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暴力下的非转向长期罪犯：以纪录片《送还》为分析材料

刘忠波

摘 要：以非转向长期罪犯为代表的间谍成为分裂国家的一种象征。《送还》拍摄行为本身就具有社会行动的意味，深入到了非转向长期罪犯的内部，拍摄行为参与感很强，影片本身也是现场实践的结果。金东元行动的价值意义不仅表现为对个人的痛苦记忆和精神创伤的人道主义关怀，更在于以反主流的行动立场反思了韩国社会中的冷战文化暴力，表示出了对人性尊严的尊重。

关键词：冷战暴力;非转向长期罪犯;《送还》;韩国纪录片

中图分类号：J9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444X（2019）06-0039-05

国际DOI编码：10.15958/j.cnki.gdxbysb.2019.06.005

Abstract：North Korean spies represented by the long-term political prisoners in South Korea have become a symbol of secession. The shooting of A Repatriation itself acquires the connotations of social action that probe deep into the world of long-term political prisoner who got arrested and vindicated as North Korean spies by the South Korea. It has a strong sense of participation in the shooting behavior and the film itself is a result of on-site practice. The significance of Dong-won Kim’s action not only illustrates the humanitarian concern for the painful personal memory and mental trauma， but also reflects on the cultural violence of the Cold War in Korean society viewed from an anti-mainstream standpoint， showing the respect for human dignity.

Key words：Cold War violence; North Korean spies as long-term political prisoners in South Korea; A Repatriation; South Korean documentary

一、作为拍摄对象的非转向长期罪犯

1992年初春，韩国纪录片《送还》（A Repatriation）的导演金东元在一个偶然机会中，接触了一批刚刚出狱的非转向长期罪犯，这些人已经从监狱释放，正安置在疗养院，准备分配至各地村庄生活。“当时，朝鲜间谍正像弃儿一样，被朝韩双方遗忘。”（畫外音）一位神父租用金东元的汽车，去接两位非转向罪犯到村子生活，金东元此时已经拍摄过几部民众抗争内容的纪录片，他本能地带着摄像机开始记录他们。第一次拍摄是1992年3月7日，通过这几位非转向者，导演进而认识、拍摄了更多出狱的长期罪犯，并开始关注朝韩间谍罪犯问题，十二年的拍摄也由此开始。在这之前，1991年10月朝韩两国签署《关于和解和互不侵犯的协议书》，12月13日南北双方总理又正式签署了《关于北南和解、互不侵犯和交流合作协议书》，但是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现实分歧并未因此改善多少。“朝鲜半岛的分裂是经过了地理的、政治的、民族的分裂过程而逐渐被深化固定的”，[1]根深蒂固的敌视和对抗一直延续下来，在整个半岛南北对峙的现实背景下，由朝鲜战争造成的冷战关系并未解冻。

所谓“非转向长期罪犯”是指朝鲜战争以来，以朝鲜间谍等罪名在韩国被捕、服刑和关押的罪犯，多数为潜入韩国执行情报任务的朝鲜间谍，也有战争俘虏。朝鲜战争之后，朝韩两国相互敌视、互搞破坏活动，这些人由于不声明放弃共产主义政治理念，而一直没有被释放。20世纪70年代开始，朝韩双方关系趋向缓和。1972年7月4日，朝韩发表《北南联合声明》（《7.4联合声明》），以自主、和平和民族大团结为基本原则，成立“南北韩调解委员会”，就此掀起了一股和平的潮流，1973年朴正熙又发表“六·二三宣言”，南北双方在外交上也接受“双重承认”的事实，政治外交上的互动增多。一些非转向长期罪犯以为有了被送还朝鲜的希望，但复杂而多变的南北韩关系，双方互不信任且分歧深刻，很快让非转向者的希望破灭，事实上，朴正熙政府为了显示韩国政治体制的优越，加强了对朝鲜间谍的强迫转向工作。转向工作并非仅仅针对间谍罪犯，还包括反对政府独裁的左翼派、曾经参加过共产党活动的人士等，这些人的思想在意识形态上被排斥，又被监狱与社会隔离，得不到法律的保护，在狱中遭受严刑拷打，还有的人被作为北方游击队员而被枪决。《送还》中的口述者指出，在军事独裁下的监狱本身可以不受任何约束对他们施暴，甚至为了能屈服他们并引诱转向给他们看淫乱的照片。根据影片的介绍，1972年关押有500余名非转向长期罪犯，通过转向工作实现了350名的转向。除了转向工作中所造成的死亡，7年以上的长期罪犯大概还有100名，仍然坚持共产主义政治理念。

