穷也要借书读，再苦也要去上学。上学时正值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图书馆很多书不让借，每个假期我都自愿去整理校图书馆，钻在里面看书。在“文革”那种图书贫乏的时代，我就只能读马列和毛主席的书。为了读懂马列，我想买本英文词典，在城市书店都买不上。当时托了好多同事去买，最后在唐山一个县里面的书店才找到。“文革”后我考研究生靠的就是这本词典。1978年我到北京上研究生，在大学校园那时候买本好书还要早上4点钟去排队，特别是开始引进和翻译进来的外国学术名著很抢手。那时导师要求我每年至少读书200种以上，我都照办并做笔记、卡片，报给老师检查。久而成习，从那时起到现在一年至少也要读200本书。从读书、写书、管书、教书中我感受很深，是书改变了我的命运，是书让我认识了世界，让我生活得充实而丰富。读书确实是天下第一等好事。

正因为有这个情结，我也希望更多的人在读书中改变自己的命运和困境，所以是一个热心而负责的全民阅读发动者、组织者与推动者。不论是在担任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还是全国人大教科文卫主任委员期间，我都不遗余力地出政策、出法律、想办法为基层人民解决读书难问题，推动全民阅读活动深入发展，愿意为国民阅读做点事情。欣喜地看到，经过10年来的努力，60多万个乡村有了书屋，11亿册图书送到农民家门口，全民阅读活动广泛开展，全民阅读已深入城乡人心，并化为社会与个人的自觉行动，书香中国大有希望。

多年来，我们在促进全民阅读实践方面可谓形式多样、成绩斐然。在促进阅读基础工作方面，我们已走在世界的前列，不论是出版机构与出版物数量品种，还是多功能阅读空间和参与阅读人数，抑或是国家阅读政策与资金保障，都达到了历史空前高点，近年来国民阅读指数的不断提升就是力证。然而，全民阅读尚需重要理论来概括、归纳，来加以指导，在系统科学理论体系的指引下，通过富于前瞻性而又切合实际的总结并上升为系统的理论，促进全民阅读真正成为社会大众的自主自觉行为。《阅读社会学》，就是这方面的先行者，我希望更多的人举起读书的火把，照亮每一个人前行的路，让读书成为每个家庭、每个人的生活方式和走向文明的动力。

一个人阅读能力的大小，直接影响到他的个人成长和他对社会的贡献。一个国家国民阅读率的高低，国民阅读力的大小，直接关系到国家软实力和综合国力的强弱，影响到全社会的总体文明程度和创造能力。当下中国，全民阅读由最初的倡议发展为一项国策，并有了法律保障。这实在是民族之运、人民之幸文明之本。

当前，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已进入深度融合，融合发展日益常态化。阅读经过十多年的培育和发展也逐渐常态化。常态化是基础认同的稳定要素，也是一种惯性力量，任何行业要突破惯性力量进一步发展，都是极其艰难的，都需要改革性勇气和创新性推力。全民阅读也是这样，要在高水平上突破，就比任何时候更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只有理论的前瞻性、预测性与权威性，才能真正动员和调动全社会力量，形成群众性的社会实践活动。衡量全民阅读社会实践的标尺，就是智力健全的公民，人人自觉投身阅读之中，并把阅读当成自己生活、工作乃至生命的一部分。让一代一代读书人通过读书的阶梯，勇攀人类文明进步的高峰。

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