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天吹破
——忆父亲冯子存先生（上）

文/冯 彬

仰望苍穹，碧空如洗，放眼远眺，无边无际。儿时的我，常常遐想：“天能被吹破吗？”能吧。因为父亲有一个绰号，叫：“吹破天”。

1904年6月17日，父亲冯子存出生于阳原县东井集镇西堰头村一个穷苦的家庭。兄弟六人和一个妹妹，父亲排行老三。全家靠耕种四十多亩薄田维持生计，经常吃不饱穿不暖。父亲常常回忆说：“从小没穿过一双新鞋，全身上下的衣服总是破破烂烂的。”穷困的家庭生活使父亲和我的伯叔们过早地挑起了生活的重担，他9岁开始替别人家赶牛、放驴；11岁开始帮家里种地做农活；13岁，农闲时，仅仅上了三个月的学。

阳原县地处河北省西北部的张家口地区。这里地域辽阔，人烟稀少，20世纪初，战乱连年，民不聊生。然而，却如古人说的：“土坚人刚。”贫瘠的土地，往往能孕育出灿烂的文化艺术之花。蜚声中外的“泥河湾文化遗址”就在这片贫瘠而神奇的土地上。这里近年来不断有文化价值极高的考古发现，曾先后考古发现旧石器时代早、中、晚期的遗址多处，发掘出旧石器时代的遗物及动物化石。1925年，法国古人类学家布日耶研究了这里遗址中的动物化石和一些石器标本后，确认这里史前有人类存在。

祖先辛勤劳作之余，遗留给后辈子孙丰富的文化遗产，品种繁多的民间艺术在这里源远流长。晋剧、二人台、踩高跷等，深为当地人民所喜爱。以管子或唢呐为主奏乐器的“鼓吹乐”，俗称“鼓乐班”。就是农闲时节村子里的文艺天才们吹歌唱曲“闹红火”，我二伯就是村子里“闹红火”的骨干成员，吹得一手好笛子，还会拉板胡、四胡；在二伯和周围环境潜移默化的影响下，父亲冯子存从小就对民间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18年，14岁时，父亲开始随二伯学吹笛子，拉四胡、板胡等乐器。白天下地干农活，晚上练习吹奏笛子，很快加入到本村的社火活动队伍中，逢年过节时随我二伯一起参加大戏班、秧歌队、高跷会的乐队伴奏，有时到附近的“果立佛家鼓乐班”参加他们的法事演奏活动，学会了《海青拿天鹅》《观灯》《翠竹帘》等佛教乐曲。

冯子存一家三口

冯子存为学生安义顺授课

农闲时，父亲常跟着我二伯到张家口、尚义、张北、康保一带卖艺演出。在尚义，父亲被当地流行的“东路二人台”中笛子的独特风格所吸引，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俗话说：“同行是冤家。”不同的卖艺班子都有各自的拿手技艺，为了维持生计，防备饭碗被抢，一般不愿意把自己的“绝活”教给别人。父亲不识字，又不识谱，只得靠耳朵听脑子记，反复琢磨。父亲回忆道：“晚上，人家睡了，我躺在床上，脑子里像开了锅，把白天零星记住的曲子片段综合起来哼唱，自己白天偷学来的吹笛子技巧，也趁人家不在时反复模仿。日久天长，熟能生巧，终于记下一些曲子，学会了一些内蒙(古)独特的笛子技巧，丰富了我的演奏，为我后来在家乡传播民间音乐打下了基础。日积月累，演奏技术有了不少长进，学会了《十番》《刮地风》等许多民间小调、乐曲，也偷着学会了《送四门》《小开门》《柳青娘》《万年欢》等东路二人台牌子曲。在流浪卖艺活动中，靠演奏自己擅长的乐器，不但赚得一口粗茶淡饭，丰富了自己的精神生活，而且笛子、板胡等乐器的演奏技艺得到不小的长进，从小打下了民间音乐的深厚基础。”

1921年，父亲17岁时，家乡遭遇旱灾，为生活所迫，父亲随我二伯“走西口”，徒步长途跋涉一千多里地到包头，投靠于居住此地且经营“皮匠铺”的表姐夫。我二伯精通制作车马皮具的皮匠手艺，因此，父亲和我二伯一起当起了“皮子匠”。我二伯和他们的表姐夫擀毡子，父亲就给他们做帮工打下手。又臭又累的皮匠活一天要干十几个小时，汗水淋漓，手皴脚裂，食不果腹，苦不堪言。

《诗经》上说：“伯氏吹埙，仲氏吹篪……作此好歌，以极反侧。”苦难饥馑的生活，没有阻挡住父亲追求民间音乐的脚步。

当年，在包头盛行“打地摊”（二人台发展中期形式），欢歌热舞，很是红火热闹，村村都组织有“打地摊”小乐班。干完一天繁重的苦力活，到晚上店铺关门后，父亲就和我二伯一起去看“打地摊”表演。乐队中笛子（当地百姓称之为“梅”或“枚，匀孔形制笛。”）丰富多变的演奏技巧，粗犷豪放，高亢明亮，如同北方汉子喊山般地轰鸣震响，极大地激发出父亲心中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父亲和我二伯成了每日观看“打地摊”表演的常客。父亲回忆道：“在他们演奏时，我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吹笛子的人，耳朵仔细地聆听着，脑子像一台机器快速地记着。听完我马上就拿起笛子试着吹奏，要求自己和人家吹得一模一样。若吹不出人家的特点，我就不吃饭不睡觉，甚至一连几天反复琢磨，直到学会为止。”回到皮匠铺，父亲就把自己听来的曲子吹奏给店铺中的工友们听，既丰富了工友们的精神生活，也使自己笛子演奏得到实践锻炼。久而久之，背井离乡的兄弟俩逐渐和这些乐班中的民间艺人熟悉了，有时也加入到“打地摊”的行列中与当地艺人切磋交流并一起吹奏，在尽情地欢乐中，忘却了白日的疲劳与苦闷。父亲曾开心地回忆道：“（那时）连听带记学会了《走西口》《怀胎歌》《水刮西包头》《打酸枣》《买碗》《跳粉墙》《杨柳青》《推碌碡》《八板》《绣荷包》等二三十出二人台小戏和牌子曲。”

