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视域下的日语授受表达“-temorau”汉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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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

“动词-temorau(日语表达为「テモラウ」，以下简称-temorau)”系列表达是日语授受表达的重要组成部分，与“-teageru”“-tekureru”系列相比，在日语交际活动中使用频率更高，语义更复杂多变，是跨文化交际能力提高的重点和难点之一。除了“-temorau”本身的语义与语用研究之外，“-temorau”与汉语表达的对应关系研究一直以来也受到广泛的关注。

奥津敬一郎·徐昌华以“请”为中心，对“-temorau”的“请、叫、让”等汉语对应表达的语法特征及语义类型进行了分析，谯俊凯基于中日对译语料库对“-temorau”表达与汉语“请”的语义类型以及“-temorau”表达与“请”的可译性条件进行了分析。陈文君基于中日对译语料库对“-temorau”的汉语翻译中有对译词和无对译词的情况进行分析，指出无对译词的汉语翻译中通过其它形式部分保留了恩惠性、方向性等“-temorau”的语义特征。已有研究对“-temorau”表达的汉语翻译形式以及两者之间的对应关系进行了详实的分析与考察，由此可见，除了“-temorau”表达本身的复杂性与多变性，“-temorau”表达与汉语表达的不对应性也是造成“-temorau”的习得与使用困难的重要原因。

认知语言学观点认为，语言表达源自于说话者对语言对象的认知，即说话人对于语言对象的认知方式不同，语言表达形式随之产生差异。

认知语言学认为“说话者”在“话语”表达之前，首先对“事件”这一“语言编码”的对象进行“识解”的认知处理，选择关注“事件”的哪些部分(WHAT)，以及选择怎样(HOW)去表达，然后进行具体的语言编码。“识解”这一认知行为具有普遍性(无论何种语言的使用者，都能够用几种不同的方式把握同一“事件”，拥有通过不同方式进行语言编码的能力)，同时具有相对性特征(即使是同一“事件”，不同语言的使用者也可能会在事件把握方式和语言编码方式上具有不同的偏好)。在跨文化语言交际活动中，清楚地了解交际双方“识解”的相对性特征，尽量贴近交际对象的“识解”方式，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语言表达字面意思之外的深层含义的解读与传递，完成有效的交际活动。“-temorau”表达与汉语表达的不对应性是中日“识解”的相对性特征的体现，从认知语言学角度出发考察日语授受表达与汉语翻译表达中体现的中日认知方式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关注。王雪茹、佟利功指出“-temorau”句型体现了日本人的主观把握事态方式；而与此对应的汉语则体现了中国人客观把握事态把握的方式；相互主观化现象在日语“-temorau”句型中有所体现，而在与其对应的汉语表达中却没有体现。

“-temorau”表达语义复杂，其汉语翻译类型多种多样，仅以主客观的事态把握方式和相互主观化与否不能涵盖“-temorau”表达以及汉语翻译中所体现的中日认知方式的差异。本文基于池上嘉彦提出的事态把握这一认知语言学理论，以“中日对译语料库”中的“-temorau”表达以及汉语翻译为例，对“-temorau”表达的汉语翻译类型进行分类、分析，并考察其中体现的中日事态把握方面的差异，为更好地使用日语授受表达进行跨文化语言交际提供借鉴。

一、“-temorau”表达的汉语翻译概况

“中日对译语料库”提供了小说、诗歌、法律等多种体裁的日汉对译语料，其中小说的语境更贴近日常语言交际环境，对于跨文化交际具于更高的可参考性，本研究仅针对小说中的“-temorau”表达及其汉语翻译进行考察，其它类型作品中的使用情况在此不做考察。