1993年，金泳三政府报着南北关系改善的目的，特别赦免了部分非转向罪犯，并向朝鲜送还了一批出狱后的非转向者。在《送还》中，被捕入狱而长期坐牢的朝鲜间谍被称为“非转向长期罪犯”，而韩国政府官方则将他们描述为“未转向长期罪犯”。“未转向”和“非转向”，不同的词汇体现了不同的理解和立场。“未转向”，即表示目前暂时没有转向，显示了将来韩国政府要让对方转向的意图和决心，具有强迫的意味。“非转向”，即不转向，表示个体的拒绝和坚持。某种程度上，以非转向长期罪犯为代表的间谍成为分裂国家的一种象征。

《送还》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方面是非转向长期罪犯以亲历者的身份对个人体验和历史事件的真实经历口述;另一方面是集中对几位非转向者出狱后生活的记录，涉及到了非转向者命运走向、临终死亡等内容，还混杂了一些社会活动的记录。

韩国于1949年开始实施《反共法》和《国家安全法》， 也使得反共意识形态成为国家意志。朝鲜战争结束后，朝韩进入军事全面对峙的冷战阶段，韩国媒体宣扬“防止赤化”“北进”“灭共”“胜共”等口号，反共宣传将朝鲜间谍妖魔化，左翼人士也被称为“赤匪”“亲北者”和“从北者”等。《送还》将“间谍”还原为平凡的普通人，出狱后定居在韩国农村的长期非转向者已经垂垂老矣，有的人由于勤于劳动，而获得了村民的赞誉。一些民间团体和宗教界人士来村庄开展居民运动，帮助他们适应并融入当地生活，村落也因为非转向者到来发生了变化。

《送还》题记中将该片献给导演已经逝去的父亲，以及为统一而饱受牢狱之苦的人们。但是，一直以来敌视北方朝鲜以及憎恨与嫌恶朝鲜间谍的韩国民众并不在少数，金东元在影片中称“韩国”是“南朝鲜”，认为反共产主义的父亲看到这部作品的话肯定会大发雷霆，而那些坐牢的人们也不一定满意这部影片。《送还》没有将长期非转向者看作“被洗脑的人”，而是关注历史进程中个人的命运走向和精神创伤。《送还》是一部具有强烈政治性的纪录片，同时典型地反映了韩国社会文化的冷战结构，不仅涉及到了比较敏感的朝鲜半岛南北两个国家的意识形态之争，而且批判了韩国采用暴力手段转变朝鲜间谍的政治信仰和价值观的行为。

作为“蔚山间谍入侵事件”的被捕者，一位赵姓非转向长期罪犯口述了被捕的过程。“蔚山间谍侵入事件”中被捕的朝鲜间谍都被判了无期徒刑，有人病死，有人转向。《送还》拍摄了赵先生出狱后，拜访已转向的两个同伴的过程。多年前已转向的船长正在养狗的农场干活，面对镜头解释了因为被逼迫转向而遭受的酷刑，比如遭受五个人持续地殴打。比起所遭受的酷刑，这位船长对非转向的赵先生说，与其在监狱里被打死，还不如转向，但由于背离信仰而带来的心灵的煎熬才是最痛苦的。当时韩国政府通过社会舆论鼓动反共主义，树立对北朝鲜的敌对关系，冷战文化暴力成为维持分裂的工具，有意识地塑造间谍的邪恶与对立。金东元将口述的内容与1962年4月韩国《朝鲜日报》对“蔚山间谍侵入事件”报道进行了比对。《朝鲜日报》报道间谍胁迫村民，而赵坚持认为并没有强迫行为，蔚山登陆间谍数量也不一致，媒体增加了登陆间谍的人数。《送还》以两者之间的抵触之处，暗示当时韩国媒体歪曲事实，形象错位。金东元考察了当时的报道和舆论，认为虽然朝韩双方互派间谍是事实，但是韩国政府通过媒体捏造了很多子虚乌有的间谍事件，甚至找人来扮演间谍，制造恐怖氛围和恐惧心理，增加双方的憎恨，以此揭示冷战意识形态的舆论暴力。当时的韩国媒体成为独裁政权传声筒的文化暴力机关，遵从最高权力机关的立场，排斥政治上的反对势力。“蔚山间谍入侵事件”仅仅是1960年代朝韩间谍战的一部分，标志性事件是1968年青瓦台袭击事件，朝鲜方面派遣了31个间谍特工队偷袭青瓦台，以失败告终。

