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新时代首都乡村治理研究综述

吴玉璇 那鲲鹏

摘要：乡村治理是我国农村现代化发展建设的最基本问题之一，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和实施，健全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更是成为重要的战略任务。北京作为大国首都和拥有两千多万人口的特大型城市，国际形势的外在需求和首都乡村振兴的内在要求，决定了其完善乡村治理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本文重点从乡村治理的概念界定、乡村治理的政策背景、新时代乡村治理的路径探讨、我国首都等发达地区乡村治理实践分析及国外乡村治理经验五个部分，对我国新时代首都乡村治理进行了研究综述，为新时代首都乡村治理体系的构建提供了理论指导，并对现阶段研究存在的不足和缺憾进行了归纳总结。

关键词：乡村振兴；乡村治理；复合型首都；北京市

doi：10.3969/j.issn.1009-1483.2019.09.005？中图分类号：TU982

文章编号：1009-1483（2019）09-0020-09？文献标识码：A？？？？

Review of China’s Compound Capital Rural Governance in the New Era

WU Yuxuan， NA Kunpeng

[Abstract] In China， rural governance is one of the most basic issues in the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of rural modernization. With the proposal and implement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improving the rural governance system in the new era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strategic task. Beijing as the capital of a large country and a mega-city with a population of more than 20 million， the improvement of its rural governance is necessary and urgent because of the external needs of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and the internal requirement of the capital’s rural revitalization. This paper reviews the researches on China’s compound capital rural governance in the new era， mainly includes five parts： concept definition of rural governance， policy background of rural governance， discussion on the path of rural governance in the new era， rural governance practice of China’s capital and developed region， and foreign experiences. This paper provides the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apital rural governance system in the new era， along with the generalization and summarization of defects at the current research stage.

[Key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rural governance； compound capital； Beijing City

引言

乡村治理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并且强调“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1]之后，更是引发了学者和实践者对乡村治理研究的新一轮高潮。

北京作为新时代背景下的大国首都，完善首都乡村治理体系是高标准、高水平、高质量实施乡村振兴的应有之义，是破解首都乡村当前短板的客观要求，更是复合型功能首都乡村发展的外在需求。因此，本文围绕新时代首都乡村治理，进行相关理论研究和实践成果的梳理总结。

1 乡村治理的概念界定

国内“乡村治理”的概念，最初由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的徐勇教授于1998年在庐山脚下实验村召开的研讨会上提出，使用这一更具有包容性的概念来解释和分析乡村社会，并基于“村治实验”的经验与反思，定义乡村治理是指通过解决乡村面临的问题，实现乡村的发展和稳定，涉及到乡村治理的主体、权利结构、目标、方式等不同维度[2]。这一概念的提出，也引导了学术界关于乡村治理研究的三大方向：權力导向、主体导向和目标导向[3]。权力导向的核心是权力配置的多元化，定义乡村治理是一个由国家和社会共同作用而形成的公共权威对乡村社会调控和治理的动态过程[4-5]。主体导向认为，乡村治理就是性质不同的各种组织，通过一定的制度机制共同把乡村公共事务管理好[6-7]。目标导向则是要实现乡村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如贺雪峰[8]认为“乡村治理是指如何对中国的乡村进行管理，或中国的乡村如何可以自主管理，从而实现乡村社会的有序发展”。这三大导向也从权力、主体和目标三个方面共同构筑了乡村治理的基本内涵。

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首次全面界定了“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的基本内涵，指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乡村治理更强调制度安排。

刘守英等[9]提出乡村治理是一系列制度安排的集合，它是乡村秩序的基础，也是农村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九大报告使用“自治、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明确表述乡村治理体系，既考虑了乡村秩序的特性，也考虑了自上而下的秩序统一。“自治”实现村民自我民主管理，“法治”实现法律对乡村的正式约束，“德治”实现村庄道德和非正式制度约束。

因此，本文界定“乡村治理”是在制度层面的探讨，是“自治、德治、法治”理念下的一系列制度安排，涉及到乡村产业、生态、文化、社会等各领域，其目标是实现乡村振兴和乡村治理现代化。

2 乡村治理的政策背景

2.1 制度变迁

回顾新中国成立至今乡村治理制度与秩序演变历程，可将其概括为四个时期，即人民公社时期的“政社合一”时期、改革开放后的“乡政村治”时期、全面废除农业税后“农民主体能力建设”时期及党的十九大以来的乡村治理新时代。乡村治理经历了从村民自治到乡政村治又到乡村共治的过程，涉及经济发展、公共服务、城乡一体、生态环境及基层民主等关键领域，蕴含了国家高位推动、坚持农民主体地位、构建多元乡村治理融合机制等鲜明的中国经验[10-12]。

2.1.1“政社合一”时期

新中国成立后，农村的主要经济组织形态为人民公社，通过计划经济顺利实现了依靠农业积累建立工业化基础；然而后期目标异化、体制僵化，束缚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13]。