奥津·徐(1982)在对“-temorau”的语式结构进行分析的基础之上，对“请(叫、让)”等兼语表达与“-temorau”的对应关系进行了分析，并提出日语中的使令型表达“-seru/saseru”或被动型表达“-reru/rareru”在语式结构上与“-temorau”具有相似性构造(参见图1)。“-temorau”意义与功能复杂多变，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了考察。奥津·徐认为“-temorau”的根本意义是表示利益的取得，并将“V-temorau”分成有事先请求的和无事先请求的两大类。益冈隆志将“-temorau”分为被动型(受動型)和使令型(使役型)，认为被动型表达中恩惠性较明显，而使令型表达中恩惠性较弱。山田敏弘根据使令性(働きかけ性)的强弱将“-temorau”分为请求型、许可型和单纯受影响型。由此可见，恩惠性、使令性是“-temorau”表达意义与功能的基础，同时“-temorau”与被动型表达、使令型表达在语式结构和语义上的相关性可见一斑。

本文共获取“-temorau”表达及其汉语翻译325组，涉及作品15部(“temorau”表达及其汉语翻译用例来源于20世纪初至20世纪末的15部作品，分别为《坊ちゃん》《こゝろ》《友情》《雪国》《斜陽》《あした来る人》《金閣寺》《死者の奢り》《飼育》《砂の女》《雁の寺》《黒い雨》《青春の蹉跌》《五体不満足》《ノルウェイの森》)。通过对“-temorau”表达汉语翻译的考察发现，“-temorau”表达有明显汉语对译表达的150例(46.2%)，无明显汉语对译表达的175例(53.8%)，无明显汉语对译标记的情况占到半数以上。

二、有汉语对译标记的“-temorau”汉语翻译

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之上，为了更清楚地了解“-temorau”表达的汉语对译表达，本文对150例“-temorau”表达的汉语对译形式进行了统计，结果如图2所示。

按照使令性的强弱，汉语对译表达大致可以分为三类：(1)“请”系列(求、请求、求得、央求；托、拜托、叫、劳、委托、讨)；“让”系列(要、需要、使、叫、找)。(2)“希望”系列(但愿、指望)、争取。(3)被动系列(由、被、得、接受、受、承蒙、承)。

其中“请”系列表达中主语A对动作主体B具有较强的使令性，与“让”系列同属使令表达范畴，只不过“请”系列相对“让”系列礼貌程度更高，奥津·徐(1982)将其命名为谦让使令句(謙譲使役文)。而“由”等对译表达中主语A对动作主体B使令性趋近于无，特别是“由”“被”等为汉语被动表达。“希望”系列借用个人愿望的表达方式，使令性的有无根据“-temorau”前动词的不同，向强使令性或弱使令性方向移动。

“-temorau”表达中不同程度的使令性差异在汉语对译表达中有着明显的区别，但是恩惠性在汉语对译表达中体现并不充分。虽然“请”体现出一定的礼貌性，但是正如奥津·徐将其定义为谦让使令句，其中恩惠性并不明显。“请求(央求)”“求(求得)”“拜托”等通过加强礼貌性和愿望的迫切性体现出了A因B的动作获利的恩惠性感受，但整体使用频率不高。“得”“接受(受)”“承蒙(承)”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temorau”表达的恩惠性，但出现频率整体偏低。

日语“-temorau”表达中的恩惠性虽然根据不同语境有强有弱，但是无论恩惠的强弱，都将其统一在以得到恩惠、利益为基础语义的实意动词“temorau”衍生出“-temorau”表达体系之下。这正体现出日本人在把握事态时无论恩惠性的强弱，都习惯性将其归做恩惠、利益范畴这一认知模式。而汉语对译表达则将其对应为使令性表达、被动性表达等不同形式，体现受到恩惠、利益的汉语对译表达使用较少，体现出中国人在把握事态时除了非常明显的获取恩惠、利益的语境之外，并不将其看作恩惠范畴的认知模式。

三、无汉语对译的“-temorau”汉语翻译

“-temorau”表达的汉语翻译中，无明显汉语对译标记的共175例，其中12例“-temorau”的汉语翻译与原文相比结构调整较大或在翻译中无体现，无法进行比较。该情况不列入本文考察范围，故仅以163例“-temorau”表达的汉语翻译为例，对无汉语对译标记的“-temorau”表达汉语翻译模式以及其中体现的事态把握特征进行考察。

