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欠薪”推动了南方学术发展

王学斌

1920年秋季开学之际，北大代理校长蒋梦麟不无沮丧地向全校师生宣布，学校近来出现颇为严重之经费困难。由于北京政府的财政拨款迟迟不到位，北大日常运营所需居然要靠四处赊账，倘若“长久不付钱，下次就赊不动”，“譬如电灯、电话、自来水，不能欠钱太多，欠了太多，电和水就不来了，电话也要叫不通了！”临近中秋节，因建筑公司的欠款催逼甚急，蒋索性逃到了西山躲债。堂堂一校之长，竟落得如此狼狈，这在今人看来，殊堪发笑。

然而随着时局之日益恶化，政治动荡、军费激增，与之形成鲜明对照，非但北大，京城其他各大高校的经济状况可谓俱跌至谷底，情形已绝非一个“笑话”可轻松带过。至1926年，各高校教授们已至忍耐之极限，据《申报》载：“所有债主，陆续而至，教职员个人方面，大多数亦俱以薪水积欠过巨，典质一空，不克维持其生活……事实上，学校暨个人两方面，已到山穷水尽之际，负债累累，至少非有一个月之经费，不能应付。”

鲁迅1920年时年薪被拖欠3个月，次年被拖欠半年，到了1926年，他已干脆不于日记里细算这笔糊涂账。

没有最惨，只有更惨。后起之秀顾颉刚此时之窘境谈得上是山穷水尽。这一年其“在两个多月之中只领到一个月的一成五厘，而且不知道再领几成时要在哪一月。友朋相见，大家只有皱眉嗟叹，或者竟要泪随声下！”年初，北大仍无法按时发薪，顾兼职的孔德学校也“亦仅半薪”，无奈之下，他只得请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主任沈兼士向学校借了88元，“可还许多小债”。然此终非长久之计，由于不能拿着白花花的大洋回来，顾在家中地位亦一落千丈，妻子时常面露“不怿之色，萃面盎背”。

穷则思变，一些教职工开始“逃荒”。所謂“逃荒”，实另谋高就之意。恰好厦门大学刚刚新设的国学院，正摩拳擦掌，欲招兵买马。已从北大调往厦大任教的林语堂，以文科学长的职务，利用原来的人脉关系，向往日那些苦于衣食无着、提心吊胆的北大国学门老同事们抛出橄榄枝。林经过广泛联络，且其开出的待遇也足够诱人，以北大国学门主任沈兼士为首，包括顾颉刚、张星烺、林万里、孙伏园、章廷谦等人集体南下，鲁迅也跟随其中。

广东中山大学亦从这股学人南下潮流中获益匪浅。1927年中大公布了一份文史学科教授名单，原在北平任教的傅斯年、江绍原、冯文潜、俞平伯、赵元任等人赫然在列。

1928年夏，国民政府筹建国立武汉大学，时任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的蔡元培指派刘树杞、李四光、王星拱、周鲠生、麦焕章、黄建中、曾昭安、任凯南八人为筹备委员，其中李、王、周俱是南下的北大教授。

这一批学术候鸟们集体向南迁徒，势必带动了南方学术之发展，遂扭转了民初以来南北文化格局发展的不平衡，南方学界的活力与影响力大为提升。

（摘自《私家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