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常识思想与本土宗教关系辩

2019-09-16 01:50李媛媛

青年文学家 2019年23期

李媛媛

摘要：常识理性又称为“常识合理精神”，是著名学者金观涛与刘青峰在他们合著的《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一书中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在原著中，作者大体阐述了常识思想的具体内涵，认为它的诞生是中国古代思想对抗宗教的有力武器。而笔者对此略有质疑，认为常识思想对中国古代本土宗教的影响不仅仅是简单地对立，还对其发展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本文将从几个方面对此进行细致地阐述，以探究常识思想与中国本土宗教的真正关系。

关键词：常识理性思想;本土宗教;原始宗教;道家思想;佛教本土化;宋明理学

[中图分类号]：B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23--02

中国古代常识思想是著名学者金观涛与刘青峰在他们合著的《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一书中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所谓常识合理精神有两重含义：第一，不去追问自然现象常识背后的原因;第二，视感情方面的常识为天然合理，即把人人都具有的自然感情（或人之常情）当作合理性终极来源[1]。魏晋士人认为万物各自独立存在都是合理的，并用它来支持门阀政治的家庭伦理的意识形态基础——名教。这种“存在即合理”的承认主义，表面上看是一种软弱的人生态度;但是，当“物各自造”的原则运用于思想和思辨，并成为脱离与社会组织直接耦合的观念系统之外的后设层面时，其意义就完全不同了。它等于是说，在中国文化中出现了一种超越于意识形态之外的理性精神。

常识理性思想在中国古代思想漫长的发展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它在金观涛先生之前几乎没有被任何一家学派正式提出，然而它却在形成后时时刻刻都在影响着中国古人的思想，并在与中国古代其他的思想进行了一些融合后，成为了文人与普通老百姓的思想的重要部分。笔者在阅读金观涛先生的著作时便认识到了常识理性思想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意义，本文便对其部分观点进行辨析。

在原著中，作者大体阐述了常识思想的具体内涵，认为它的诞生是中国古代思想对抗宗教的有力武器，笔者认为这则观点还有待商榷。在思想方面，相比于中世纪被基督教统治了一个世纪的西方，历史同样悠久而被佛教控制更久的古代印度，以及被伊斯兰教以更强力的形式控制的阿拉伯地区，中国古代受宗教的影响似乎没有那么大，至少当今中国绝大多数民众都是不信教的唯物主义者，即使是较为迷信的古代，中国人也是以非信教者居多。然而，这并不能让我们下定论中国古代思想中是没有宗教的因子的。中国的宗教是以一种不成体系的形式存在的，例如远古时候劳动人民对于自然现象的崇拜和各部落的图腾崇拜，它们满足了社会科学对于宗教的定义：“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2]”，因此，它也可以算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宗教形式。除此以外，道教可以说是中国本土宗教的代表了。而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中，论及影响力，无疑是由印度传入的佛教最为深远。这里需要注意，这里的佛教与印度方面的原始佛教有很大的不同，是在传入中国后经过了一系列處理改良后的中国本土化的佛教。

一、与原始宗教关系辩

中国原始宗教的诞生于古老的远古时期，起源于原始人对大自然的敬畏心理和依赖心理，中国原始宗教观念遗存在北方可以追溯到北京山顶洞人，在南方可以追溯到江西仙人洞洞穴遗址[3]。虽然历史较为古老，但中国原始宗教的许多观念都在被后人不断改良加工并加入自己新的思想后保留了下来，其中较为常见的就是“天”思想。在劫后余生时，人们庆幸“老天开眼”;在面对邪恶时，人们咒骂“天理不容”;在寻求祝福时，人们祈祷“老天保佑”。这里的“老天”，论及源头，便可追溯到中国古代的原始宗教，不同于基督教里上帝这一人格化的神的存在，“天”更多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概念，仿佛可以幻化成人形却从来没有人真正去描绘它的样子，它主宰万物，赏善罚恶，维持人间的秩序。中国历史上确是找不到关于它的文字描述或是图片绘画，要想寻找它的踪迹我们只有仰望天空，这无疑是原始宗教中对于自然崇拜的古老习惯。

