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步、转身、反思：第十二届上海双年展
——王慰慰访谈

王慰慰 Wang Weiwei

1日食第十二届上海双年展现场由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惠允摄影：Jiang Wenyi

2克劳迪娅·马丁内斯·加拉伊（Claudia Marítnez Garay）你可以留着我的东西第十二届上海双年展现场

《当代美术家》（以下简称“当”）：上海双年展作为目前国内历史最久、影响最大的双年展广受关注，受到的正面、负面的评论都很多。前两届上海双年展被一些声音评论说“不接地气”“不知所云”。2018年的上海双年展主题“禹步”，您认为这与上海和中国的关联在哪？

王慰慰（以下简称“王”）：我觉得联系是很大的。站在国际的、全球的视野上，“禹步”代表了整个全球发展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我们现在很难再评估所谓观念上的进步还是退步。我相信这是一种共识，在社会进程发展的过程当中，包括追求民主自由和少数族群权益的同时，衍生了很多其他问题，这些问题是全球范围的。

对于中国，我相信大家应该也能感受到为什么这一届上海双年展以“禹步”作为主题。中国在追求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中，近10年左右经济增长有所放缓。但是现在还是可以看到在科技、社交媒体、经济、房地产等高速发展的同时，社会、文化出现的一些问题。我相信对社会文化政治稍微有所关心的人都可以观察到。所以这个题目究竟是不是切合中国或者上海目前的状况，应该是不言而喻的。

当：自2000年第三届上海双年展引入策展人机制，这一更符合双年展传统的机制一直延续至今。请您谈谈第十二届上海双年展四位策展人的具体分工。每一届上海双年展的策展团队成员都有变化，您觉得这样的新团队，对于展览的策划、执行会带来什么优势或困难？请您结合第十二届上海双年展的策划工作谈一谈。

王：这次的策展团队，除了主策展人夸特莫克·梅迪纳（Cuauhtémoc Medina）先生，其他两位分策展人玛丽亚·贝伦·塞斯·德伊瓦拉（María Belén Sáez de Ibarra）和神谷幸江（Yukie Kamiya）我之前虽然没有见过，但是两位的名字我都有听过，而且也知道她们都从事哪些方向的研究。因为我们都从事策展的行业，所以对于做展览来讲有一些共识（common），尤其在一些工作和工作操作流程，以及跟艺术家交流这些方面。合作起来，至少从我的体验上来讲没有什么问题。

我比较关注亚洲和新生代艺术家。玛丽亚来自哥伦比亚，她对于南美、美国的了解非常多。神谷幸江在美国工作，但她来自日本，所以她对于亚洲和美国同时都很了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团队当中，大家是互补的，对于整个展览的体量和构架来说，还是非常有帮助的。

一开始总策展人梅迪纳先生定好了四个版块，这四个版块的内容其是互相关联的，艺术家和作品也会谈到交叉的内容。但是从展览的实际操作和空间的操作层面来讲，分成四个版块是一个相对比较切实可行的操作方式。他确定了四个版块，再根据对我们三个分策展人的了解来分配。

最先确定的是玛丽亚，梅迪纳对她也很了解。玛丽亚常年进行拉美地区，以及亚马逊生态、自然、人类关系等方面的研究，非常适合做“自然与社会”这一版块。神谷幸江去美国之前是广岛市美术馆的策展人，对于战争主题跟人类社会这一方面研究了很多年。梅迪纳征求了神谷的意见，是否愿意负责“和平与战争”这个版块，神谷也同意了。

最后梅迪纳和我怎么分配另外两个主题，他也问过我有没有兴趣来做“自由与禁锢”，因为这个版块中的很多内容的是关于政治的，我觉得对我来讲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因为我之前做的很多展览不太愿意直接去谈政治的话题。但是我也想尝试一下不同的维度，直接、间接地去讨论政治和人类社会之间的问题。我觉得这也蛮有意思的，所以我也接受了这个主题。

当：在第十二届上海双年展中，参展的67位/组艺术家，来自中国的只有20位，亚洲其他国家和拉美艺术家占了很大的比例。这样的作品结构是否与策展人的文化背景相关？

3阮陈乌达（UuDam Tran Nguyen）回旋镖时间：从海洋环礁到未来死星第十二届上海双年展现场

王：上海双年展，我们把它是定位为一个国际的展览，如果把目光放眼在全球范围的话，中国的艺术家能占20个名额，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比例了，将近1/3，是一个比较重的比例。

因为总策人来自墨西哥，我们这次也有意地把拉美的艺术家介绍到中国来，包括墨西哥、南美，同时也包括东南亚地区的艺术家，比例会相对着重一点。美国、欧洲、东亚的艺术家也都有一定程度上的呈现，所以才组成了这样的数量和比例。

作品的主题和质量这样的标准始终贯穿在我们遴选的过程当中，但这不可能是唯一的标准，而且这个标准也非常难定义。我们的脑海中其实都有很多标准，好几个是重叠的，既希望能够覆盖全球的范围，也希望相对着重一点中国和拉美。亚洲、东亚的艺术家在前两届上海双年展里体现得不太多，这次我们特意增加了几位。

当：有评论认为此次上海双年展体量太大、作品数量太多，无法细致、深入地用一天的时间看完整个展览。请问策展团队是否考虑到了这一问题？

王：这方面我们当然有考虑，上海双年展在中国已经举办12届了。 我们这一次的参展艺术家是67位/组，相比以往和世界其他的双年展，这只是一个中型的双年展体量。其实作品的数量是不大的，占地的面积也只是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的三层楼而已。相较于之前几届，就体量上来讲，它是非常正常的。

