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东亚地域八连城建筑遗址的文化阐释

陈放

[摘要]根据2004—2009年对渤海国东京故址八连城的田野考古的考察与发掘，从八连城遗址的碎片阅读历史建筑，从城墙到门址、内外二重城的规划上揭示出农耕文明的井田制意识的标识;从中轴对称的院落式宫殿建筑布局和出土遗物的建筑构件以及构件的汉字符号中读出了建筑虽是土木工程、石头的史书，但其核心的东西还是文化。八连城是与社会相通的建筑，是天地人“三才”合一的物化，是释古鉴今、启迪未来的史书。

[关键词]渤海国;八连城遗址;建筑文化;“三才”合一的物化;井田制意识;中轴线

[中图分类号]TU-09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2-4917（2019）03-0060-07

遗址是民族记忆的一种载体，研究遗址是一种延伸民族记忆的思维活动。研究建筑遗址的起源，实质也是在研究不同民族的今天是怎么来的，“赋予人们一种共同的历史，共同的目标，从而实现内部的团结”。[1]在今日看来，就是深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种认识。今天对位于东北亚腹地八连城遗址进行研究与探索，为构建东亚命运共同体，从古建筑的角度提供了一种历史文化依据。

一、 从八连城遗址的碎片读出的历史建筑

早在公元7世纪下半叶的中国盛唐时期，也是东亚文明形成发展的鼎盛时期，在东北亚的腹地建立了一支唐朝的地方政权，史称渤海国。渤海国在其全盛时期疆域囊括今东北大部、朝鲜半岛北部及俄罗斯滨海地区南半部，在这广大的区域内留下极其丰富的历史遗迹，城址的发现就是颇为重要的一种考古学文化遗存。据文献记载，渤海国强盛时期的地域有5京、15府、62州、130余县，号称“海东盛国”。其城址不下130余座，本文仅据2004—2009年渤海国东京故址，八连城田野考古报告来探讨建筑遗址的建筑文化、智慧及对未来建筑的启示。

八连城是渤海国东京故址，建筑始于公元8世纪后半期，废弃年代约在公元928年。2004—2009年，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和珲春市文物管理所对八连城实施了考古调查与发掘，经过六年的田野考古工作，对八连城遗址地形测绘出遗址地形图。据八连城考古调查资料推测，八连城外城存在环壕的可能性较大，根据发掘了解到，外城南墙中央设置城门，为单门道，此门东西宽约3.2米，南北长约5.2米。[2]290据斎藤优1942年发掘调查报告记录，外城四面城墙中央位置墙体都有凹陷，可能是城门址所在。此外，在外城南门的西侧，南墙墙体有一处豁口，这一豁口与和龙西古城外城南门西侧城墙豁口相同，可见八连城外南门西侧还设有偏门。在外墙之内由隔墙分开若干区划。距外城北墙约133米处，有一条东西向的隔墙将外城北部区分出一处南北约130米、东西贯穿外城的区划。外城南部中央由隔墙划分出南北相连的二区划，在内城南侧至外城南墙之间形成两处封闭区域。外城的东部和西部亦存在多条纵横交错的隔墙，将外城东西两侧区域分隔出若干区划和院落。

据渤海国东京故址田野考古报告的内外二重城规划设计的考查，八连城内城位于外城中央略偏北，平面长方形，东西216.4米，南北317.6米。内城南墙的中部向北折入13.5米，中央设城门。内城南门台基平面长方形，南北约16米，东西约28米。台基的南北两面各设左中右三个台阶，根据柱网布局推断，内城南门为面阔5间、进深2间的木构建筑。1942年，斋藤优发掘调查八连城时确认，内城东西两墙中央位置，墙体凹陷。并在西墙凹陷处内侧进行了发掘，清理出南北两处排列整齐的素面方砖，采集到绿釉兽残片、瓦片等遗物，推测内城存在东、西城门。

