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青年进城的奋斗困境与时代之思

郭颖

摘  要：底层青年进城奋斗题材随着时代的发展愈演愈新，在反复书写中呈现出不同的文学面貌。本文选取了《人生》、《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和《世间已无陈金芳》这三部作品进行论述，纵观这三部作品在城乡关系、个人奋斗历程、社会心理、悲剧原因反思等方面的不同表达，梳理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这一题材的叙述变迁，以及背后所折射出的中国社会发展变迁的历程，对底层青年进城的奋斗困境提出更深入的思考。

关键词：底层青年;城乡关系;社会心理;奋斗困境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23-0-03

底层青年进城奋斗一直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叙事题材。尤其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社会结构的改变，文坛涌现出了大量反映底层青年进城奋斗的文学作品。底层青年进城奋斗这一文学类型，在不断书写中呈现出了不同的发展形态。路遥的《人生》（《收获》1982年第3期）、方方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十月》2013年第2期）和石一枫的《世间已无陈金芳》（《十月》2014年第2期）是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路遥笔下的高加林、方方笔下的涂自强和石一枫笔下的陈金芳都出身于贫穷的农村家庭，处于社会底层，都寄希望于个人奋斗来融入城市，改变自己的命运，但最终都以失败的结局而告终。《人生》与后两部作品相隔三十余年，处于不同的时代场域，在处理相同题材时，它展现出了不同的时代特征和个体奋斗历程。即便是《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和《世间已无陈金芳》这两部发表时间仅相隔一年的作品，对社会风貌的反映以及对底层青年的奋斗困境的思考也有较大的差异。本文将这三部作品进行比较，探讨它们在叙述底层青年进城奋斗时的变迁，个人奋斗困境的不同，以及背后所折射出的中国城乡关系的变动和社会心理的差异，反思造成底层青年奋斗悲剧的原因。

一

如何叙述城市、乡村两个空间以及城乡之间的关系，是底层青年进城奋斗题材需要处理的重大命题。通过比较《人生》、《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和《世间已无陈金芳》，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随着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发展，城乡贫富差距逐渐拉大，乡村地位和主体性日益丧失，城市对底层青年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召唤力量。三部作品中的主人公与乡土、原生家庭的关系也经历了从和谐到矛盾再到割裂的过程。

《人生》中的高加林处于八十年代初，此时的中国社会刚刚实行改革开放，处于变革转型的初期阶段，城与乡都在积极地谋求自身的发展。城市先进的生活虽然对农村造成了冲击，但两者的差距还没有过分拉大，底层青年可以通过高考、当兵等途径进入城市，改变自己的命运。而且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启动了农村改革，力图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当时的农村还处在比较重要的位置。虽然当时整个社会都怀有城市化的追求，和对美好物质、精神文明的向往，但是人们仍然对乡土充满着难以割舍的温情和眷恋，尤其是对土地非常地尊崇和热爱。健康自然的土地孕育出青年们的倔强、朴素、踏实、勤劳等美好品质，更以它如母亲般的慈爱和包容成为了青年们成长道路上巨大的支撑和依托，“大地的胸怀是无比宽阔的，它能容纳了人世间的所有的痛苦”[1]。高加林在失去民办教师职业的时候，他从父母处寻求安慰，在农村姑娘刘巧珍那里得到爱情的滋润。之后高加林为了自己虚荣的城市梦想而抛弃了原则，叛离了乡土对他的淳朴的教诲，但进城的愿望还是化为了泡影，不得已重新回到了农村，乡亲们还是善良地接纳了他，并且真诚地劝慰和帮助他。小说结尾高加林两只手抓着黄土，回归农村生活，脚踏实地进行奋斗，也体现了八十年代底层青年与乡土、原生家庭之间相对和谐的关系。

