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爱玲小说中都市女性独立意识的书写

苗澍萌

摘  要：张爱玲的众多小说作品中，不仅描绘了香港、上海等大都市车水马龙的景象，繁华的表面背后也揭示了其人生经历和所处的时代背景，更控诉了男权社会的黑暗和不公，以此来强烈表达女性的独立意识与诉求。本文以张爱玲部分小说作品中的三位女性为代表，意在剖析其小说作品中有关女性独立意识的书写。

关键词：张爱玲;女性独立;女性意识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23-0-01

20世纪40年代的旧上海，整个社会依然充斥着浓重的男权色彩，女性极力被灌输“为人妻”、“为人母”等观念，以适应父权制家庭稳定和维护父权、夫权的需要。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女性在男权高于一切的社会中，要谨小慎微，屈服于男性的统治，从而逐渐成为了男性的附属品。然而在这个男权主义盛行的旧社会、旧时代中，一些被灌输传统封建思想却又接受了知识教育的女性开始渐渐意识到女性独立的重要性。

一、葛薇龙——尖锐矛盾冲突的典型代表

在张爱玲笔下的众多女性形象中，《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女主人公葛薇龙可以算是尖锐矛盾冲突的典型代表。她本是一个纯洁而富有个性的女学生，由上海转至香港求学，迫于经济压力，不得已求助于家境富有而生活腐败的姑母，姑母为了“用这女孩吸引男人”从而收留葛薇龙。葛薇龙最初对奢华的贪恋、对华丽服饰的喜爱，促使她留在香港，在姑妈的一手调教下，成为“交际名媛”;虽然她对自己今后在梁家所扮演的角色心知肚明，但强烈的虚荣心和物质欲，战胜了她薄弱的意志力。受过教育的葛薇龙，面对司徒协的物质馈赠，以及乔琪乔忽远忽近、忽冷忽热的爱情，内心难免经历挣扎和斗争。小说中两次提到葛薇龙想离开香港，回到父母身边做一个穷学生，一面想摆脱这种糜烂、奢侈、腐败的生活，一面又无法割舍铺张浪费的生活所带来的奢华享受，她在香港和上海两地徘徊着、彷徨着，在尖锐对立的矛盾冲突中难以抉择，最终经过反复的犹豫和内心强烈的挣扎，她还是放弃了上海，选择留在了香港，继续从事她“交际名媛”的职业。小说的最后虽没有明确写出，但她的结局早已注定——被乔琪乔当作赚钱的工具，多年后待她人老珠黄，迟早是被遗弃的下场。葛薇龙的悲剧意在指出，女性若不能实现经济独立和自由，而只是一味依靠他人，最终只能以悲剧收场。

二、白流苏——困境中的抗争与博弈

《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是柔弱与强悍的结合体，与当时多数女性一样，白流苏是一个守旧但具有知识的女性。她出身大家，顺从母亲接受了家里所谓“门当户对”的思想，成就了她的第一段婚姻。然而婚后受尽夫家的毒打和欺凌，可见旧式婚姻豪无爱情可言，它只是女性对男性在经济上的依附。白流苏从软弱的一面勇敢地站起来，为自己做主，毅然决然选择离婚。尽管在走出丈夫家门的过程中夹杂着太多痛苦和无奈，可是她仍要坚持，这一过程表明流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恪守“三从四德”、凡事逆来顺受的懦弱女子，她已经懂得保护自己的人格和权利。流苏离婚后只得回到娘家，被兄嫂骗去了财产，失去了经济的保障，无一寸立足之地。这时候范柳原的出现，给了她一次下赌注的机会，流苏的再嫁其实是一场博弈，毫无疑问，香港的沦陷助白流苏一臂之力，让两颗自私的心走到了一起。白流苏是一个敢于用青春去赌博并获胜的女人。在张爱玲笔下，爱情就是女性求得经济保障的一种手段，一种女性对男性依附的关系，白流苏虽守旧，却敢于离婚、敢于出走、敢于用自己的青春去博弈一場可能得不到的幸福，可见旧式以经济为基础的婚姻是没有爱情可言的，女性只有在经济和思想上独立，才能自主地去追求爱情、寻找幸福。

三、顾曼桢——坚贞不屈的自由之花

《半生缘》对顾曼桢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表明女性作为“人”的主体意识已经觉醒。在男权社会和金钱社会的双重压迫下，顾曼桢始终保持着自尊、自强的人格，以及独立自由的爱情观。面对经济压力，她选择靠自己的劳动改变现状，本着经济独立的原则，她规划自己的人生道路，先立业后成家，在姐姐曼璐结婚后，她劝母亲不要姐姐的钱，并主动承担起家庭的重担，希望以此摆脱对祝鸿才的依附;她也劝沈世钧放弃家业，坚守理想，闯出一番事业之后再结婚，即使她在被曼璐和祝鸿才囚禁期间也没有心灰意冷，始终想逃出囚笼。在她逃出祝家之后，得到的却是沈世钧即将结婚的喜讯。几年后，在许叔惠的安排下，曼桢与世均见面了，“世均，我们回不去了。”曼桢提出诀别，是因为她追求独立自由的爱情和婚姻，她不愿插足别人的婚姻，影响别人的生活，她的心在听到沈世钧结婚时的那一刻就已经死了，即使曼桢还有机会与世均在一起，她也决不会那么做，因为她独立自由、自立自强的人格追求不允许她破坏别人家庭，也不允许她屈服于男权社会做沈世钧的小三，所以曼桢选择亲手结束这段感情。她历经了生活的艰难，遭遇了情感的磨难，但仍没有低头和屈服，由此突出了顾曼桢坚强和倔强的一面人格，同时“以小见大”地表达了女性渴望独立、追求解放和自由的主体意识。

综上所述，张爱玲小说中对三位女性形象的塑造，不仅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时代大背景，控诉了男权社会的黑暗与对女性的压制，更是突出强调了女性独立自由的重要性，张爱玲关于女性的独立自由观，对当今时代女性的成长与发展，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