八连城内、外城门处在同一条南北方向线上，构成全城中轴线。中轴线是按照左右对称的院落式宫殿建筑布局的。八连城的建筑遗址集中分布在内城的北部，其中，第一号建筑遗址与第二号建筑遗址分别坐落在南北中轴线中央，规模宏大壮观，为八连城的主要宮殿建筑。而第一号建筑址是内城第一重宫殿建筑，与内城南侧围墙一体建筑的宫殿，殿基台基高大，两掖连接漫道及行廊，南壁设左右上殿台阶。第二号建筑址位于第一号建筑址的北侧，二号建筑为主殿，左右耳殿组成复合建筑。第二号建筑址台基比第一号建筑址低矮，中央台基为主殿，东西两侧对称布置耳殿。第二号建筑址主殿台基有廊道垂直连接第一号建筑址台基，两者南北组合形成“工”字殿。与第二号建筑址的东西两侧紧密连接的有第三号和第四号建筑址，使三殿于内城北部东西平行贯通。在四围近似正方的内城墙内，以第一号建筑址通往第二号建筑址的廊道为中轴线，有左右对称的东西侧廊庑。在第二号建筑址南面，由东西侧廊庑的北段与第一号建筑址东西漫道及行廊合围形成中庭，其范围东西约78米，南北约54米。在第一和第二号建筑址南北中轴线的穿廊中间，廊道中部加宽，应为廊道中亭一类建筑。整个内城建筑布局为方田式正方形，被外城合围，整个外城墙南北长度要比东西长，近似长方形，内城南门与外城南门都在一个中轴线上，与现在的北京城的中轴线相似。从建筑的设计而言，可称为内城东西南北方田式，外城合围内城南北纵向形成一个中轴线。

根据八连城城址形制考察，可见其二重城规划设计以及中轴对称的院落式宫殿建筑布局，并见证于出土遗物的建筑构件。八连城遗址出土遗物绝大多数为各类陶质建筑构件，主要有铺设屋顶的板瓦、筒瓦;有立于屋脊之上具有装饰作用的釉陶套兽、兽头、鸱尾等建筑饰件;有用于地面铺装的建筑材料，如釉陶柱围、方砖、长方砖、砖钉、散水铺石、石钉等;有用于屋顶的各类建筑瓦件、饰件，大多出土于建筑台基周围的倒塌堆积物中。

遗址各种建筑构件又各有不同，如建筑构件板瓦，有普通板瓦，用于屋顶大面积铺设的区域，通常凹面向上，两排板瓦之间扣合一排筒瓦;有檐头板瓦，用于建筑的屋檐位置，凹面向上，与檐头筒瓦扣合使用。檐头板瓦在一端瓦沿的沿面饰压印、刻划纹饰。又如建筑构件筒瓦，有普通筒瓦，凹面向上，与普通板瓦相互扣合使用;有檐头筒瓦，形制与普通筒瓦相同，瓦舌中部有圆形钉孔，瓦身的另一端镶接瓦当; 有绿釉筒瓦，其形体较一般的筒瓦大，胎体厚重，红色，均有突出的曲节形瓦舌，釉色以浅绿、深绿为主。又如建筑构件瓦当，八连城出土瓦当均为圆形，模制，当面有模印纹饰，内区中央为一大的乳突，周围环以小乳丁和凸弦纹圆圈，构成莲蓬图案。外区为莲瓣、侧视莲花或花草纹，背面常留有与筒瓦粘接时按压抹平的痕迹。又如建筑构件当沟，当沟用于屋脊之下，作用是遮挡筒瓦与板瓦扣合处产生的空缺，因而其宽度应与两排筒瓦的间距相同，前端弧体宽度应与两排筒瓦压住后暴露在外部的宽度一致。八连城出土的当沟均为正当沟。又如建筑构件压当条，压当条为安装在屋脊之上，用以增高屋脊的瓦件。又如釉陶建筑饰件，包括鸱尾、套兽、兽头等表面施釉的建筑饰件。又如柱围，此类柱围有的是泥质红陶，表面施釉，釉色翠绿间有白色或黄褐色横向纹理;还有高岭土质地，胎色白中略带浅灰，表面有一周浅浮雕莲瓣形纹饰，釉色较纯，呈浅绿色，此型柱围口径较大，均为45厘米左右。八连城出土建筑构件主要是砖，砖有方砖、长方砖、条形砖，还有砖钉、石钉等等。八连城遗址出土的建筑构件引人关注的还有文字瓦，有相当数量是瓦身模印、刻写文字或符号的文字瓦。