根据金观涛先生的说法，常识是指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天天经历或感受到以至于熟视无睹的现象或经验[4]，他还将其分为自然现象常识和社会常识两部分，而对于中国原始宗教而言，自然现象常识占的比重无疑更大。在远古时候，生产力低下，人们在自然灾害面前十分弱小，自然界中的电闪雷鸣、狂风暴雨给人类一种无法战胜的感觉，于是便有了对大自然的敬畏思想，在思想水平有限的情况下，人们在脑中构思了一个操纵风雨雷电的“神”的存在，那就是“天”，“天”不具有类似人类的外形也不具备性格。这样的思想无疑在人们心中保存了下来，并在后人的补充加工下形成了中国特有的一种思维习惯，这里需要注意的就是儒家思想与其的融合。我们知道儒家思想是一个反宗教性质的学说，儒家思想创始人孔子就说到过：“子不语怪力乱神[5]”。儒家思想在一些大家的努力下，成为了官方认可的正统思想，然而尽管儒家有着极具人格魅力的孔子作为追随对象，尽管儒家的孟子、荀子对其学说有过逻辑严密的论述，但这样的儒家思想只能在读书人中产生影响，老百姓对其仍然保有一些疑问。而将儒家思想进行改造，使其深入人心的人无疑是董仲舒，他的做法就是将刻板严肃、排斥宗教思想的儒家思想中加入“天人感应”的学说，这里的“天”便是上述中国原始宗教思想的一部分，而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就是将儒家的伦理道德摆到了思维出发点的高度，让人们将其当作思维的出发点，当作顺理成章的事物，这样的思想既是魏晋常识理性思想的源头。

二、与道教关系辩

中国道教据考证，起源于东汉末[6]，是民间方术与修道养生的传统和道家哲学相结合的产物，其内涵因其宗教的性质已与其鼻祖先秦道家有了不小的差别，而二者也有着割舍不掉的联系，那就是对“道”的崇敬。其二者的“道”都是对于真理（或者说是常识）的认识，道家思想里，便将“道”作为思考的出发点，认定“道”的存在是具有先天性的，是指导宇宙万物发展的终极规律;而道教思想中的“道”，也被当作客观存在的，只不过更多指导的是人体这一小宇宙发展的终极规律。

通过细读金观涛先生的著作我们可以知道，中国常识理性正是在魏晋玄学的发展基础上形成的[7]，而魏晋玄学正是先秦道家思想在思辨的加工下形成的。而上文提到过，作为道家思想的宗教性质的衍生物，道教之“道”正是将道家自然大宇宙之“道”浓缩到人体这一自然小宇宙上，是如何从无到有，又是怎样成长起来以带领凡人走向神仙之路的，常识理性是带有一定的推动性质的。另外，道教的教义不仅仅局限于先秦道家的“自然”、“道”等思想，更是在创立伊始就融合了儒家的一些伦理道德进去，例如儒家倡导的怜悯之心及孝的思想等，所以道家的宗教故事里，除了一些道士通过修炼成仙的，还有一些凡人因怜悯而放走动物，动物幻化成人对其报恩的内容，这样的将伦理道德这一意识形态内容当作思考出发点的思维方式与常识理性思想及其匹配的，因此道教在日后的发展中，不能说没有受到常识理性思想的影响。