二、《送还》拍摄行动的价值和影响

金东元出生于1955年，毕业于西江大学新闻放送专业，做过婚礼摄影师，由拍摄一次拆迁抗议示威活动开始独立纪录片的拍摄生涯，一直关注底层民众的生活和抗争，先后拍摄了《上溪洞奥林匹克》（1988）、《杏堂洞住民》（1994）、《杏堂洞住民2》（1999）等十余部纪录片。在《送还》中，金东元以画外解说的形式强调：“我一直相信纪录片可以改变世界，抵抗现实的诱惑”，这可以视为其基本的创作价值取向，这种创作理念从第一部纪录片《上溪洞奥林匹克》就确立了下来。1980年代中期，韩国政府开始加速开发围绕1988年汉城奥运会而展开的建筑项目，强制拆迁大量的居民，上溪洞居民的斗争就是这么开始的。上溪洞居民的斗争并非是政治理念的分歧，而是生存斗争。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动用了国家暴力机器镇压，还使用黑社会胁迫的方式，但是上溪洞居民一直没有放弃斗争。最初在明洞天主教堂门口示威，又迁到富川市高速公路边搭建临时住宅继续抗议，后来被拆迁居民又和其他抗议群体联合，演化成了社会民主化示威运动。金东元曾携作品参加日本纪录片导演小川绅介创办的“山形电影节”，其创作中所包含的明确的政治诉求，贴近现实的题材，为争取社会权利而拍摄，都与小川绅介《压制的森林》《三里冢》系列等作品的创作理念和实践相一致。《送还》的拍摄行为本身就具有社会行动的意味，并没采取旁观的方式，而是消除了拍摄者与拍摄对象的距离，深入到了非转向长期罪犯的内部，拍摄行为参与感很强，影片本身也是现场实践的结果。

《送还》明确地反对韩国政府对长期非转向者的暴力逼迫，称赞“相信信念的固执的人”。画外音讲道：“韩国政府对非转向者所做的工作类似于美国对于朝鲜所施加的压力，是一种国家间的暴力逼迫，就像不能让长期非转向者转向一样，美国是不能让北朝鲜屈服的。”在冷战思维的背景下，一个人对北方国家有“好感”，就会被韩国政府视为“可疑人物”，成为韩国社会内部的“他者”，一旦这些人有着过激的行为和言论，就会成为国家暴力的对象。当时所谓“亲北韩人士”金东元的立场受到了显而易见的压力和攻击。

1996年6月14日金东元因为持续地报道非转向长期罪犯的禁忌问题而被逮捕，涉嫌违反《国家安保法》，公司被查封，警察没收了所有的素材和器材，调查其和非转向长期罪犯的关系及制作费用的来源，威胁他和非转向者断绝关系，但这些压力并没有终止《送还》拍摄。金东元得到了社会政治运动的支持，民众示威要求停止韩国不合理的电影法和审查制度，废除《国家安保法》等对导演的迫害，要求保证创作自由和思想自由，以人权和民主化运动反抗政府的暴力压制。

《送还》超越了具体政治评判和政治信念的讨论，认为这些非转向长期罪犯经受残酷拷问而不屈服的原因并不仅仅是以往政治教育的结果，而是转向工作中的暴力和非人道激发了人性中坚守的力量。非转向长期罪犯正是通过所遭受的暴力，明晰了反抗和坚守的意义，本能的反抗成为了保持人的尊严的方式。幾位受访者表示：不是为谁而非转向，是为了自己，我自己认可就可以;越暴力，越不能屈服;暴力改变人的想法的方式像是禽兽，绝不屈服;我唯一的信念就是坚守我认为对的事情。《送还》探讨了暴力和信念的关系，暴力到底是摧毁了信念，还是巩固了信念？《送还》反对暴力改变思想的行为，不仅仅是批评韩国政府转向专项工作的残暴和非人道，在这里提出的问题是，这些非转向长期罪犯熬过数十年的牢狱生活的精神力量来自于哪里？ 他们坚守的政治信念是什么？坚守青年时期信仰的价值在哪里？如果他们还怀有某一种民族或者国家的信念，则试图探寻信念的来源。同时，《送还》的拍摄过程和金东元的拍摄行为本身印证了这一问题提出的合理性，并且以个人行动对国家体制化的冷战文化暴力进行了抵抗。

