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和现实的敌对状况产生诗（创作谈）

巢贞

最好的情况是，现实层面的意义和精神层面的意义合二为一。如果现实是一条大道，精神背道而驰，或者精神是一条大道，现实背道而驰，那么两者在同一身体内纠缠，时间久了，就会形成顽疾，顽疾久了，就得想办法化解。我写诗，实际上就是化解这种顽疾的过程和结果。日常的情况是，我要处理冷峻的现实问题，让现实因素尽可能多地向精神指向这边靠拢过来，或者是尽可能多地让精神指向靠拢现实，结果发现，我模棱两可地在做许多徒劳之事：自己所要的生存环境、语言环境、人际环境，和长久以来所追求的精神向度，总处在一种背道而驰的状态。我曾经说，我的现实像是虚构出来的那样不真实。因此失眠、噩梦、情绪急躁会毫无征兆地出现在生活中——一个男人，在临近中年的时候，还没有在适合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发挥应有的作用，整天做着虚无之事，这成为我写诗的最大隐喻。

三月，天空阴霾，微风生冷。悄悄而来的春天，在西北我所生活和工作的小县城，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寒冬未尽，附着在身体之上的，似乎有一层厚厚的盔甲，包裹周身，甩也甩不掉。这一月，我的工作变动，随之带来许多心境上的变化。这一组诗写在三月，“三月，三月。/有许多的故事封闭在同一个空间”。我没有利用过多的形容词组，像用美丽的服装修饰一个女人一样修饰诗句，让它們看起来有较大的文学性，或者说我很大程度上排斥这种修饰这种美丽和这种文学性。我利用自己对身边微小事情的判断，企图进入一种新的可能性，这个可能性就是，诗能否成为一种锋利的工具，刺破那些虚构、假面孔和表层的幸福感？当一些话语不能直观地说出来或写出来，我只能王顾左右而言他，写写春天，写写三月，写写城市和大风，我的怨气、怒气、不合作的态度，自然而然地浸入到诗句里，在一首诗里能表达完这些现实的情愫，我自己则会相对释然一些——尽管那些现实因素日复一日，但我能够通过诗句倾吐为快。

在本职的行政工作之余，我把更多的时间花在阅读、摄影和观看经典电影上，越是接触世界上优秀的文本，越是怯于表达和书写。这种胆怯不仅仅在于行动上，还在于内心的不安和彷徨。在人类公认的优秀作品中，大作家和大艺术家始终在解决人性深处的明与暗、正义与非正义、自由与绝望等宏大主题，在这方面，西北小县城里的我，显得渺小和不自量力。而我又不断向着人性的深渊挣扎，企图窥探一点秘密和复杂性——反抗自己、反抗时代、反抗人性之恶。

在精神与现实的敌对状况中，一方消亡，让另一方兼并，单纯沿着现实的脉络前行，抑或单纯沿着精神的脉络前行，这是最好的状态。在世俗层面上，只有这样，才能让一个人——肉质的人，产生积极的生活状态和意义，继而获得幸福感。我在努力让自己轻松起来，摆脱那个越走越远越走越超前的精神指向，好让自己成为俗世里柔软的一份子，让毫无节制的失眠和噩梦离我而去。我曾经写过：“相对于冷峻的诗意，我宁愿要幸福的生活，而不是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