关于作品方面，这不只是双年展的发展趋势，可以说从世界范围的整体当代艺术创作趋势来讲，有很多艺术家会用到影像的方式。影像在观看上会占用比较多的时间，一部影像可能要10分钟、20分钟。这次参展的一位日本艺术家，作品甚至长达60多分钟。我们在挑选和进行布展的时候，其实也考虑到了观展的问题。但我们不可能满足每一个观众的需求，有一些观众可以花一整天慢慢看，有的可能只有一个小时，甚至半个小时，只能简单的走马观花地看一下。所以我们也尽量把影像和其他的装置、绘画——相对不需要驻足时间太长的作品混搭在一起。在上海双年展的城市项目中，我们在一个电影院的空间放了6到8部时长比较长的影像作品，这样观众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在那边观看。

在上海双年展的主空间里展出的这些影像，我们自己观看的感受是，觉得观众不一定要从头坐到尾，20分钟、60分钟全部看完，可能稍稍驻足一下就可以大致领略到作者想要表达的东西。这也是为什么展览会设置展签，一方面帮助观众了解作品的背景，另外一方面也让一些没有非常多的时间去体验作品内涵的观众，可以相对容易地以文字的方式，以最快的速度把握作品想要表达的内容。我们尽量用不同的方式，在展览的呈现、布展的错落、作品的分配、展厅的引导上面，都尽量满足不同观众的不同需求。

当：作为策展人，您觉得双年展的策划工作，与普通展览相比，考虑的因素有何不同？

王：比较幸运的是，第十二届上海双年展我不是总策展人，不必考虑总主题的定位。当然关于作品的讨论，和如何通过展品去引导内容叙述方面，是要考虑的。自己策划展览的时候，要从主题的定向以及作品的规划来全盘考虑。但是在这次双年展，因为我是分策展人，相对来讲更多地关注自己的版块，如何通过选择作品比较完备地论述这个版块所讲的内容，这是我一方面的工作。

另外一方面，因为双年展是一个集体的工作，需要协作。而且虽然我们有清晰的版块划分，但是这四个版块在内容主题的引导性、潜在叙述的内容上是有交叉的。所以在选择艺术家的时候，有一些艺术家的作品在空间上的定位是模糊的。比方说他看上去像是在“和平与战争”，又好像是在“自由与禁锢”。所以策展人之间，有一些沟通和协调。有很多细节的调整需要大量的沟通，像双年展这种非常庞大的项目，我觉得沟通和协作是特别重要的。其他展览相对来讲叙事的部分相对单纯，涉及的其他方面会少一点。但是双年展涉及的部分就比较多，比如展览跟观众之间的关系、跟本土的艺术生态的关系……我们都要考虑到。

4克里斯蒂娜·卢卡斯（Cristina Lucas）顺时针第十二届上海双年展现场

当：目前上海双年展也是国内历史最悠久、制度最成熟的一个双年展，从您亲身参与上海双年展工作的角度，您觉得一个双年展，它之所以能够被称为双年展，或者一个合格的双年展，至少应该具备哪些要素？比如从概念的设定上来讲。

王：其实从某种角度上讲，双年展就是一个名字，我觉得没有必要去追溯所谓“双年展”名词发展的由来。我只想说一点，为什么上海双年展有它存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以此延伸出去，考虑到底什么样的双年展还可以被称为双年展。

现在很多人都觉得，双年展好像没有必要了，全球有这么多的双年展，甚至每座城市都有。但是它到底有什么样的作用？好像它本身的批判性或权威性都在消失。首先我觉得权威性的消失不是一件坏事，因为现在本身就是一个多元文化叙述的时代。从艺术创作的角度来讲，我不认为主流权威的消解是一件坏事，这可以让更多的声音发声。但我觉得一个双年展的作用，在于它对于当地艺术生态的作用。

以上海为例，11月有大量的展览，其中两个最重要的项目是艺博会，也有很多美术馆跟画廊合作的展览。这些展览在视觉上都是很棒的，在艺术史和当代文化的层面上来看，这些艺术家也都是很好的艺术家。但是这些展览是否能够引起关于社会政治、国际问题、文化等方面的讨论，我持有一定的怀疑态度。虽然一些话题是很难被讨论的，但是我觉得一些善于思考的观众，应该能够感受到，上海双年展在谈很多其他国家的问题时，难道不会想到我们自己吗？

第二，我觉得在双年展的内容里面，不管是直接还是间接的，都会点到我们目前所处的世界。这个社会发生了很多现实的文化、经济、社会层面的各种问题。在目前艺术市场如此火热情况下，如果有一个展览可以切实地去谈论这些问题，我觉得这就是上海双年展最重要的一个作用，双年展的这种所谓的边缘化反而是它的重要性。

第三，双年展的重要性在于在文化生态的主流环境里究竟起到一种什么样的作用。如果在一个市场环境本身不那么发达，相对比较学院派，或者以当代艺术批判为主流的地区，可能一个双年展考虑的问题就会不太一样，提出一些不太一样的论述。现在的上海商业氛围如此浓郁，双年展要起到一个提醒艺术圈或观众的作用，去反思那些火热的表象之下，究竟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在面对大环境的时候，是否有转身反思的可能性？我觉得这是一个双年展最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