通过对无汉语对译标记的“-temorau”表达汉语翻译的统计与分析发现，“-temorau”表达与汉语翻译之间大体有以下几种模式：

A(ha)为句子主语，“ha”为日语助词不翻译，B(ni)为动词“morau”涉及的对象，“ni”为日语助词，根据情况译为“从”，或不译。

1.AhaBniVtemorau：B+V

例1：これから病院に行ってもらうわけだが?やはり何か持って行く方がいいかな。//你这就去医院一趟。还是要带点什么东西吧？

如例1所示，日语表达为“(私は)(あなたに)病院に行ってもらう”，汉语翻译为“你去医院”。在这种翻译模式中，“-temorau”表达以及行为主体A在汉语翻译中完全不体现，直接表现为“B+V”的翻译形式。例(1)的日语表达中，“说话者”用“-temorau”表达在“你去医院”这一事态与“说话者”自身之间建立了关联，“说话者”将自身置于事件的内部，以处于事件内部的“说话者”视点对关注点“你”的行为进行了描述。对于“说话者”来说，无论“你去医院”这一事件在事实与“说话者”有多大的利益关联，“说话者”都以形式上表达己方受益的“-temorau”形式在自己与“你去医院”这一事态之间建立关联，表达“说话者”对事件关注点“你去医院”的主观体验。而汉语表达中“说话者”只对关注点“你去医院”这一行为进行客观描述，虽然“你这就去医院一趟”的汉语表达中隐含祈使句的语气，但是在汉语表达中“说话者”完全置身于事件之外，以事件外的视点对事件的关注点“你去医院”进行客观的把握与描述，自己与该事件没有联系。

池上(2015)根据“观察主体(说话者)”与“被观察客体(事件)”的关系提出了“主客合一”(“说话者”置身于所关注的“事件”内部，作为该“事件”的当事人，体验性地、主观地进行识解。说话者的“视点”位于“事件”内部)与“主客对立”(“说话者”置身于所关注的“事件”外部，作为该“事件”的旁观者、观察者，客观地进行识解。说话者的“视点”位于“事件”外部)的不同识解类型。“AhaBniVtemorau：B+V”这种“-temorau”表达与汉语翻译的差异体现了识解方式中日语“主客合一”与汉语“主客对立”的相对性倾向。

2.Aha BniV1temorau：A+V2

例2：とにかく二人は、赤坂駅で切符を売ってもらうことにして、爪先さぐりで線路づたいに歩いて行った。//渡边和高丸两个人，决定到赤坂车站去买车票，于是，又沿着铁路，用脚尖试探着向车站走去。

例2中“二人は(駅の人に)切符を売ってもらう”的汉语翻译为“两个人买车票”，日语表达中的“卖(V1)”与汉语表达中的“买(V2)”是共同构成车票买卖这一事件的双方(“顾客”与“车站人员”)的各自行为。汉语的“买票”这一表达中买方(两个人)是行为链的发起方(起点)，卖方(车站人员)是行为链的承受方(终点)，而日语的“卖票”这一表达中买方(两个人)是行为链的承受方(终点)，卖方(车站人员)是行为链的发起方(起点)。日语中使用“売ってもらう”来描述“两个人”的行为，体现出“说话者”在把握事件时，将自己置身事件之中与“两个人”同一化，并以“两个人”作为车站人员“卖”这一行为链的承受方(终点)为视点来把握事件。而汉语表达中虽然“说话者”的视点位于事件之外，但是当以“两个人”为观察点时，使用“买车票”来描述“两个人”的行为，体现出“说话者”以“两个人”的“买”这一行为链的发起方(起点)为观察点来把握事件。

这种“AhaBniV1temorau：A+V2”的汉语翻译模式并不少见。在事件的把握上，日语倾向于以行为链的承受方(终点)为视点，汉语倾向于以行为链的发起方(起点)为观察点把握事件。

3.AhaBniV1temorau：A+V3

例3：弘前に友だちがいて、そこに二日ほど泊めてもらって?そのあと下北とか竜飛とかまわったの?(前有一位朋友，在她家住了两个晚上，然后去下北和龙飞兜了一圈。)