根据《八连城——2004—2009年度渤海国东京故址田野考古报告》，结合《新唐书·渤海传》、地理志记载，渤海王城曾有显州——上京——东京——上京的变化过程，渤海国以东京作为王城的时间约在公元785—794年期间。由于八连城遗址尚未发现有关始建年代的考古证据，通常按文献记载推测，公元785年，渤海东京八连城应已初具王城规模。

二、 从八连城建筑遗迹看历史上的建筑文化

八连城建筑遗迹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思想。建筑是人们为了满足自身的生活需求而建造的环境或环境构架。从这个意义上讲，建筑是人居住生活需求的物化。从建筑史来看，中国古代建筑思想并不是一般思想在建筑上的简单投射，而是依照建筑本身的规律，切入人的社会关系总和中，往往是利用建筑的标识功能来梳理社会秩序的体现。据《新唐书·渤海传》记载，渤海国在社会制度方面，“大抵宪象中国”，基本体现唐朝时期中央政府的三省六部制。渤海国的三省即宣诏、中台、正文堂;六部即忠、仁、义、礼、智、信，只是提法不同而已。体现在建筑方面，使建筑既满足于人的物质活动的对象，也满足人的精神活动的需要。而通过对八连城田野考古恰恰体现中国古代渤海国的传统理念和入世的哲学思想。

在天文学、地理学不发达的历史时期，渤海民族传承古代先民的共同理念叫“天圆地方”，而体现在建筑设计上则是以方体建筑为主。从八连城的遗址发掘来看，八连城外城合围城垣为正方体，内城垣合围为长方体，体现了古人“天圆地方”“天下”观的思想。

八连城在外围为正方体、内围为长方体的规划中，充分体现了古代农耕社会井田制的关联。早在原始社会晚期，农业成为社会的主要经济部门，土地属于氏族公社公有，公社成员平均分得土地。当时，一人大致能耕种一百亩（古时的一百亩相当于现在的三十一亩多一点），就是一个方块，也叫作“一田”。田与田之间，开沟修路，既是水利，便于行走，也是田界。这些方块的界划，远远看去，取其中一部分，正像汉字的“井”字形状，所以叫作“井田”。在商朝后半期的甲骨文中，“田”字除一般形状外，还在方田内有多等分的画法，后来随着社会农耕文明的发展，出现一种说法，四个井合为一邑，四个邑合为一丘，后来又出现了一种说法：九个井合为一成，九个成合为一同，反映了农业社会发展的不同变化。[3]84在变化中也进一步完善井田制的计算系统。譬如：一百亩为一夫之田，九夫即九个百亩，为一井，面积约一里见方，给九夫耕种，九个井合为一成，面积约十里见方，分给九个夫耕种，以此类推，一直到九千夫、九万夫耕种的面积。各级单位面积分别起名，叫井、通、成、同、终，或叫井、邑、丘、甸、县、都等等。[3]83这种把土地规划为井字九等份的制度，反映在疆域的认知上，便是将天下分为九州：梁、雍、冀、兖、青、徐、扬、荆、豫;反映于首都的城市建设，则是“九分其国，以为九分，九卿治之”的思想。据《周礼·匠人》记载：“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4]990古代建都城，全程面积是九里见方，都城四边每边三个城门，都城内有九条南北大道，九条东西大道，每条大道宽度都可容九辆车并行。王宫的路门外，左边是宙庙，右边是社稷坛;王宫的理政大厅前面是三朝，北宫的后面是三市。每个市和每个朝面积都是百步见方。而八连城建筑体现社会秩序的标识是方田化。渤海国作为大唐盛世的一个地方政权，它只是整个大唐时期社会井田制秩序的北方的一个方田。所以，渤海国的八连城建筑是方田规划，体现渤海国在唐朝时期地方政权的行政单位。