2.1.2“乡政村治”时期

1978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1980年，广西宜州市合寨村探索并初步形成了与新生产经营模式相匹配的、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特征的乡村治理框架。1987年，村民自治在广大农村推行开来，在乡镇建立了取代人民公社的人民政府，在村一级实施村民自治，即“乡政村治”。这一制度确保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基本稳定，但随着时间的推进，出现财政困境导致乡镇政权发生“自利”行为，由于国家汲取资源而发生了由治到乱的变化[14]。徐勇[15]提出“县政、乡派、村治”，通过强村、精乡、简县来改善；沈延生[16]提出“乡治村政”；温铁军[17]提出将乡镇政府改为乡公所，作为县级政府的派出机构，村一级实行自治，镇一级自治但只管理镇建成区。

2.1.3全面废除农业税后“农民主体能力建设”时期

取消农业税后，农村干群矛盾得以化解，但乡村治理公共事务管理出现缺失，乡村精英治理、能人治理的现象较为突出，但也极易导致乡村治理的“寡头政治”。很多研究学者认为：优化乡村治理结构是提升乡村治理制度绩效的重要措施[18]；乡村治理要完善民主法治，提倡民主合作模式[19]；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20]；要以激活农民的自治性与群众性为主旨[21]。同时国家政策不断向农村倾斜，为农村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和政策支持[22]。

2.1.4党的十九大以来的乡村治理新时代

如何解决乡村制度落地、组织空转与主体能力发展不平衡等问题，成为乡村治理进入新时代必须要回应的命题，并且强调以治理的有效性作为形成治理的终极价值追求[23]。

2.2 政策解读

2.2.1政策演进趋势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央一号文件的政策演进，关注主题涉及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税费改革、新农村建设、农业现代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及乡村振兴战略等，体现出我国乡村治理政策演进的梯次发展趋势[24]（见表1）。

2.2.2政策要求变化

总结乡村治理领域的政策要求变化：在乡村党建方面，始终重视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在乡村治理和组织中的地位和作用，强调优秀人才培养；乡村自治方面，在民主管理要求的基础上增加村民自治内容要求，推进村规民约、村民自治试点等工作的开展；乡村法治方面，在农村普法教育和权利维护要求的基础上，增加对乡村调解、公共法律服务等方面的要求；乡村德治方面，以“德治”代替“精神文明建设”表述，并提出與自治、法治相结合的要求；平安乡村方面被列为单独的组成部分进行明确要求。

2.2.3重点难点解读

诸多专家学者已针对乡村治理政策的重点难点作出解读[27]，提出应抓住产权明晰、农村基础设施完善及现代新型经营主体建设三大问题进行乡村治理与复兴；提出现阶段农村存在基本组织制度没有解决，基本经济制度及其与组织制度的关系尚未明确，现行的经济制度不适应农村组织制度发展需要或者治理建设需要等问题；中国的乡村治理应避免强制照搬殖民国家或者新大陆国家农业现代化道路、用城市建设模式来建设农村及用工业化模式来推进农业现代化的三大错误。总体看来，通过上下体系融合、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响应，将乡村治理体系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至关重要[28]。

3 新时代乡村治理的路径探讨

夯实农村基层基础是保障治理有效的固本之策，“三治合一”体系建设既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场域，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方法论。因此本部分从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乡村自治、乡村德治和乡村法治等路径进行探讨，并结合国际视野总结发达国家乡村治理的先进经验。

3.1 基层组织建设

农村基层党组织是乡村治理的根本力量和治理体系的中心，发挥着领导核心作用与战斗堡垒作用；同时，乡镇政府、村两委等行政组织作为乡村治理的中坚力量，其治理行动和能力直接决定乡村治理的成效。

在基层党组织建设研究领域，专家学者提出在多元共治模式下明确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核心地位，通过转变自身的选举方式、工作方式、监督方式，强化乡村基层组织体系来增强国家的常规性权力[29]；在政治组织功能发展和转型方面，提出突出政党的社会属性、强化服务功能[30-31]；在个案研究方面，对广东省珠海市等地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创新模式进行研究，重点从加强农村党内民主建设、加强农村党员干部队伍建设、改善和创新农村党的领导体制和方式、构建共建共治共享机制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32]；对于“第一书记”机制，从抓党建、促脱贫等方面探讨了对乡村治理的推动作用[33-34]。

在乡镇政府、村两委等行政组织研究领域，深入分析基层组织治理存在的问题，例如村级治理行政化、内卷化问题，“资本下乡”背景下基层政权的民意基础削弱、机构人员膨胀和经纪体制的复活、基层政权公共性的不足等[35-37]。在乡村治理视角下研究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提出推动农村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和机制健全，促进社区组织协同作用，建立农民利益的政治表达机制[38]；针对村干部能力建设，提出树立以民为本的协同治理理念、完善传统监督和现代技术监督机制及完善考核奖惩一体化制度顶层设计[39]。