金东元并没有表示赞同朝鲜的政治体制，也直接批判朝鲜的政治问题。1990年代中期开始，朝鲜陷入内外交困的危险境地，经济状况不断恶化，还发生了大规模的饥荒，《送还》中的非转向者中也有人关注朝鲜的饥饿问题，认为朝鲜已经失去了社会主义理想的状态。《送还》中提出韩国关于朝鲜饥饿报道极具煽动性，但是也认为吃不饱饭还坚守主体性是奢侈的，“难道理念先于生命吗？国家控制人的生命底线在哪里？”《送还》中的很多非转向者对南北朝鲜的认知还停留在入狱前的思维，比如对太极旗和鬼神关系的理解，仍旧面对镜头歌唱金日成将军的颂歌，天真烂漫地地赞美北朝鲜。在医院，一个非转向者的临终场景对话如下：“有时候想问问他们是否后悔，走了这一条革命路线。如今，这条路线已经走投无路了，他们是否后悔，走这个路线。当我拍摄一位临终老人的时候，我才明白，我的这些提问是多么幼稚。”（导演画外音）一位临终的非转向者说：“我没有完成对党和祖国的任务，心里感到很对不住，我坚信不移，祖国的年轻人们将获得胜利。同志们，一定要坚持、坚持、坚持，坚持到最后。坚持到那一天，会勇往直前的。” 一位支持者回答：“老先生您对我是一盏灯。……你的理念和信仰会像悠久的传统和不灭的灯一样，不熄灭的。”临终的非转向者：“是的，是的，那是为了同志们。”关于政治信仰的争论，仅仅是《送还》的背景，非转向者出狱后的笑容是《送还》中重要的意向，以此投射的正是影片讨论的核心：观念分歧而产生的暴力对肉体和精神的双重伤痛，以及创伤愈合的可能。

1995年正好是南北朝鲜解放五十周年，部分出狱的非转向者召开了要求韩国政府将他们送还北朝鲜的招待会。金东元计划拍摄完三位希望回到朝鲜的非转向者之后，托一位日本记者送到朝鲜他们家人手中，但是并没有获得朝鲜方面的同意。非转向者出狱之后，实际上成为半岛中無法归国的流散者，金东元关注非转向者所涉及的离散家庭、人道主义、韩国社会的适应性等一系列问题。金大中政府致力以和平方式实现统一，以阳光政策作为朝韩政治行动的主张，1999年2月25日，作为金大中政府对朝鲜以支援、交流、合作、诱导为主要内涵的阳光政策的一环，非转向的17个人得到特别赦免。2000年6月朝韩两国举行首脑会晤并发表了《南北共同宣言》，其中达成了韩国送还朝鲜非转向长期罪犯的协议。2003年《送还》在韩国上映，创下全国观众人数23496，首尔19284的记录，[2]2004年在美国第20届圣丹斯电影节上获奖，2014年金东元在韩国光州国际电影节获得金大中-诺贝尔和平电影奖。《送还》的高票房以及荣誉机制对金东元的倾向也折射出相当一部分民众情感态度的变化。

三、金善明事件与冷战文化暴力

《送还》记录了金善明进入公众视野的过程。1995年8月15日，非转向罪犯金善明得以释放，此时刑期已长达四十五年，被称为“世界坐牢最长的人”。金善明出生于1925年，老家在韩国京畿道，年轻时曾在韩国投身左翼青年运动，1950年9月“韩赤分子”金善明抱着共产主义理想越北参加了朝鲜军队，1951年10月14日奉命潜回韩国，进行地下党建设。但是返回韩国的第二天，即被联合国军抓获，后被转送至韩国军方，1952年夏天，在首尔高等军事法庭，因间谍罪被判15年，1953年又叠加罪名重新审判为死刑，1954年减刑到无期徒刑。1957年开始，通过监狱对其进行思想转向工作，尤其是朴正熙时代，非转向罪犯被施以高压政策手段。韩国有期徒刑最长为25年，如果服刑满三分之一以上可以假释，但是非转向者不属于假释对象。非转向罪犯与普通的罪犯不同，服刑期间受到各种限制，住在单间牢房，不允许自由交谈和利用牢内活动设施，禁止阅读和书写，饮食水平也比其他普通罪犯要低，受到多重人道主义方面的侵害。[3]在狱中，金善明一直在等待北朝鲜对半岛的统一，拒绝放弃政治信念而寻找良心和精神的自由，坚持北朝鲜是他的祖国。