方田的建筑模式体现着历史上传统家国天下的理念。家是缩小的国，国是扩大的家。家在中国历史上的体现较典型的是四合院建筑。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学者贾珺说：“一座完整的四合院，对一户中等人家来说，已经是很理想的生活环境了。家庭成员根据地位的高低住在不同方位。家长住北房，兄长住东厢房，弟弟住西厢房，幼年的女儿可以随父母身边或住在耳房，南房安置廚房、储藏室以及仆人卧室。四合院通常没有专门的卫生间、浴室和餐厅。每幢房屋的中央一间兼作起居厅，父母所住的北房中厅可以是全家聚会、用餐的地方。以四合院中的布局，可以看出中国传统的家庭观念：各座建筑分属家长、子女、仆佣等不同的成员，通过位置和朝向体现了不同的等级差别，又连接为统一的整体，尊卑有序，具有很强的伦理特性。”[5]在中国历史上的四合院就是一个小社会，四合院建筑见方有序，井井有条。方圆体现社会规矩，能维护家庭的稳定，社会的安定。因而体现在历史的建筑领域的家与城与国是相通的。中国社会长达2000多年，形成了一整套严密的行为规范和伦理秩序，建筑讲究方田式，建围墙、围城、城外围、城内围，坚持自我强化，从家到国，首先是齐家，而后“修身、治国、平天下”。八连城比较集中地体现了这种理念。八连城虽说是城，但它是家的扩大，有外围城、内围城，城内核心建筑为方田式。方田又与大唐盛世政治上延续的井田引申体制融为一体。所以说，八连城的建筑展示的是中华民族的面孔。

渤海国的八连城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符号，八连城的方田建筑沿袭井田土地制又引申到社会政治体制。从中国古代建筑思想史角度去认识，田字中间是“十”字，而金文甲骨文甲字均作“十”形，而“癸”字在金文甲骨文则作“×”形，也就是把“十”字斜着画出，而甲、癸——即十天干的首尾两字——应是用来纪月的。中国古代用其定名为“彝夏十月历来纪年。在彝夏十月中，一年为十个月，每月36天。由此可见，方田模式建筑，体现营造需求和特定的宇宙流转模式相互支持的产物，也是沿袭远古时代与宇宙模式相对应的建筑形态，使建筑具有通天功能的体现。”[6]12而八连城建筑于东北亚地域是通天达地的。所谓建筑通天就是要根据日月运行、四季变化、节气更替来设计建筑布局，而四合院、方城建筑都有冬防寒、夏避暑的功能，着光通风。“一方四合，静涵天地”，即可谓建筑通天达地。如何理解“达地”呢？古代有“堪舆学”，讲究宅基地要看风水。常讲的“前有水照，后有山靠”、“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等说法，其实也是根据地形地貌选址建筑。这也是唯物角度的风水建宅观。但是，历史上也有伪科学的风水建宅观。哲学家陈先达说：“风水之说，实在于理无据，于事无凭”，只能作为历史上的俗文化存在而已。这与笔者所谈的建筑通天达地是两回事。古代唯物史观讲究天地人“三才”合一。古人相地堪舆：“地善即苗茂，宅吉即人荣”。[7]这就是古代人建筑考察环境的学说。所谓“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乌龟）”是理想的建筑选址，即所说的“玄武垂头，朱雀翔舞，青龙蜿蜒，白虎驯俯”。又由于四季更替，斗转星移，古人根据星空二十八星宿所处的位置，来勾画出人想象中的动物轮廓，分为东方青龙，西方白虎，南方朱雀，北方玄武。并与四季对应，苍龙为春，朱雀为夏，白虎为秋，玄武为冬。建筑选址，要在四季变化中选择能藏风、聚气、得水、充分适应人生存需要的最佳自然环境。而八连城的建址是在中国东北珲春地区的北部由盘岭、大龙岭等山岭形成的山系，其中老爷岭是境内最高峰，海拔1 477.4米，可谓北有山脉之靠;东南是沿海丘陵地带，正南为图们江和珲春河，也可谓南有江河水照。此建址是“藏风、聚气、得水”的宝地，是生态文明之地。八连城的选址较之渤海国的西古城对中国传统的堪舆学的传承还有所开新。

另外，再谈井田制田字中的“十”字，其中的垂线，就是我们常说的建筑的中轴线。中轴线指在建筑群中可以统领全局的中心线。在世界各国中我国传统建筑文化中最为重视也是最为强调的是建筑中轴线。

对渤海国八连城建筑的中轴线，应将其作为一种观念去理解。渤海国作为唐朝的地方政府，八连城的中轴线只能在这个区域具有统领的标识，在“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观念支配下，只可表达为围绕大唐王朝的中心，象“葵藿倾阳之心”那样维护中心，所以，八连城的中轴线具有维护唐王朝中心服务的标识意义。