3.2 乡村自治研究

新时代宏观政策导向和基层治理政策的调整、农村经济社会的结构性变迁等因素，使乡村治理与自治发展迎来了历史性机遇，新时代的村民自治将在发展中实现本质、主体、形式和内容的回归与拓展[40]。

在自治单元和组织载体多元协商议事研究领域，提出以规则落地单元为自治基本单元，能够提高村民自治的有效性[41]；以自然村、农村社区、村民小组为基本自治单元，以多层次多类型的村民理事会为组织载体，能够提升自治包容性、灵活性和适应性[42]；乡贤文化符合传统乡土社会治理的自治逻辑[43]，以现代乡贤参与构建多元协同的乡村治理单元，能够实现新乡贤资源、乡村社会结构与新乡贤治理目标的有效耦合[44]。

在发展基层民主、推动农村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研究领域，基于组织弱化、规范缺失、宗族势力和乡村精英阻碍、老龄化空心化等问题[45]，提出基于利益的融合与依赖共存、民间社会组织连接作用的发挥及村庄集体的赋能，建立政府治理与村民自治的互动机制[46]；广大村民作为自治主体，在自治发展过程中应不断增加现代民主元素，充实内容并探索多样化形式[47]。

在发挥村规民约重要作用研究领域，提出其具备维护秩序、传承文化、引导与约束等功能，有助于促进农村基层群众自治文化[48]，并通过明确乡规民约的性质和地位，以及对乡规民约进行规范程序和监督，从客观层面提供制度保障，合理构建作用发挥机制[49]。

3.3 乡村德治研究

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把“德治”纳入乡村治理的范畴。德治作为乡村自治和乡村法治的基础，是自治赖以存在的道德土壤、法治赖以存在的法治精神[50]，然而乡村文化由于其固有的多样性、历史性和封闭性，目前乡村德治存在传统文化体系逐渐消融解体、意识形态呈现分散化趋势、乡村道德不同程度滑坡等问题[51]，因此提出通过官德建设、传统道德和激励约束，重构乡村精英、家族、乡贤文化，提升乡村德治水平[50-52]。

3.4 乡村法治研究

法治是乡村治理体系的重要基石，现阶段乡村法治研究多集中于存在问题及解决对策领域。针对“送法”与“迎法”关系断裂、国家法与民间法缺乏相容、乡政与村治存在零和博弈、权威不足等问题[53]，提出通过健全法律机构设置、重构乡土规范、克服法律特权现象、设置法治服务平台、构造乡村诚信体系等途径，形成协同有序的“政府主导、农村治理、农民自律”发展格局，为现代法治的真正下沉创造条件[54-55]。

同时，在构建乡村司法体系、完善乡村调解和法律援助机制、加强普法力度研究领域，提出区分中西法律“工具之用”与“社会保障”之别[56]；使法治成为综治纠纷解决的主要方式，建立纠纷分流机制[57]；通过增强法律援助，加大农村的普法力度，健全农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58]。

此外，对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村干部腐败问题，部分学者提出通过深化农民自治、深化涉农综合执法改革，加强法治教育和实践 [59]。

4 我国首都及发达地区乡村治理实践分析

4.1 我国首都乡村治理实践

把握首都“大城市小农业”“大京郊小城区”的市情，立足加强首都“四个中心”①功能建设，研究并提出适应新时代首都乡村治理体系，具有很强的时代特征和现实意义。然而，现阶段针对北京乡村治理的学术研究较少，主要基于乡村振兴大环境和农村发展瓶颈，从北京农村土地、产业、传统村落、规划改造和旅游开发等方面[60-61]进行探讨，但研究范围仅限于某一特定问题，与首都乡村治理的结合尚不紧密。

另一方面，政府网站与媒體报道资料较为丰富，如北京农村经济研究中心课题组张英洪等[62]对北京市乡村治理和发展的研究，提出加快补齐乡村治理短板，突出维护村民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着力构建多元民主治理新格局，全面推动法治德治自治齐头并进，形成山清水秀的生态环境和风清气正的人文环境。此外也涌现出一批典型、优秀治理案例，例如朝阳区和大兴区等组织开展“乡情村史陈列室”建设；平谷区“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打通乡村治理“最后一公里”模式[63]②；顺义区党建引领修订完善村规民约“三下三上”[64]模式③；通州区永乐店镇“四评机制”[65]④；延庆区小丰营村“民生十二条”⑤条条惠民生[66]；密云区西田各庄镇西庄户村“第一书记”下村促发展；顺义区马坡镇石家营村“婆媳澡堂”[67]⑥；房山区韩村河镇韩村河村能人村庄改造模式[68]⑦；密云区巨各庄镇蔡家洼村文化带动产业发展；怀柔区汤河川地区打响汤河川满族文化品牌；门头沟区斋堂镇灵水村利用自然文化条件开展特色文化旅游；通州区于家务回族乡仇庄村“孝道文化”治理模式[69]⑧；顺义区高丽营镇一村“党员明职责、亮身份、做表率”；昌平区南口镇居庸关村“一根绳精神”[70]⑨；怀柔区桥梓镇北宅村党员“网格化”管理模式[71]⑩；房山区黄土坡村推进德治重构和谐乡村等，为首都乡村治理模式的发展与创新提供了一定经验启示。