虽然道教的宗教组织现今规模不足以与世界三大宗教相比，但其思想在中国影响深远，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民间丧葬习惯的养成。在中国民间，老人去世后，子孙后代在祭祀缅怀之时，会将很多制作精美的纸钱、纸人、纸房子等纸制品在老人坟墓前烧掉，内心默认了去世的老人会活在另一个世界，并能通过特殊的途径接收到子孙烧来的纸制品，将其在亡灵的世界里流通使用。这样的丧葬习惯是有悖于儒家思想的，因为儒家并不认同亡灵鬼神的存在，而是认为祭祀是活着的人表孝心的途径，因此，这样的习俗更多的是受到道教这一宗教思想影响的。而人们对于活人能通过烧纸钱来施惠死者的这种默认，便也是人情合理的存在形式，因此常识理性思想对于道教自然是有促进作用的。

三、与本土佛教关系辩

佛教作为一种源于印度的外来思想，在中国有着久远的传播历史、广泛的受众和深远的官方民间影响。我们通过查阅佛学的原始典籍就会知道，我们所熟悉的中国佛教已与原始的佛教有了很大变化，是印度佛教吸收中国本土的思想发展而来的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新宗教，金观涛先生在书中将其称为“中国式心性论佛学”，并称其成为了儒生的修身方法而将儒家思想发展到了宋明理学的高度[8]，站在儒家思想發展的角度看，这是正确且合理的。然而金观涛先生的说法几乎完全忽视了常识理性思想对于佛教这一宗教思想本身的作用。

佛教的基本教义，我们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就是“万法缘起”，佛教的思想里，我们眼中的世界万物，是存在着普遍联系的，这样的一种联系在佛教中被称为“缘”，这样的“缘”使得我们现在进行的某种行为种下“因”，在未来必将以某种形式的“果”反作用于我们身上，种“善因”必然得“善果”，种“恶因”则必然得“恶果”，这样的思想在佛教千年的发展中已经深入人心，平民老百姓大都接受了这样的思想，佛教这样深远的影响不可不说是受到了常识理性思想的极大影响而造成的。

因为佛教教导种善因得善果，这本身就包含着一定的道德超验性质，而这里“善因”的“善”具体指的是什么，佛教里只是对其有一些简单地叙述，包括救人性命、乐于施舍、同情将死的牲畜等，这些善举在佛教的思想里必然会在日后结出善果，这样就不仅仅对佛教教徒，而且对大多数的普通百姓都提出了劝人向善的希望。然而，佛教的劝人向善更多的还是提供一个思考，而这里的“善”虽然本质上也是伦理道德的内容，但它的内涵有限，因此佛教在传入中国的早期只在上流社会发挥着影响力。论及伦理道德的内涵，佛教自然是远远比不上已经长期统治中国古代人民思想，长期居于正统地位的儒家思想。金观涛先生认为佛教在常识理性思想的重构下，改造了儒学，成为了中国儒生的修身方法，才让儒学发展到理学这一成体系的思想的高度，而其实相对应的，被忽视的是，被常识理性指导发展的儒家思想，也恰恰反过来成就了佛教思想，使其得以从上流社会走入寻常百姓家。佛教教义本意其实是指导人们看清“空”这一世界的本质，通过修行超脱轮回的苦海，得到解脱，本质上是鼓励人们出世的，而儒家在常识理性的影响下，放大了佛教劝人向善的功能，并将其摆到了超越意识形态的高度上，成为一种思维常识，这样佛教的思想就逐渐在普通百姓的心中变得根深蒂固。

由上可知，中国古代常识理性思想为古人提供了科学理性的思想倾向，但同时也对中国本土宗教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使本是迷信的内容被改造成了服务社会的有利思想。对其的探索还有待继续。

注释：

[1]金观涛，刘青峰著.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M].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

[2]李小虎著.马克思、恩格斯政治思想导读[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

[3]张岱年主编.中国哲学大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

[4]金观涛，刘青峰著.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M].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

[5]钟书林著.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研读十二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

[6]葛洪著;王明校释.抱朴子内篇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0.

[7]金观涛，刘青峰著.中国思想史十讲[M].法律出版社.2015.

[8]金观涛，刘青峰著.中国思想史十讲[M].法律出版社.2015.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