中国在历史上位于天下之枢纽，四方各民族之中心。于省吾曾在《释中国》一文中，引《说文》“‘夏，中国之人也。段注：‘以别于北方狄、东北貉、南方蛮闽、西方羌、西南焦侥、东方夷也。……王筠《说文句读》：‘言中国者，於夷曰东，於羌曰西，於蛮及焦侥曰南，於闽曰东南，於貉曰北，皆据中国以指斥之”。[8]按以上所引《说文》段、王的诠释，以中国处于四夷的中心而得名。而渤海国的八连城地处中国的东北，是中华帝国东北区域地方国的都城。其建筑的标识必然体现井田政治体制下的方田式和被中心统领下的中轴线的标志。这既是“八连城”建筑文化的政治标识，也是体现“多民族的融和，多元文化的共生”建筑文化。[9]

八连城的建筑与大唐王朝统治中心的建筑是统一的。建筑虽是土木工程，又是石头的史书，但其核心的东西还是文化。除了城址形制规划设计布局外，还有大量出土遗物的建筑构建的各类板瓦、筒瓦、瓦当、当沟、压当条、釉陶建筑饰件、柱围、砖、砖钉、石钉，以及制瓦工艺，尤其引人关注的是在八连城遗址出土瓦件当中，有相当数量是瓦身模印、刻写文字或符号的文字瓦。到目前为止，八连城发掘出来的文字瓦有2 332件[2]307，约占同类瓦件总数的40%。文字瓦上的模印刻写的文字均是汉字，有的字形可能为当时使用的异体字或简化字。见于板瓦及板瓦形压当条上的文字有河、十、昌、目、计、信、水、文、顺、可、元、则、音、述等等;见于筒瓦上的文字有天、界、古、寸、盖、主、关等等;见于板瓦和筒瓦上的文字有仁、具、石、素、成、市、赤、屈、土、音、保、尖、目、大等等，其中还有一些图案，如各种样式的莲花等。

在历史上最早对渤海文字瓦进行学术层面研究的学者是渤海史大家金毓黻。早在日本东亚考古学会《东京城》报告发表之前，金毓黻就根据包诺索夫等人提供的20余枚文字瓦资料和日本东亚考古学会提供的数十枚文字瓦资料，对其进行了系统研究，并在释文基础上对文字内容进行了分类。金毓黻把这些文字瓦分为七类，“其一为数目者;其二为干支者;其三为姓氏者;其四为人名者;其五为复名者;其六为奇诡难识者;其七为文字反书者。1961年日本考古学者三上次男在金毓黻研究成果基础上，对渤海文字瓦上的文字分成八类，其一，与制作有关的地名或县名;其二，与制作有关的官厅或机构;其三，与制作有关的姓氏;其四，与制作有关的人名;其五，与使用有关的建筑物的名称;其六，数目;其七，干支;其八，以上任意两项的组合。”[10]这些研究受出土资料所限，到目前也未有定论。但是无论如何，作为汉字镶嵌在渤海国八连城的建筑上，这本身就是历史上建筑文化的辉煌。汉字是“天人之学，是易学思维的分支，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11]汉字之有形，实现了从抽象符号过渡到具体实物的文字符号，汉字铭刻在渤海国八连城的历史建筑上，更凸显其历史功绩。李梵编著的《汉字的故事》中说：“撼山易，撼汉字难，我们靠汉字统一中国。”[12]渤海国八连城的汉字符号在历史上锁定了渤海国与唐王朝的一统天下。