4.2 我国特大城市与发达地区乡村治理实践

对比分析国内特大城市周边乡村及发达地区乡村治理实践成果，有助于提取本土经验，例如天津市武清区“接力乡贤资源，参与乡村治理”加强人才培养[72]；上海市“土地整治+”推动资源整合[73]；上海市奉贤区开展“生态村组·和美宅基”创建活动促进环境整治[74]；杭州市创新“党建+”完善村民自治机制[75]；海宁市盐官镇桃园村“新乡贤”模式[76]；宁波市象山县“村民说事”模式[77]；云浮市“共谋、共治、共建、共管、共享”协同治理模式保障公众参与[78]；“新枫桥经验”构建社会矛盾风险综合防控新体系，依靠群众就地化解矛盾[79]；义乌市何斯路村“功德银行”落实德治[80]；桐乡市通过党建引领、多主体协同和群众参与，形成三治良性互动、效应叠加的工作格局；淡竹乡创建“三绿清单”制度，从制度建设、参与主体和绿色转型三个方面解决乡村治理困境等[81]。

5 国外乡村治理经验

国外乡村治理经验从正面和反面兩种角度，为我国政府主导、农民主体、多方参与的乡村治理模式形成一定程度的借鉴。

就正面经验而言，日本造村运动倡导因地制宜整合和开发本土资源，推行“一村一品”模式[82]，以村为基本单位发挥本地资源优势，通过大力推进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和市场化建设，打造市场潜力大、区域特色明显、附加值高的主导产品和产业，同时通过农业农村整治和地方创生实现农村六次产业化[83]，鼓励农户基于产业链延伸和产业范围拓展，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韩国新村运动通过促进农民增收多样性等方式解决三农问题，保障乡村功能及农业生产可持续发展，以及围绕釜山开展山腹道半城镇化地区复兴计划，通过调动当地居民参与治理的积极性，发挥本地历史文化和传统景观资源优势，实现半城镇化地区的全面振兴[84]；英国从重工轻农逐渐扭转为复兴乡村，通过法律法规、规划管理及设施服务，保障了乡村地区和旅游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使乡村社区建设重拾价值[85]；德国村庄更新通过科学统筹法律保障、规划控制、土地管理措施、公众参与和市场化运营的综合运用，推进治理长期有序发展[86]；荷兰农地整理从整合农村资源角度促进农村发展，以达到规模化和专业化的经济社会效益[87]；法国农村改革通过以工补农，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88]；美国遵循城乡互惠共生原则，通过城市带动推进乡村小城镇建设[89]；加拿大农村计划通过跨部门协商合作，实现乡村善治[90]。就反面经验而言，拉美国家社会转型期的高度城市化与“贫民窟”共存问题，也为我国城中村和城郊结合部地区的治理和发展提供了警示与教训[91]。

对于国外复合型首都的市郊乡村，由于其起步较早，经过长期发展探索已形成较为成熟的治理理念、方法和路径，具有较强借鉴意义。由于国外首都乡村发展和城乡统筹程度较高，学术研究和媒体报道等主要以城乡一体化的视角，从产业发展、生态环境建设、公共设施服务、政策保障等方面探讨国外首都城市的乡村发展实践，但专门针对国外复合型首都乡村治理鲜有研究。伦敦依托绿化带建设保护市郊农村的生态环境与风貌，并不断完善市域交通等公共服务设施，为乡村发展提供保障[92]；巴黎大区城郊农业高度发达，集生态、景观、休闲、教育等功能于一体，此外深度挖掘乡村历史文化价值，融合现代服务成功打造一批各有特色的新市镇[93]；东京市郊农村在产业方面大力发展都市农业，彰显特色并提高农民收入，在公共政策方面保障土地供应，以及农村地区设施和服务的均等化[94]。

6 结语

通过全面梳理相关学术研究、媒体报道和网站资料可知，已有许多专家学者、机构部门对乡村治理的含义、制度变迁及新时代乡村治理的政策解读、建设路径和当前实践现状做出了大量的分析和探讨。总结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有助于学者和实践者深入认知乡村治理，也为新时代首都乡村治理体系的构建提供了理论指导。然而，现阶段研究还存在以下三方面的不足：