例3中“(私は)(友だちに)泊めてもらう”译为“(我)在她家住”，汉语中没有自动词和他动词的区别，如果将汉语翻译中的“住”还原为日语的话，对应的是日语表达中使用的他动词“泊める(留宿，V1)”相对应的自动词“泊まる(住宿，V3)”。“泊まる”这一行为除了“泊まる”的行为主体A外，必然还有提供住宿许可或住宿条件的另一方B，日语表达中“说话者”以事件内视角把握事件时，将周边人物的行为列入观察范围，关注周边人物的主体性意志、行为在该事件中的作用。例(3)中“说话者(我)”在把握事件，更多地关注了“朋友”的主体意志与行为在该事件中的作用，将其作为事件的一部分进行描述。“泊めてもらう”中的“泊める”体现了“说话者”对“朋友”的行为在该事件中作用的关注，同时用“-temorau”表达了“说话者”受益的主观感受，体现了“说话者(我)”对自己与周围人际环境关系的把握。汉语表达“(我)在她家住”中“说话者”以事件外的视点对事件内的观察点“我”的行为进行了客观描述，虽然“在她家住”涉及了周边人物“她”，但是对于“她”挽留“我”住宿或许可“我”留宿的主观意愿、行为在该事件中的作用不予关注，同时对于“说话者(我)”的行为与周边人物“她”之间的联系与影响也不做过多关注。

由此可见，日语在把握事件时更多地关注周边人物在该事件中的作用与影响，关注周边人物与“说话者”(或说话者置身于之中时选择的视点人物)之间的关联(かかわり)，而汉语在把握事件时更趋向于客观地对被锁定为观察点的人物行为进行描述，而对观察点以外人物的主观意志、行为以及与观察点人物之间的关联关注较少。

4.AhaBniVtemorau：A+V

例4：病院に行き、レントゲンを撮ってもらったが、案の定、骨が肉を突き破ろうとしているという。//父母陪我去了医院，拍了X光片，结果发现是臂骨刺破了断面的肌肉。

例4中“レントゲンを撮る”在日语中既可以用来描述患者的行为也可以用来描述医生的行为，但是日语使用“レントゲンを撮ってもらった”的表达形式体现出的是“说话者(我)”以事件内视点观察事件时，将“レントゲンを撮る”这一行为涉及的患者与医生双方都纳入了观察范围，对该事件是如何发生的整个过程进行观察。并用“レントゲンを撮ってもらった”这一“说话者(我)”受益的表达形式在患者与医生共同完成“レントゲンを撮る”这一行为的客观描述之外，在患者与医生之间建立了恩惠的施与受的主观情感关联。而汉语中的“拍X光片”同样既可以用来描述患者的行为也可以用来描述医生的行为，但是“(我)拍了X光片”这一汉语翻译中“说话者(我)”以事件外的视点把握事件，只对观察点“我”“拍X光片”这一事件的结果进行客观的把握与描述，对于该事件涉及哪些其他人物，如何发生的具体过程不予关注，同时也不涉及“说话者(我)”对该事件客观描述以外的任何主观性、情感性感受。

由此可见，“AhaBniVtemorau：A+V”这一类型的“-temorau”表达与汉语翻译的差异体现出日语在把握事件时更多的关注该事件的过程，同时在整个事件中关注“说话者”与事件中涉及人物的主观性情感关联(恩惠的施与受)。而汉语在把握事件时更多的关注该事件的结果，对于事件中具体涉及哪些人物的哪些行为关注较少，同时对于事件的把握偏重于客观描述，对于“说话者”与事件中涉及人物的主观性情感关联(恩惠的施与受)关注较少。

5.AhaBniV sasetemorau：A+V

例5：杏子は駅の近くの飲食店をみつけると?そこへはいって行って休ませてもらった?四十格好のお内儀さんがお茶を出してくれた。//杏子发现站前附近有一家饮食店，便进去准备休息一下。一位四十光景的老板娘出来斟茶。