渤海国八连城虽已封尘一千多年了，已不复存在，不能再现历史上那雄伟的建筑，但其所留下来的建筑文化将启迪我们今天的建筑文化向更新的发展目标不断前行。

三、 八連城建筑的历史价值与启示

八连城建筑的历史价值与启示应从中国建筑历史发展的逻辑中去认识，方有启迪未来的现实意义。建筑的历史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建筑的原初期人类只为栖身之用，最初是下意识利用野兽的洞穴栖身，所以在考古时，发现在洞穴中的尸骨化石有人骨骼与兽骨混合的化石，据考古学者分析是人兽争夺洞穴相互厮杀而死的遗迹。当人类不断劳动进化，不断形成思维意识，使人类必然揖别动物的世界走上人类能思维的世界。正如马克思所言：“蜘蛛的工作，与织工的工作相类似;在蜂房的建筑上，蜜蜂的本事，曾使许多以建筑师为业的人惭愧。但使最劣的建筑师都比最巧妙的蜜蜂更优越的，是建筑师以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他脑筋中把它构成了”。[13]专属于人类的劳动，能在劳动时间中产生创造意识，不断改善自己的生存环境，特别是从人类改变自己居住环境的现象，更充分说明人类的文明与进步。人类从无意识地利用自然环境栖身到自觉地有意识和能动地利用自然条件（环境）居住，譬如《易·系辞》中说：“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墨子·辞过》中说：“子墨子曰：古之民未知为宫室时，就陵阜而居，穴而处，下润湿伤民，故圣王作为宫室”;《孟子·滕文公下》中说：“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书》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驱蛇龙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险阻既远，鸟兽之害人者消，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韩非子·五蠹》中说：“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礼记·礼运》中说：“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橧巢”。“后圣有作……合土，以为台榭，宫室牖户”。从以上诸多文献记载可见，随着社会的文明进步，人类从穴居、半穴居，逐渐转为地面上建屋而居，巢居者也渐渐从居住空间下降到地面建屋而居。地面建屋是人类建筑史上的历史阶段性开创。

到了先秦的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都城的建筑。据《周礼·匠人》记载：“匠人建国，水地以县，置槷以县，视以景。为规，识日出之景与日入之景，昼参诸日中之景，夜考之极星，以正朝夕。”[4]989-990那时，随着社会文明进步，人们应用立柱悬水法来测量平整建筑地基，以立杆观察日影辨别方向，确立建筑圆心，以白天观杆影，夜里察北斗定东西南北方位。由于掌握了这些技术，在都城建设布局时将社会的井田制和社会伦理纳入建筑设计之中，即匠人营建都城，当时设计全程面积九里见方，都城的四边有三个城门。都城内有九条南北大道，九条东西大道，每条大道宽度都是九轨，即可容九辆车并行。王宫的路门外左边是宗庙，右边是社稷坛;王宫正厅前面是三朝，北宫的后面是三市。每个市和每个朝面积都是一百步见方。从这个建筑布局作为设计图案来看，就是一个“井”字。体现这个“井”字最突出的古建筑遗址是燕下都。燕是春秋战国时期在我国北方的一个饶有名气之国。据历史记载，燕都在蓟城。考古工作者从1975年开始，在北京房山县的琉璃河一带发掘出一座古城。专家认为这就是燕都蓟城。[14]

从四川成都出土的秦汉时期建筑遗址中发现，都城为长方体，从大门设计，由左中右三部分组成，中门特别宽大，左右门小，充分体现汉代时期严格的等级区分。魏晋南北朝时期，邺城位于今河北临漳县附近，是横向长方体建筑，规模较大，是当时代表性建筑之一，此建筑基本是参照《周礼·匠人》所记载的规划模式建造的。

公元618年，李渊建立唐王朝。唐朝就在隋朝的大兴城建都，把原大兴城的名字改为长安。其城市的基本格局未变，但通过调整扩建，使都城更加雄伟壮观。从建筑图案上看是个大型正方式设计，总体特征是中轴线对称布局，以正对宫城大门承天门、皇城大门朱雀门、直至南城中门明德门的朱雀大街为中轴线，城门位置道路的格局及东市西市的位置等，皆严格对称。城内道路呈方格网形，南北大街十一条，东西大街十四条。道路等级分明，层次清楚，以通达城门的大街为主干道，其他则为次级道路，最后则是通达诸街坊内的小路。道路最宽的有180米，其气派可以想象。唐长安城内的居住区为街坊形式，是封闭式的坊里制，这样便于管理，对社会治安有好处。唐代初年，天下太平。贞观年间（627—649年），有“道不拾遗，夜不闭户”之美誉，即所谓“贞观之治”。