（1）从研究的内容来看，目前已有的研究都还处于在摸索阶段，对于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政策层面的解读多，实践层面的研究较少。并且已有的实践研究多以某一地方的乡村治理经验为案例，或从基层组织建设，或从自治、德治、法治的某一角度出发总结模式或提出建议，缺乏全面而完整的构建策略和制度安排。

（2）从研究的区域来看，目前的实践研究多集中在上海、江浙等经济发达地区的乡村，在首都功能视角下的乡村治理问题研究还很鲜见。不同于其他地方，首都的乡村治理要符合首都发展的战略高度，要与首都“四个中心”功能建设相协调，同时要实现首都乡村振兴，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更加复杂，而这恰恰是当前乡村治理研究中异常重要却被忽视的一环。

（3）从研究的视角来看，目前已有的文献大多数是从“一核三治”（以党组织为核心，自治、法治、德治相融合）、问题导向和学术视角出发来研究乡村治理问题，缺少政策和管理视角的研究，更缺乏国际视角的考虑。此外，新时代首都的乡村治理，必须要结合国际视野，吸收借鉴国外其他复合型首都乡村治理的经验与教训，才能更高质量地谋划与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相适应的首都乡村治理体系。

注：

①《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明确了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的城市战略定位。

②着力解决执法过程中“乡镇和部门责任权力匹配不合理、协同机制不完善”问题，形成联合执法链工作机制，破解政策始终“走在路上”、服务始终“停在嘴上”、实惠没有真正“落在身上”的末梢堵塞“最后一公里”难题。

③从优化社会治理结构和提升治理能力的高度，坚持主体自治、依法合规、问题导向、与时俱进，通过区、镇街、村三级联运增强工作合力，研究制定完善村规民约“三下三上”的工作流程：“一下”即广泛征求村（居）民意见作为修订的基础材料，“一上”即召开村（居）两委联席会议研究确定主要框架，“二下”即召开党员和村（居）民代表会议进行讨论后形成初稿，“二上”即将初稿提交镇街司法、民政、土地和计生等相关职能部门进行政策指导，“三下”即通过“党群1+1”工作组将初稿发放给全体村（居）民再次征求意见建议形成审议稿，“三上”即将审议稿报所在镇街党工委审核把关，最后由村（居）民会议进行表决通过，同时报镇政府（街道办）备案。

④以“评党委、评支部、评党员、评村民”为主要内容，将镇党委的领导核心作用、村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和村民的主力军作用，通过“评”紧密结合起来。

⑤党支部密切联系服务群众，推出以“送福、助学、慰医”等为主要内容的“民生十二条”，寓管理于服务、以服务得人心。

⑥通过洗澡拉近婆媳之间、邻里之间、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既调解和化解家庭矛盾、促进家庭和谐和邻里和谐，也促进了乡村社会的稳定和融合。

⑦韩村河村由能人创办企业韩建集团，企业利用村庄资源创造村集体经济积累，通过到城里办企业、到城里找市场，反哺农村，带动村庄改造，实现共同富裕。

⑧通过举办“追寻家训家规，呼唤良好家风”“老人节”等主题活动，发扬孝道文化，探索出了一条“文化引领、法德共治、全面发展”的新路子。

⑨通过举办以拔河为代表的集体性文体活动，极大地增强村庄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形成了乡村治理与振兴的“一根绳精神”。

⑩以探索党员“网格化”管理模式为出发点，实现了村级管理和服务方式的转变，信息畅通处理及时，全员参与各司其职，源头治理标本兼治，真正做到村内事务全覆盖、全参与。

通过“选贤、挖贤、物贤、用贤、育贤、惠贤、考贤、励贤”八条妙招，借力“乡贤资源”优势，推动矛盾纠纷化解，基本实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

开展土地整治示范项目、郊野公园建设和建设用地减量化工作，积极探索土地整治在促进乡村生态景观保护和提升、乡土文化传承、城乡良性互动等方面的实施路径，不断拓展土地整治内涵和外延。

改善农村生态环境，加快建设美丽乡村，激发全区3107个村民小组共10万户农户参与自治，打造共创、共建、共享、共融的环境治理生命体、利益共同体和发展共同体。

积极推动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制度改革创新，在完善基层党建工作制度、基层组织运行机制、服务型党组织建设、党员干部联系服务群众机制、“智慧党建”等方面积极探索，有效提升基层治理能力。

通过成立乡贤理事会、扩大乡贤“朋友圈”，充分发挥新乡贤的优势，提升乡风文明，助推新时代文明实践。

推行以“说、商、办、评”为核心内容的“村民说事”制度，打破村民与村干部沟通隔阂，凝聚起乡村发展的合力，走出了一条集民意疏导、科学决策、合力干事和效果评估为一体的农村基层治理发展新路。

围绕基层组织的有效引领、村民主体性的发挥做好制度安排，通过实践创新“五共”模式，在乡村治理中从“以物为本”转变到“以人为本”，提高了群众参与热情，激发了乡村内生动力，提升了基层治理水平。