1993年开始的金泳三政府，在朝韩复归统一方面，提出了建立韩民族共同体的“三阶段统一方案”，即“和解合作”“南北联合”“一个国家、一个政府”，推进和解合作阶段，允许民间合作交流。经历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朝鲜半岛民族分裂和内部对峙的历史过程之后，一方面，无论是政府还是民众都对朝鲜半岛的复归统一，实现朝鲜民族的团结富强，报以热情和希望;另一方面，冷战思维和敌对意识形态已经内化为体制性的文化暴力，也深入民众内心深处，相互间价值观认知存在巨大的差异。此时，金善明出狱作为标志性事件被媒体持续曝光，众人迎接出狱、亲人见面等场面都被完整记录。金善明见到了92岁的母亲，并和亲人短暂团聚。两个月后，母亲去世，家人拒绝告诉他母亲的埋葬处，因为金善明的多位亲人被韩国右翼分子杀害，亲人指责他连累了整个家庭，他一直未获得家人的谅解。

根据《南北共同宣言》和朝韩红十字会所达成的协约，2000年9月2日，金善明跟随其他62名非转向者一起被送还社会主义朝鲜。在这个过程中，朝鲜方面批评韩国强迫非转向长期罪犯在不愿返回朝鲜的文件上签字，阻挠他们返回朝鲜的进程，“韩方的阻挠行为不仅有悖于宣言精神，也给朝鲜半岛北南和解、团结及国家统一造成了障碍，是毫无道理的”[4]。金善明的故事被朝鲜方面制作成电影《守护信念的45年》和《生命之锚》，2003年被韩国电影导演洪基善拍摄成了故事片《选择》，聚焦其不妥协的精神，反思了国家暴力对个人权利的剥夺。

在金善明的真实故事中，除了虐待、拷问、牢狱等直接的武力暴力，也有独裁主义政府藉由国家机器以违背《国家安保法》《反共法》和《社会安全法》等名义对个人所实施的非可视性暴力，尤其在朴正熙政府时代，将政治的敌对势力视为左翼，操纵司法审判，甚至通过司法程序判处死刑。金善明亲人的态度典型地反映了国家分裂状况所形成的冷战文化暴力体系对韩国社会的深远影响。间谍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连带将整个家族视为危险的存在，这是一种典型的具有连坐特征的国家体制暴力。国家敌人分为两种，一种是显性的敌人，另外一种是潜在的敌人，金善明作为间谍是显性的敌人，而其家人则被认为是潜在的敌人。[5]128在金善明入狱期间，其家人受其连累，甚至被杀害。那么，金善明出狱之后，家人对其敌视的态度也就不难理解了。不仅仅是间谍家属，包括朝鲜战争中家族成员被美韩军杀害者家属、战争后越北者家属、离散家族、在日同胞及家属、反政府和民主化运动家等都被视为潜在的敌人，特别是朝鲜战争期间自愿越北的人，家人也被视为危险的存在。[5]134-135由于离散家族被认为容易被间谍渗透，始终是被监视和怀疑的对象，《国家安保法》中也有“不告知罪”和“窝藏罪”。离散家族的血缘连带关系和忠于国家的要求是相矛盾的，忠诚国家要高于家族血肉之情。

朝鲜半岛的和平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在南北双方试图和解的进程中，一直缺乏共同的信念和价值观念基础。 随着“后冷战时代”的到来，政治保守主义和反历史主义弥散，体制化的文化暴力也显示出新的特征，内在化的冷战文化某种程度上强化并延续了冷战意识形态。《送还》以及金东元行动的价值意义不仅表现为对个人的痛苦记忆和精神创伤的人道主义关怀，更在于以反主流的行动立场反思了韩国社会中的冷战文化暴力，表示出了对人性尊严的尊重。一直以来，对于紧张局势并没有得到缓解的朝鲜半岛而言，冷战文化暴力所导致的意识形态对立正是分裂局面固化的深层原因之一，同时也造成了朝韩两国间民族文化上的异质性越来越大。

（责任编辑：杨 飞 涂 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