而在《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和《世间已无陈金芳》中，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三十多年，改革重心逐渐从农村向城市转移，城市高度现代化，把乡村远远甩在了后面，城乡差距日益拉大，社会阶层也趋于固化。在这两部作品的文学表达中，农村已经成为了落后衰败的存在，城市则是现代和文明的象征。虽然在城市奋斗需要面对贫富悬殊带来的社会不公平现象，以及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但是城市仍以其巨大的优越性吸引着底层青年。涂自强和陈金芳在城市打拼得再艰辛，也选择在城市一次次的从头来过，而不愿意回到贫穷的农村便说明了这一点。《涂自强的个人悲伤》直接描写了农村生活的无聊，“家里没有网络没有电视也没有书。除了母亲，甚至也没有其他亲人。每一天的生活都与头天相同。过百年也只一日”[2]，这样的农村令人深感厌倦，已经无法再拴住青年的身心。老家和父母对于涂自强而言成为了矛盾性的存在，一方面，老家是他从小生长的地方，是他人生的起点，父母给予了他无限的安全感和温暖;另一方面，老家保守传统的观念造成了涂自强逆来顺受的性格弱点，它的落后和单一也局限了涂自强的日后发展。涂自强与他的城市同学之间，不仅仅是家庭背景和经济状况的差距，还有眼界和能力的高低之分。父母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了涂自强奋斗路上的负担，父亲的突然去世迫使涂自强放弃了考研，而照料母亲使得涂自强几近累垮，负重前行让涂自强的个人奋斗之路更加艰难。《世间已无陈金芳》则几乎没有关于农村的任何描写，乡村叙述空间近乎消失，我们只能从陈金芳一家宁愿在城市没有尊严地活着，以及陈金芳吞了称砣铁了心要留在北京等方面，看出她的老家是如何的破烂不堪。可以看出到了《世间已无陈金芳》这里，城市以它的高度发达遮蔽了农村的渺小卑微，乡村已经失去了话语权利。陈金芳与城乡的关系也呈现出她更加积极地融入城市，与乡村和原生家庭割裂的姿态。陈金芳换了名字，与姐姐姐夫闹翻，她对乡土基本上没有多少感情，乡亲也不过是她为了获取资金而利用的对象。陈金芳决绝地与过去告别，以一种看似新生的方式试图融入繁华的北京，改变自己的命运，但早年贫穷落魄的经历所造成的虚荣的性格却深刻地留在了她的骨血里。

二

高加林、涂自强和陈金芳都怀揣着希望进入城市打拼，但都以失败告终，进城奋斗经历如一个短暂的梦境。从《人生》、《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到《世间已无陈金芳》，社会经济在不断发展，劳动逐渐丧失神圣地位，物質日益对人产生了统治力量，社会风气也由原来健康朴素的伦理观念转换为追逐名利的浮躁心理。时代特征和社会心理的变迁也造成了三位主人公不同的人物性格，以及不同的奋斗历程。

《人生》中的高加林出生在一个理想主义与浪漫情怀高扬的时代，社会氛围呈现出昂扬向上的状态。对于高加林来说，进城奋斗是出于对远大理想和志向的追求，在城市立足，获得体面、尊严与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是对等的。当时不公平的社会现象已经存在，村长高明楼依靠自己的权力剥夺了高加林民办教师的身份。高加林没有屈服于强加给自己的命运，他怀着强烈的进取精神和“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理想信念，反抗不合理的社会，冲破只能成为农民的人生困境。而且当时的社会观念还比较朴素，尽管已经有了一些官本位思想和投机意识萌芽，但是整个社会还是信奉实现个人奋斗的途径应该是正当劳动，劳动面前人人平等，人应该靠自己的本事获得幸福。劳动在八十年代是十分神圣且具有力量的，劳动与个体尊严相连，人们相信通过劳动可以改造自己或者改造世界。高加林在遭遇了人生的重大打击之后一直待在家中，便受到了村里人的非议，“庄稼人嘛，不出山劳动，那是叫任何人都瞧不起的”[3]。高加林在进入城市成为通讯干事后，仍然没有放弃个人奋斗，靠着自己的勤勉与认真写出了优秀的采访稿件，获得了众人的称赞。而像高三星、张克南这样靠着家庭背景获得职务的年輕人，若是没有能力，不踏实劳动，也是会被看不起的。