坚持党建引领，坚持人民主体，坚持自治德治法治融合，坚持人防、物防、技防、心防“四防并举”，坚持共建共享，妥善处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问题。

通过给村民设置一个账户，把村民的善言善行善举都记录在册，根据每位村民的善举为他们积分，在单位时间内得分最高者，会有一定的奖励，也作为贷款、宅基地的依据。

通过建立绿色公约、绿色资产清单、绿色货币等“三绿”机制，充分调动党员干部、村民群众、外来游客主动参与乡村发展绿色经济、建设绿色家园、增进绿色福祉、深化绿色改革的全过程，不断完善美丽乡村的治理模式。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2017-10-27）[2019-06-05]. http：//www.xinhuanet. com//politics/19cpcnc/2017-10/27/c_1121867529.htm.

[2] 徐勇.乡村治理与中国政治[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3] 宁华宗.共生的秩序：当代中国乡村治理的生态与路径[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4.

[4] 徐勇.GOVERNANCE：治理的阐释[J].政治学研究，1997（1）： 63-67.

[5] 党国英.我国乡村治理改革回顾与展望[J].社会科学战线，2008（12）：1-17.

[6]张艳娥.关于乡村治理主体几个相关问题的分析[J].农村经济，2010（1）：14-19.

[7] 马欣荣.中国近现代乡村治理结构研究[D].咸阳：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2.

[8] 贺雪峰.乡村治理研究的三大主题[J].社会科学战线， 2005（1）：219-224.

[9] 刘守英，熊雪锋.中国乡村治理的制度与秩序演变——一个国家治理视角的回顾与评论[J].农业经济问题，2018（9）：10-23.

[10] 李达，王俊程.中国乡村治理变迁格局与未来走向：1978-2017[J].重庆社会科学，2018（2）：5-14.

[11] 袁金辉，乔彦斌.自治到共治：中国乡村治理改革40年回顾与展望[J].行政论坛， 2018，25（6）：19-25.

[12] 贺雪峰.乡村治理40年[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 57（6）：14-16.

[13] 朱余斌.新型城镇化和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村民自治的困境及破解[J].农村经济，2017（4）：73-79.

[14] 贺雪峰.乡村的前途：新农村建设与中国道路[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

[15] 徐勇.县政、乡派、村治：乡村治理的结构性转换[J].江苏社会科学，2002（2）：27-30.

[16] 沈延生.中国乡治的回顾与展望[J].战略与管理， 2003（1）：52-66.

[17] 溫铁军.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

[18] 马宝成.乡村治理结构与治理绩效研究[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2）：41-47.

[19] 许远旺，陆继锋.现代国家建构与中国乡村治理结构变迁[J].中国农村观察，2006（5）：45-50.

[20] 白仙畔，李伟书，杨中杰.乡村治理结构问题研究[J].前线，2008（3）：38-40.

[21] 尹利民.身份的区隔及其转化路径——兼论乡村治理结构的转型[J].农村经济，2009（4）：7-11.

[22]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J].党建，2017（11）：15-34.

[23] 马池春，马华.中国乡村治理四十年变迁与经验[J].理论与改革，2018（6）：21-29.

[24] 曲延春，王成利.政策演进与乡村治理四十年：1978—2018——以中央一号文件为基础的考察[J].学习与探索，2018（11）：66-74.

[25] 叶敬忠.乡村振兴战略：历史沿循、总体布局与路径省思[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2）：64-69，191.

[26] 邓大才.走向善治之路：自治、法治与德治的选择与组合——以乡村治理体系为研究对象[J].社会科学研究，2018（4）：32-38.

[27] 保育钧，李昌平，仇保兴，等.破解农村发展难题切忌好心办坏事[EB/OL].（2016-03-23）[2019-06-05].http：//www.sohu. com/a/65113545_119691.

[28] 贺东航.我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视角下的农村基层治理[J].政治学研究，2011（2）：108-114.

[29] 董磊明.强大的常规性权力何以必要——论村庄政治中的基层组织体系[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2（10）：27-37.

[30] 蔡文成.基层党组织与乡村治理现代化：基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分析[J].理论与改革，2018（3）：62-71.

[31] 覃雪梅，付蓓.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转换与实现途径[J].人民论坛，2015（20）：43-45.

[32] 黄文君.乡村振兴战略下村党组织领导乡村治理机制研究[D].广州：华南理工大学，2018.

[33] 杨芳.驻村“第一书记”与村庄治理变革[J].学习论坛，2016，32（2）：52-55.

[34] 谢小芹.“接点治理”：贫困研究中的一个新视野——基于广西圆村“第一书记”扶贫制度的基层实践[J].公共管理学报，2016，13（3）：12-22，153.

[35] 朱政，徐铜柱.村级治理的“行政化”与村级治理体系的重建[J].社会主义研究，2018（1）：121-130.

