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代韵文作品探究士人的隐逸传统

向阳

摘  要：隐逸观念是中国古代士人的文化品格，影响了士人群体的人生追求与艺术风格。历代韵文作品富于文学性的同时，也是士人心迹的表露，从中可以看到士人们对隐逸生活的向往以及各式的隐逸实践。

关键词：士;隐逸;诗词;韵文

[中图分类号]：I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23-0-02

中国古代士人大多心怀着儒教“兼济天下”的治世理想，而当他们对时代与世界感到失望时，他们便选择“独善其身”，或避世而成为岩穴之士，或不理政务游乐林泉，或寄心佛道超尘脱俗。“无道则隐”可以说是士人们隐逸的标准与条件，而“清静无为”则为士人们描绘出隐逸生活的理想图景。基于隐逸的地点以及出世的程度，可将隐逸行为划分为“山林之隐”、“朝市之隐”与“佛道之隐”。隐逸行为是士人们避世、抗世的实践，他们通过追寻隐逸之乐而抚慰平生怅然，是不与世同的清高气节的表达;同时隐逸思想也饱含了审美意趣，从而内化为人格理想与艺术风格，在中国古代的韵文作品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一、山林之隐

孙立群教授对《晋书·隐逸传》进行了研究，他认为其中所载的大部分隐士都是“入深山、依岩穴，作为自己的隐居之地”[1]377。隐逸入山林的传统可谓自古有之，许由洗耳而隐居箕山，伯夷叔齐不食周粟而隐居首阳，山林之隐乃是隐逸传统中最具有代表性亦是最富理想性的一种类型。

《诗经·卫风·考槃》是现流传于世的较早书写山林之隐的作品。“考槃在涧，硕人之宽。独寐寤言，永矢弗谖。考槃在阿，硕人之薖。独寐寤歌，永矢弗过。考槃在陆，硕人之轴。独寐寤宿，永矢弗告”。朱熹认为这首诗乃赞美“贤者隐处涧谷之间”[2]，后世学者亦多持此论。这首诗通过反复吟咏隐士在山间、山坡与高原筑屋独居，表达了对于隐士高尚情操的向往。礼崩乐坏自春秋始，对山林之隐的向往背后，或也隐含了对卫国君王的不满以及避乱保身的考量。

“安全来自彻底的无用，因为只有当一个东西完全无用时，才不会成为人类欲望的目标。”[3]两汉之际官场腐败，仕宦之途危机四伏，社会动荡不安，一些士人为全性保身而走入山林之间，远离朝政纷争躲避征召。名士梁鸿作《五噫之歌》，「陟彼北芒兮，噫！顾览帝京兮，噫！宫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劳兮，噫！辽辽未央兮，噫！」，描写了宫殿的崔巍与官员的劳碌，表达了对仕宦生活的倦意与对隐居山间的向往，不久便携妻隐于齐鲁之间。

隐逸作为美学思想与人生实践，至魏晋乃大盛。由于汉朝末年以来的持续动乱，以及瘟疫所造成的大量死亡，忧生畏死占据了士人们的内心，从而促使了生命意识与自我意识的觉醒，士人们坐卧谈玄，隐居山林，意图在短暂的生命与不安的现实中寻求内心的安定，遂有竹林七贤与陶谢等人为代表的隐逸诗横空出世。陶渊明在《饮酒·其七》中写道：“一觞虽独进，杯尽壶自倾。日入群动息，归鸟趋林鸣。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藉由这首诗，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山林独居的自得于己，也足见他不与世同流的傲然胸襟。饮酒是陶渊明隐逸诗的主题之一，影响了其后历代诗人的书写，饮酒在诗中是隐逸之乐的体现，同时更是士人们忘怀忧愁的寄托，是他们天真坦率之本性的流露。

二、朝市之隐

山林之隐固然是士人们心中最为理想化的追求，然而部分士人由于仍旧挂心朝政百姓与济世抱負，或又为官位家业所累，不能效仿前人彻底遁入山林，便只得于闲暇时游览山林，隐于庙堂隐于市井，在世俗中体味孤独却自由的隐逸之乐，这边是“朝市之隐”。