到了《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中，城市在经济高度发展的同时，也滋生了很多社会心理方面的弊端。理想、斗志等一些美好品质已经失落了，以权谋私、走后门等不正之风已经较为普遍，普通百姓对这类不公平现象只能选择无奈地接受。劳动的神圣感消失，涂自强通过劳动所获得的微薄收入，与那些家庭背景良好的同学坐享其成相比简直是杯水车薪，劳动没能改善涂自强捉襟见肘的穷困生活，而涂自强背负着生活的重担疲于奔命式的劳动方式也不再能给他带来尊严和满足感，劳动的价值大打折扣。在这种情况下，底层青年想要靠自己的双手在城市打拼，获得体面的生活越来越难。于是，一些相貌占优势的底层青年选择用爱情和婚姻来缩减自己的奋斗时间，马同学和中文系女生都是如此，他们靠走捷径来追赶贫富差距。但是涂自强没有选择投机，他还是秉持着传统伦理观念，温顺老实，对于摆在那里的不公平的命运，他从未有过抱怨何不满，总是心态平和地接受生活的一切打击。他怀着乐观的情绪憧憬着美好的未来，相信自己的努力和付出总有一天能熬出头。但是命运并没有给他存活的转机，抑或在这样一个价值失衡的时代，他所相信的传统伦理观念已经举步维艰。

《世间已无陈金芳》所书写的已经是一个全然物化的社会。在社会的生产劳动中，资本的占有和掠夺成为了整个过程的最终目的，拜金主义观念渗透到了社会结构和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劳动者自身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则被掩埋了，人们用金钱来衡量自身的价值和尊严，也用同样的标准来衡量其他人和社会关系，整个社会的文化心理呈现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状态，精神价值、道德品质进一步沦丧。这本书中的各色人物沉醉于北京的繁华热闹，把赚钱视为最高原则，人可以牺牲身体、尊严来换取金钱，甚至可以罔顾道德和法律的底线。陈金芳被这样的时代风潮所裹挟，成为了追名逐利的人群中的一员，她靠身体资本来换取做生意的本钱，将自己打造成一个善于社交、光鲜亮丽的艺术投资家，步步沦陷，最后被卷入了投机生意和非法集资的漩涡。陈金芳也曾有过对有价值、有尊严的生活的想象，她对于音乐的向往其实是追求美好生活的隐喻，只是她将未来和希望寄托在物质之上，以为当她拥有了金钱之后便可以拥有价值和尊严，在这种错误的认知下，“我只是想活得有点人样”[4]也只能是渺茫而难以实现。

三

《人生》、《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和《世间已无陈金芳》都是通过展现底层青年进城奋斗失败的经历，提出自己对于失败原因的理解，反思不利于青年成长发展的社会问题。这三部作品由于所处时代和作者个人理解的差异，而呈现出了不同的思考。

在《人生》中，路遥显然认为高加林进城失败是由社会和个人两方面的因素造成的。在高加林得知自己被退回农村大队之后，路遥以作家的声音介入到了作品中，发表了一段议论，他认为生活充满了复杂的矛盾，走好人生的道路关键在于选择，青年应该正确对待理想和现实，不要盲目追求，也不要靠投机取巧实现愿望;社会也应该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完善现有的体制和环境，引导青年做出正确的选择。高加林回到农村并不是高加林人生的结局，在党的政策的指引下，生活会越来越好，高加林只要脚踏实地进行奋斗，仍然会有光明的前程。由此，路遥以小说这种虚构艺术实现了一种诗性正义，为底层青年的发展提供出路和解决方案。从这部小说中可以看出，八十年代的人们普遍信任国家、社会的力量。高加林与黄亚萍之间通过谈论政治和文学来获得共鸣，从而产生爱情;黄亚萍的父亲教育女儿时也用政治话语。那个时代的人们主动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相连，将个人奋斗融入建设美好国家的蓝图之中。并且，他们相信社会整体的发展趋势是向上的，未来是光明的，一切会越来越好。

但是在《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和《世间已无陈金芳》中，光明的前景已经消失了，结尾灰暗而悲凉。作者不再试图以诗性正义来匡正非正义的现实生活，也不再提供苦难的解决方案。《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中，涂自强从始至终没有抱怨过社会的不公正，他始终以乐观的心态面的人生，比任何人都踏实、认真、努力，他何错之有呢？但是方方却选择让涂自强没有一丝希望地走向死亡的结局。在这样简单化的人物性格设置和情节安排背后，方方显然把造成这个悲剧的谴责都落在了社会和时代身上。方方想要表现这个时代下青年人的普遍遭遇，揭示社会现有的不利于青年发展的种种弊端，于是她把城乡差距、教育、就业、养老等社会问题综合起来全部放在涂自强一个人身上。方方为读者呈现了令人失望和感到无力的社会现状，在这些难以解决的问题的压迫下，涂自强无处可逃，死亡成为了一种必然的结局。但底层青年的奋斗困境是否全然是社会造成，而不关乎个人的选择呢？这种为悲剧而悲剧的写法反而遮蔽了对于这一问题的真正思考。