在包头打工谋生的苦乐生活中，父亲虚心地向各地艺人学习笛子、四胡、板胡等乐器的演奏技术、风格，在不断的演奏实践中得到了极大的锻炼，尤其是笛子技艺猛进。他把“爬山调”“二人台”音乐和在家乡学到的民间小调、佛曲等民间音乐在不断的演奏实践中兼收并蓄，融合在一起，形成了集二人台、山西梆子、冀西北民歌、小调等为一体，独具晋、冀、内蒙古一带乡土韵味的音乐演奏风格。这为父亲后来独具风格特色的创作、演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成为父亲日后笛子独奏曲创作、演奏的重要素材来源。

父亲和我二伯终因表姐夫惨淡经营的皮匠生意难以为继，又因我爷爷病重，兄弟俩告别包头的父老乐友兄弟朋友们，于1925年回到家乡阳原县。不久，爷爷病故，料理完爷爷的后事，父亲把分家得到的一间房子和五亩地托付给二叔、五叔暂管和耕种。为求活路，父亲开始了颠沛流离、奔波卖艺的漂泊生涯。

在父亲的提议和组织下，村子里原来的“高跷会”改成了“二人台戏班”，把在包头学到的二人台音乐传授给戏班里的五六位民间艺人，与当地的民间音乐相互融合，编排出一些新的节目内容，形成了一种新的艺术风格，并逢年过节或遇有婚丧嫁娶时前去表演，以赚取一些微博的收入。随着他们卖艺的足迹，“二人台”这一民间艺术形式，逐渐被阳原一带百姓喜爱并很快流传开来。

“二人台戏班”演出时间主要集中在正月、二月、三月，农忙时，戏班就解散各自回家耕田种地。此时，父亲就去给别人家打短工，干一些割麦、打场、赶车、放羊、锄地的杂活，还经常拉着骆驼去山西大同运煤，过着非常穷苦的生活。

那时，父亲和几个艺友步行几百里来到张家口坝上一带的尚义县卖艺求生。在那里结识了杨维藻、李儒、张朴林、艺名“锯倒山”的李俊等当地唱二人台的民间艺人。相同的命运和兴趣使他们成为患难与共的好友，他们在南壕堑村一起搭班“打地摊”，常年活跃于尚义、张北、康保一带。之后，父亲加入“尤入子二人台戏班”，主要以东路二人台音乐、当地流行的民间小调、器乐曲为演出内容；除在当时的察哈尔省以及内蒙古、晋西北一带表演之外，有时他们也到张家口的席片园、门头沟矿区、北京的天桥演出。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在艰苦的生活和频繁的演出实践中，父亲的演奏技艺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深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冯子存的名字逐渐被群众称呼的“吹破天”的盛名所取代。“吹破天来啦！”，几乎成为当地“尤入子二人台戏班”包场票房的保证。

吹破天，吹破天，血汗挣得夜无眠；台上笛声震天响，台下只剩破衣衫。谁能想到，名传四方的父亲竟然经常是居无定所，风餐露宿，有时演出结束后，连饭也吃不上，遇到灾荒年，生活极其困难。农忙时演出少，父亲依旧得给人家打短工，以赚取一些微薄收入。

1935年夏天，在朋友刘正存的帮助下，父亲在尚义县设法摆摊做小生意，自此告别了十余年漂泊流浪的卖艺生涯；开始只卖水果，后来增加烟卷以及自己炒制的大豆、瓜子、花生等，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小杂货铺。但在经营杂货铺的空余时间，父亲仍然参与二人台小戏班的演出。因此，他的杂货铺里常有二人台艺人、爱好者聚在一起“红火热闹”，而招来成群的看热闹的当地乡亲。

“长夜难明赤县天”（毛泽东词语），父亲仅凭一支小小的竹笛，怎可能吹破旧社会乌云滚滚的黑暗的中国的天穹啊！父亲吹啊吹啊……

父亲回忆道：1946年的一天，“一群国民党兵闯进了我家，借口抓兵，四处乱翻东西、砸东西，屋子里被折腾得乱七八糟。我明白，他们是想从我这个穷汉子手中刮点油水。一个国民党兵忽然看到挂在墙上的笛子，顺手摘下来，边摆弄边说‘没钱就拿这个顶，借给老子，赶明儿还你。’我急忙说：‘那可不行啊，老总！我还得靠吹笛子吃饭那！’不等我的话说完，他们拿着笛子就走。我追到门口，上去夺我的笛子，被那个国民党兵一脚踢在肚子上，我踉踉跄跄地倒了下去，眼巴巴地望着他们夺走了我心爱的笛子。那一天，就像把我的心挖走了一样。”从此，父亲两年多时间里，没有了笛子可吹。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