最早公开提出“朝隐”观念的是西汉的东方朔，《史记·东方朔传》有载，朔曰：“如朔等，所谓避世于朝廷间也，古之人，乃避世于深山中。”汉赋大家扬雄则明确提出这一词语，他在《法言·渊骞》中写道，“或问柳下惠非朝隐欤？”汉代张衡因直言进谏而遭奸臣毁谤，却又无法违抗朝廷命令辞官而去，遂作《思玄赋》寄托其逍遥淡泊的隐居之意。“愿得远度以自娱，上下无常穷六区。超逾腾跃绝世俗，飘飖神举逞所欲”，此四句乃是张衡彼时渴求脱离世俗的真实写照。

孙立群认为，“魏晋士人社会参与意识越来越淡薄，不仅隐逸者居多，居官者也多不理政事，以朝隐为高尚。”[1]368“竹林七贤”与“正始之音”的代表人物阮籍，处在曹魏与司马氏两股力量之间，稍有行差踏错便可能招致大祸，故而他僭越礼俗，在其位而不谋其事，在酒醉痴狂与山林纵乐中以全性命与名节。阮籍的诗歌作品中多有对自己朝隐行为的描绘与抒发，如《咏怀·其三》所写“驱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凝霜被野草，岁暮亦云已”，写的是他驱马上西山，远眺岁暮之景，发出苟存乱世的无奈之叹。我们从中得以了解，阮籍身在朝廷的不得已而为之的苦衷，朝隐于他而言，乃是自我意志的表达和不屈于世的坚守。晋代诗人王康琚作《反招隐诗》，“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伯夷窜首阳，老聃伏柱史。”此诗认为，山林之隐乃是小隐，且似伯夷这般的苦行乃是自苦，而朝市之隐才是大隐，身在朝廷而过着隐士的生活，才是更佳的选择。王康琚此诗将朝隐与市隐并提，标志着朝市之隐的观念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确立。

唐代白居易作《中隐》一诗，表达了与王康琚类似的观点，“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君若好登临，城南有秋山。君若爱游荡，城东有春园。君若欲一醉，时出赴宾筵”。白居易在此诗中描绘了他心目中最为理想的隐逸，乃是保留官职，岁有供奉，却又不甚劳心费神，可于闲暇时享受山林之乐。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则堪称是理想的朝市之隐的体现，“宴酣之乐，非丝非竹，射者中，弈者胜，觥筹交错，起坐而喧哗者，众宾欢也。苍颜白发，颓然乎其间者，太守醉也”，短短几句描绘了山水之间的宴饮之乐，“太守醉也”更是抒发了身为地方官员与民同乐的自得之意，虽不曾真正遁世却深得隐逸的志趣。

北宋豪放词人苏轼一生宦海浮沉，也多作朝隐之词，或言贬谪的苦中作乐，或言闲游的山林野趣。如《定风波》所写：“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这首词作于苏轼被贬黄州的第三年春天，以自然的风雨比喻诡谲的政治风雨，他在山林间浑不在意潇洒徐行的态度也是对宦海沉浮的豁达淡然。竹杖芒鞋与蓑衣同是典型的山林隐士的装扮，用在这阙词中寄寓了苏轼超然物外的朝隐情怀。

贯穿元代的民族歧视政策以及对科举取士的轻视，使得大量汉族士人的仕宦之路颇多蹉跎，隐逸情调几乎成为元代士人的集体情绪。然而真正走向山林田园的毕竟是少数，大多数士人仍旧选择隐于朝市之间。卢挚官至翰林学士，作有《双调·沉醉东风·闲居》：“学邵平坡前种瓜，学渊明篱下栽花”，借邵平与陶渊明的典故抒发自己的归隐之志。关汉卿一生未曾入仕，于市井勾栏中专事戏曲创作，他在《双调·乔牌儿·无题》也中表露了对陶渊明的追慕，“这两个谁人似得：松菊晋陶潜，江湖越范蠡”，在卑琐的市井中怀想隐士的放达。

三、佛道之隐

前述“山林之隐”与“朝市之隐”乃就隐逸的地点以及出世程度而言，若将目光从士人们生活的物质世界转向他们的心灵世界，便不难发现佛道思想影响之下，士人们的隐逸往往和宗教生活相联系，是为“佛道之隐”。佛教指引人们关注来世，一切生命都逃不过“成、住、坏、空”的循环往复，启发士人们放下对功名利禄的执着;道教则倡导清静无为，修炼养生之道缓解了士人们对于人生短暂的焦虑。佛道二教的流布，为士人们的精神世界打开了另一扇窗户，直接促使了部分士人转向宗教隐逸的实践，而对于没有完全出世的士人们而言，宗教隐逸几乎成为了一种念兹在兹的情结，以至于无论是“山林之隐”或“朝市之隐”，都可看到“佛道之隐”的影响。