《世间已无陈金芳》也认同悲剧的原因是个人和社会共同造成的，并且个人选择和社会问题之间是同质同构的。陈金芳出于自身爱慕虚荣、向往物质的性格而选择触碰了道德和法律的底线，而这种选择其实也是她被整个社会拜金主义的氛围所影响而做出的必然结果。《世间已无陈金芳》中所描述的时代特征和社会心理或许更为贴近我们当下的社会。石一枫直面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里青年所遭遇的两种精神困境，一种是陈金芳那样，具有强烈的野心和旺盛的精力，将实现自我尊严与追求物质生活对等起来，试图通过投机手段来获取利益，跻身社会上层。但是这种弱肉强食的社会环境和残酷的社会秩序，更适合本来已经占有了良好社会资源的人，像陈金芳这样一无所有、赤手空拳的人，想要通过一次冒险的赌局改变命运只能是归于虚妄。另一种是“我”那样，“我”无法实现小提琴手的梦想，实现自我价值无望，也深谙当下欲望社会的规则和秩序，无意参与进去，于是产生了虚无主义的倾向，放弃了反抗命运，采取了一种消极的、中立的姿态存在于都市生活。“我”和陈金芳都是在巨大的资本世界的笼罩下无力抗争，最后奋斗失败的青年。“我”尚且衣食无忧，可以立足于世，但陈金芳是生是死呢？出狱之后又何去何从？她无法回到被她利用欺骗的乡村，也不足以在残酷的城市生存，这是小说结尾留给读者的时代之问。

綜上所述，从《人生》、《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到《世间已无陈金芳》，中间经历了三十年的时间跨度，底层青年进城的奋斗困境并没有得到合理的解决，反而随着时代的发展衍生出了更多的症结，呈现出了愈加复杂的面貌。这不仅是这些底层青年的个人悲伤，也是时代的普遍难题。如何解决城乡贫富差距、社会资源分配不公平、社会心理物化等诸多问题，如何创造一个可以满足个体尊严的良性社会，如何培养青年的精神品质，引导他们用正当的手段来获取成功，这些都是底层青年的奋斗困境留给我们深思的命题。

注释：

[1]路遥：《人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第151页。

[2]方方：《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第87页。

[3]路遥：《人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第9页。

[4]石一枫：《世间已无陈金芳》，《小说月报2014年活力作家精品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5年，第87页。

参考文献：

[1]路遥.人生[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2]方方.涂自强的个人悲伤[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

[3]石一枫.世间已无陈金芳[M].//小说月报编辑部.小说月报2014年活力作家精品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5.

[4]沈杏培.从“边缘人”到“新穷人”：近年小说中进城青年的身份与危机[J].扬子江评论，2018（05）：73-79.

[5]廖斌.论方方《涂自强的个人悲伤》的社会意义[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4（03）：71-76.

[6]孟繁华.当下中国文学的一个新方向——从石一枫的小说创作看当下文学的新变[J].文学评论，2017（04）：174-186.

[7]刘好梅，张翠华.奋斗相同 境遇不同——高加林、涂自强比较[J].当代作家评论，2014（06）：165-168.

[8]王鹏程.从“城乡中国”到“城镇中国”——新世纪城乡书写的叙事伦理与美学经验[J].文学评论，2018（05）：212-221.

[9]盛翠菊.新时期以来“城乡关系”变迁的一种文学表征——《人生》《雨把烟打湿了》《涂自强的个人悲伤》的并置阅读[J].文艺理论与批评，2016（03）：112-117.

[10]杨炀.走不出的命运怪圈——论《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与《世间已无陈金芳》[J].常州工学院学报（社科版），2018，36（05）：47-50+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