“AhaBniV sasetemorau”直接翻译为“A+V”这一翻译类型在“Vsaserareu”的汉语翻译中占有极高的比例，本研究中共收集该类型表达31例，汉语翻译中有20例都采用了“A+V”的翻译方式。

“Vsasetemorau”是使令型“-seru/saseru”表达与授受表达“-temorau”相结合而形成的表达方式，“AhaBniV sasetemorau”中A既是“-temorau”的主体，也是V的主体，正如例5所示，日语“(杏子は)(お内儀さんに)(飲食店で)休ませてもらった”的汉语翻译为“杏子休息”，使令型表达与“-temorau”表达在翻译中均毫无体现。杏子与老板娘之间是顾客付钱消费与老板提供消费的商业关系，没有“-temorau”表达所体现的恩惠授受关系也没有杏子对老板娘行为的使令性关系。同时该事件中使令型表达所体现的老板娘对杏子行为的使令性作用或者许可性作用也几乎不存在。使用“Vsasetemorau”表达本身就是体现出“说话者”在把握“A+V”这一事件时，并不将该事件看作主体A单独完成的行为，而是将行为主体A与该行为涉及的其他对象B共同列入观察范围，并用“-temorau”这种恩惠授受的表达形式在A与事件周边人物B之间建立联系，表达A对周边人际关系的顾及。而汉语翻译中“杏子休息”体现出“说话者”在把握事件时只对主体A及其行为V进行客观把握，与“休息”这一行为无密切关系的其他周边人物均不在事件把握的范围之内。

本文基于“中日对译语料库”对15部日本小说中的“-temorau”表达的汉语翻译类型进行了统计与分析，并基于认知语言学观点对“-temorau”表达与汉语翻译中所体现的中日事件把握的异同进行了考察。

“-temorau”表达与汉语翻译中体现了日语与汉语在事件把握方面存在以下几方面差异：

(1)如例1所述，日语偏向“主客合一”的识解方式，无论是第一人称叙述还是第三人称叙述，“说话者”置身于所关注的“事件”内部，作为该“事件”的当事人，用“-temorau”这一表达己方获益的形式，体验性地、主观地进行识解。汉语偏向“主客对立”的识解方式，“说话者”置身于所关注的“事件”外部，作为该“事件”的旁观者、观察者，客观地进行识解。

(2)如例2所述，日语倾向于以行为链的承受方(终点)为视点把握事件，汉语倾向于以行为链的发起方(起点)为观察点把握事件。日语以行为链的承受方(终点)为视点把握事件的特点不仅体现在“-temorau”表达的使用中，在被动表达的使用中也有较明显的体现。

(3)如例3、例4所述，把握事件时日语倾向于关注事件的过程，观察该事件涉及的人物在该事件中所起的作用与相互关系，汉语倾向于关注事件的结果，而对于该事件涉及的人物在该事件中所起的作用与相互关系关注度较低。

(4)日语注重在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中把握事件，用“-temorau”形式将“说话者”(或“说话者”寄身的视点人物)与事件中涉及的人关联起来，而且无论“说话者”(或“说话者”寄身的视点人物)是否受益，均使用“-temorau”来表达“说话者”受益的主观感受，促使事件中涉及的人接受这种关联。这一点在上述内容中都有体现。而汉语则表现出“说话者”聚焦观察点人物的行为把握事件，对事件涉及的其他人物关注度较低的倾向。不过，汉语中“说话者”对于客观上明显具有己方受益的事件也会用受益性表达进行客观陈述，如“-temorau”的汉语对译“请求(央求)”“求(求得)”“拜托”“得”“接受(受)”“承蒙(承)”等，但就整体而言，对于客观上受益性较弱的事件，大多不作为受益性事件来把握。

语言是“说话者”的语言表达对“事件”的“识解”进行语言编码的过程，通过对“-temorau”表达与汉语翻译的整理与分析，了解其中体现的中日识解方式的相对性特征，对于提高“-temorau”的习得水平，最大限度地实现语言表达字面意思之外的深层含义的解读与传递，完成有效的交际活动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