汤一介先生认为，“每当对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发生信仰危机的时候，也往往是宗教意识易于滋生和广泛发生影响的时候”[4]。魏晋时期谈玄盛行，服药养生蔚然成风，道教所勾勒的逍遥神仙的图景为士人们在诡谲的政治风波中提供了精神的寄托，此时期的隐逸诗中带有较为浓厚的道教色彩。如曹植所作《游仙诗》：“人生不满百，戚戚少欢娱。意欲奋六翮，排雾陵紫虚。虚蜕同松乔，翻迹登鼎湖。翱翔九天上，骋辔远行游。东观扶桑曜，西臨弱水流。北极登玄渚，南翔陟丹邱”。这首诗由忧生的情绪所引发，藉由想象在道教诸多仙境胜地的逍遥游览，寄托出尘避世的憧憬，排解对生命的焦虑。又如“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他信奉道教的养生术，常服五石散，终日读经弹琴饮酒为乐，他在《五言诗三首·其三》中写道：“俗人不可亲。松乔是可邻。何为秽浊间。动摇增垢尘。慷慨之远游。整驾俟良辰。轻举翔区外。濯翼扶桑津。徘徊戏灵岳。弹琴咏泰真。沧水澡五藏。变化忽若神。恒娥进妙药。毛羽翕光新。一纵发开阳。俯视当路人。哀哉世间人。何足久托身。”嵇康在这首诗中表达了对于神仙生活的向往，不与世俗亲近，而与松桥为邻，于山海间举翼翱翔，服食灵丹妙药。在字里行间，嵇康仿佛已化身为一位出离尘世的仙人，逍遥自适之余也表达了对于权贵的睥睨，以及对于世人的哀怜。又如《古诗十九首》中第十五首《生年不满百》所写，“愚者爱惜费，但为后世嗤。仙人王子乔，难可与等期”。这首诗抒发了对生命短促的感慨，鼓励人们应当及时行乐，藉由仙人王子乔的典故，表露了对于避世修行，追求长生的向往。

唐朝时佛教禅宗兴盛，而禅宗只求本心、打破一切束缚的主张恰与士人们率性自适的隐逸理想相符合，故而不少的唐代诗歌作品中都寄寓了“佛隐”的情怀。孟浩然作《云门寺西六七里闻符公兰若最幽与薛八同往》：“上人亦何闻，尘念都已舍。四禅合真如，一切是虚假。愿承甘露润，喜得惠风洒。依止托山门，谁能效丘也”。孟浩然与友人同游山寺，寓禅意禅理于山水诗中，藉由赞颂山寺之美景以及上人之超俗表达了对于托迹于佛门的向往之情。王维字摩诘，号摩诘居士，由此便可知佛教对于王维的影响至深，他一心学佛，几乎半生都过着半官半隐的生活。如《终南别业》：“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这首诗是他隐逸向佛的自我写照。王维中年学佛，在山间筑屋隐居，每每乘兴独游，与林叟偶遇谈笑流连，充满了亲近自然、随化而安、对万事万物无所执的禅机意趣。

结语：

辜鸿铭先生曾如此论述中国人，“他们完全地或几乎完全地过着一种心灵上的生活。中国人的全部生活是一种情感生活”[5]。这句话用来概括中国古代士人与隐逸传统之间的关系再合适不过，隐逸是一种生活实践，但同时也以精神生活的方式更广泛地存在于不同时代的士人内心，它为士人打开了一条内在超越的通道。出于对现实世界中政治与社会的失望，或是个人高洁志趣的追求，中国古代的士人们主动或被动地在实践与想象的隐逸生活中安顿自身：他们或走入山林，或隐于朝市，或托迹于佛道。隐逸行为虽有地理空间与出世程度上的差异，但都共同指向率性自适、淡薄旷达的生命意识，隐逸观念内化成为审美与文化层面的集体人格，进而型塑了历代的韵文作品，留下宝贵的文学与精神财富。

参考文献：

[1]孙立群.中国古代的士人生活[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368，377.

[2]朱熹.诗经集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25.

[3]（澳）文青云.徐克谦译.岩穴之士：中国早期隐逸传统[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133.

[4]汤一介.儒释道耶与中国文化：汉英对照[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6：141.

[5]辜鸿铭.黄兴涛、宋小庆译.中国人的精神[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