[36] 景跃进.中国农村基层治理的逻辑转换——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的再思考[J].治理研究，2018，34（1）：48-57.

[37] 贺雪峰.论乡村治理内卷化——以河南省K镇调查为例[J].开放时代，2011（2）：86-101.

[38] 谢元.新时代乡村治理视角下的农村基层组织功能提升[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20（3）：38-42，91-92.

[39] 陈华平，李建润.村干部与乡村治理现代化[J].湖南行政学院学报，2018（6）：29-33.

[40] 公丕祥.新中国70年进程中的乡村治理与自治[J].社会科学战线，2019（5）：10-23.

[41] 吴昊，郑永君.规则落地与村民自治基本单元的选择[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8（2）：66-76，159.

[42] 王中华，黄杰.论村民自治有效实现的基本单元和组织载体[J].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7（4）：15-22.

[43] 舒隽.乡村治理变迁与新乡贤的当代表达[J].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8（5）：125-133.

[44] 王文龙.新乡贤与乡村治理：地区差异、治理模式选择与目标耦合[J].农业经济问题，2018（10）：78-84.

[45] 王凯.乡村振兴战略视域下的乡村民主治理问题研究[D].西安：西安科技大学，2018.

[46] 王惠林，洪明.政府治理与村民自治的互动机制、理论解释及政策启示——基于“美丽乡村建设”的案例分析[J].学习与实践，2018（3）：105-112.

[47] 徐勇.积极探索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形式[J].中国乡村发现，2015（3）：20-23.

[48] 高其才.通过村规民约的乡村治理——从地方法规规章角度的观察[J].政法论丛，2016（2）：12-23.

[49] 陈寒非，高其才.乡规民约在乡村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实证研究[J].清华法学，2018，12（1）：62-88.

[50] 夏红莉.新时代构建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的思考[J].大连干部学刊，2018，34（1）：48-52.

[51] 王彤晖.当代乡村文化治理的问题及对策研究[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18.

[52] 龙凤明.德孝文化融入乡村治理及其路径研究——以宁乡县流沙河镇创新乡村治理实践为例[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 2016.

[53] 刘勃，于晓川，高波.乡村社会治理法律问题研究[J].法制博览，2019（1）：39-40.

[54] 刘碧莹.乡村法治文化建设症结及对策[J].人民論坛， 2018（11）：100-101.

[55] 张帅梁.乡村振兴战略中的法治乡村建设[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8（5）：37-43，107.

[56] 马闯.从多元社会到法治社会——反思乡村社会的法治建设[J].青岛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29（4）：57-61，77.

[57] 王裕根.法治融入乡村治理的现实困境与展望——基于乡镇综治工作的考察[J].理论导刊，2018（6）：47-54.

[58] 杨国臣.浅谈法律援助乡村振兴[J].现代交际，2018（9）： 71-72.

[59] 徐铜柱，杨海莺.乡村治理中法治文化的缺失与建构——兼论村干部腐败的治理[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35（6）：135-141.

[60] 李文越，李昊，张悦.北京乡村产业发展困境和规划应对——以柳庄户村为例[J].小城镇建设，2017，35（1）：41-47. doi：10.3969/j.issn.1002-8439.2017.01.011.

[61] 谭静.从二元管理走向多元治理的京郊地区治理创新模式研究[J].小城镇建设，2018，36（11）：115-119.doi：10.3969/j.issn. 1009-1483.2018.11.015.

[62] 张英洪，王丽红.北京市乡村治理和农村社会发展的思考与建议[EB/OL].（2017-08-30）[2019-06-05].http：//www.aisixiang.com/ data/105754.html.

[63]北京创新“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机制[EB/OL].（2018-12-10）[2019-08-27].http：//www.xinhuanet.com/mrdx/2018-12/10/c_137663071.htm.

[64]北京顺义区：“三下三上”完善村规民约[EB/OL].（2015-08-26）[2019-08-27].http：//cpc.people.com.cn/n/2015/0826/ c82581-27521139.html？olc.

[65]北京通州永樂店镇“四评”评出“四力”[EB/OL].（2015-02-13）[2019-08-27].http：//dangjian.people.com.cn/n/2015/0213/ c117092-26560919.html.

[66]延庆县康庄镇小丰营村以“民生十二条”密切服务群众[EB/OL].（2012-03-09）[2019-08-27].http：//www.bjwmb.gov.cn/ xxgk/cfxd/t20120309_430634.htm.

[67]北京一村庄开设“婆媳澡堂”专治家庭不和[EB/OL].（2012-10-06）[2019-08-27].http：//www.chinanews.com/sh/2012/ 10-06/4227965.shtml.

[68]北京市房山区韩村河村干部三十多年接力谋发展纪实[EB/OL].（2014-01-06）[2019-08-27].http：//dangjian.people.com. cn/n/2014/0106/c117092-24038195-2.html.