大唐的建筑与渤海国八连城的建筑所体现的建筑文化是一致的，都共同继承了先秦时期的井田制似的建筑布局和方田式建筑模式，以及建筑内体现伦理性的等级式的细化设计。但是所不同的是唐代建筑所追求的是“寻文求理，勒成一家”[6]66的理念，在“远寻经传，傍求子史”的基础上，把传统的做法、已有的制度和现实的需求相互结合，是唐代建筑设计的方法和原则。依此理念，唐代长安城的方城规模远大于《周礼·匠人》营建国都的规定，东西大街，南北大道，并不是三三制，而是南北十一条大街，东西十四条大街。长安整体方城建筑的北侧又外加西内苑、含元殿和大明宫等。这种外加部分不是独立的，是长安方城的整体组成部分。而作为唐朝地方政权的渤海国的八连城建筑，虽整体方田式，城内设计有伦理性，但东西城的内外垣都是封闭式的，南北中轴线是垂直相通达的门道。这就是根据地方政权统治的需要，体现建筑规则的灵活性。但其没有改变中轴线，没有改变大唐王朝井田制潜在意识中地方的方田意识，从建筑构件模印、刻写的汉文字及符号则更显意味深长。所以八连城建筑其象征意义从文化上看远远大于它本身存在的意义。八连城在当时社会的历史超越农—牧之上的多元治理是长城沿线、关中关外“长城南北紧张关系转化为统一帝国的内部均衡关系”[15]的重要体现。

八连城作为一个建筑的存在，是对整個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承。我们今天研究八连城的建筑，从现实意义上讲，使我们可以进一步深刻认识到，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在谈到建筑的时候说：“我们对待建筑的新风格、新样式要包容，但是绝不能搞那些奇奇怪怪的建筑。现在，一些地方不重视城市特色风貌塑造，很多建筑行为表现出对历史文化的无知和轻蔑，做了不少割断历史文脉的蠢事。我们应该注意吸收传统建筑的语言，让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建筑个性，让中国建筑长一张‘中国脸”。[16]

历史上的八连城坐落在东北亚的腹地，它是唐王朝渤海国繁荣发展的一个标志，是“海东盛国”的一颗建筑明珠。我们今天虽然不能再见到昔日繁荣发展的盛况，但可考察到昔日发展的文明智慧。据《新唐书·渤海传》记载：“龙原东南濒海，日本道也;南海，新罗道也;鸭绿，朝贡道也;长岭，营州道也;扶余，契丹道也。”[17]根据文献记载，考古资料印证，“日本道”其枢纽就是吉林省珲春八连城（即为龙原府的旧说），八连城是渤海国通往日本的道路枢纽。这条道路是渤海国与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进行友好往来、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纽带，在历史上，八连城发展了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传播了唐朝的封建文化，在日本和唐朝之间起到了桥梁作用，丰富了渤海国和日本的文化内容。所以说，八连城是东北亚文明交流的枢纽，从一定意义上讲，没有渤海国的海陆通，就没有八连城的建筑和繁荣。

八连城地处与日本、新罗、高句丽的枢纽，如同今天的“中国同其沿线和辐射区域国家的经济、文化、科技交流，并最终外溢至政治、安全领域的合作”。[18]八连城是物化的社会，是对繁荣昌盛的“海东盛国”的历史述说，是释古鉴今、启迪未来的史书。阅读东北亚可以从八连城的建筑开始，走进去，读进去，文化就慢慢浸润了人的心，仿佛都城就有了呼吸，活在了当今。这对促进中国及东北亚建筑事业的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美]大卫·克里斯蒂安：《起源万物大历史》，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版，第1页。

[2]王培新、梁会丽：《八连城——2004—2009年度渤海国东京故址田野考古报告》，文物出版社2014年版。

[3]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部：《中国古代史常识》（先秦部分），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

[4]徐正英、常佩雨译注：《周礼·匠人》（下），中华书局2015年版。

[5]贾珺：《一方四合静涵天地》，《人民日报》2017年8月18日。

[6]王鲁民：《中国古代建筑思想史纲》，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7]李玲、李俊、冀科峰：《中国古建筑和谐理念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74页。

[8]于省吾：《释中国》，《中华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页。

[9]章永林：《中国东北地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时空分布特征》，《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10]刘晓东：《渤海文字瓦模印文字内容、性质含义的再思考》，《北方文物》2015年第1期。

[11]常秉义：《周易与汉字》，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12]李梵：《汉字的故事》，中国档案出版社2001年版，第235页。

[13]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92—193页。

[14]沈福煦：《中国古代建筑文化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43页。

[15]施展：《枢纽：3000年的中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4页。

[16]编者按：《一方四合静涵天地》，《人民日报》2017年8月18日。

[17]郑永振、李东辉、尹铉哲：《渤海史论》，吉林文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257页。

[18]李渤、安成日、徐希才：《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及同其周边国家的“伙伴关系”建设》，《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