[69]北京仇庄村用“德”聚人心以“孝”敦民风[EB/OL].（2018-06-24）[2019-08-27]. https：//news.china.com/zw/news/ 13000776/20180624/32575124_all.html.

[70]北京昌平居庸关村民拔河“拔”来精彩人生[EB/OL].（2016-04-20）[2019-08-27].http：//news.wugu.com.cn/article/ 753587.html.

[71] 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政府.桥梓镇推进网格化管理转变村级治理模式[EB/OL].（2018-04-27）[2019-08-27].http：//www.bjhr. gov.cn/main/_133460/_137543/774685/index.html.

[72]津城“枫桥经验”乡贤参与乡村治理八条妙招[EB/OL].（2018-07-22）[2019-08-27].http：//www.tjcaw.gov.cn/zz/qfqz/ tjcaw-ihfqtahi3173081.shtml.

[73] 顾守柏，刘伟，夏菁.打造“土地整治+”的新格局——上海的创新与实践[J].中国土地，2016（9）：42-44.

[74]奉贤开展“生态村组·和美宅基”创建[EB/OL].（2017-07-07）[2019-08-27].http：//shzw.eastday.com/shzw/G/20170707/ u1a13100942.html.

[75] 张琦，王新龙.浙江杭州：“党建+”助力山村演绎辉煌嬗变[EB/OL].（2019-01-08）[2019-08-27].http：//www.audit.gov. cn/n6/n38/n532/c129671/content.html.

[76]海宁：凝聚乡贤力量 助推新时代文明实践发展[EB/OL].（2018-11-21）[2019-08-27].http：//zjhn.wenming.cn/jujiao/201811/ t20181121_2959851.htm.

[77]象山“村民说事”成为全国民主村治的创新模式[EB/OL].（2018-08-18）[2019-08-27].http：//zj.ifeng.com/ a/20180818/6815873_0.shtml.

[78]美丽云浮 共同缔造[EB/OL].（2018-09-14）[2019-08-27]. http：//www.cnepaper.com/yfrb/html/2018-09/14/content_1_8.htm.

[79] 吴锦良.“枫桥经验”演进与基层治理创新[J]. 浙江社会科学， 2010（7）：43-49，29，126.

[80]开启幸福密码 打造精神家园——义乌市何斯路村“功德银行”实践探索[EB/OL].（2015-07-17）[2019-08-27].http：//www. zjwmw.com/07zjwm/system/2015/07/17/020744220.shtml.

[81] 王凯元， 刘芬. 城乡结构失衡背景下乡村“三绿”清单治理的经验和启示——以浙江省仙居县淡竹乡为例[J]. 农业部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17（4）：68-72.

[82] 平松守彦.一村一品运动[M].上海：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85.

[83] 浅野耕太，宋贝君.农村无形的国民财富、农业农村整治及地方创生——来自日本学者的洞见[J].小城镇建设， 2018，36（4）：25-28.doi：10.3969/j.issn.1002-8439.2018.04.005.

[84] 赵民，李仁熙.韩国、日本鄉村发展考察——城乡关系、困境和政策应对及其对中国的启示[J].小城镇建设，2018，36（4）：62-69.doi：10.3969/j.issn.1002-8439.2018.04.012.

[85] 虞志淳.英国乡村发展特色解析[J].小城镇建设，2019， 37（3）：12-17.doi：10.3969/j.issn.1009-1483.2019.03.003.

[86]沈费伟，刘祖云.发达国家乡村治理的典型模式与经验借鉴[J].农业经济问题，2016，37（9）：93-102，112.

[87] 廖蓉，杜官印.荷兰土地整理对我国土地整理发展的启示[J].中国国土资源经济，2004（9）：26-28，48.

[88] 周建华，贺正楚.法国农村改革对我国新农村建设的启示[J].求索，2007（3）：17-19.

[89] Irwin E G ， Isserman A M ， Kilkenny M ， et al. A Century of Research on Rural Development and Regional Issues[J].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2010， 92（2）：522-553.

[90] 郭亨孝.加拿大农村现代化之路与中国农村发展[J].农村经济，2006（12）：124-127.

[91] 钟顺昌.城市化问题透视：中国的城中村与拉美的贫民窟之类比[J].新西部（理论版），2012（z3）：243-244.

[92] Mohino I， Loukaitousideris A， Urena J M. Impacts of High-Speed Rail on Metropolitan Integration： An Examination of London， Madrid and Paris[J]. Internatioual Planning Studies， 2014，19（3-4）：306-334.

[93] 李明烨，王红扬.论不同类型法国乡村的复兴路径与策略[J].乡村规划建设，2017（1）：79-95.

[94] 徐素.日本的城乡发展演进、乡村治理状况及借鉴意义[J].上海城市规划，2018（1）：63-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