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勘学中的“正确”与“忠实”

苏杰

复旦大学古籍所教授

西方文献学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地方颇多。学习的第一步，是厘清概念，校准术语。这里举一例。

一百多年前，法国学者路易·阿韦（Louis Havet）在其《拉丁文本考证手册》（Manuel de critique verbale appliquee aux textes latins，1911）中，区分了vérité和authenticité这样一对概念，将抄本与作者原本相一致的情形称作vérité，将抄本与其所从出的父本相一致的情形称作authenticité。十年后，德国学者赫尔曼·坎托罗维奇（Hermann Kantorowicz）在其《校勘学导论》（Einführung in die textkritik,1921）一书中给出的德文对译是Richtigkeit和Echtheit。又二十年后，日本学者池田龟鉴在其《古典の批判的処置に関する研究》（1941）一书中给出的日文对译是“正しさ”和“純粹さ”。如今我们拟定的中文译名是“正确”和“忠实”。法文、德文、日文和中文术语对照如下： vérité = Richtigkeit = 正しさ = 正确 authenticité = Echtheit = 純粹さ = 忠实。

文本复制传播过程中的“正确”和“忠实”该如何理解？不妨以综艺节目上常见的“拷贝不走样”游戏打比方，稍加说明。

“拷贝不走样”的主旨是，让一则信息经过若干传承环节，正确传达到最后的，则为成功。具体操作是，比如有A、B、C、D、E五个人，都背对主持人排成一列。主持人让第一个人A转过身，给他同时也给观众看一个词语，比如“惺惺相惜”，然后将提示板收起。A让B转过身，在不能说话，不能写字的条件下，通过比手划脚，让B领会“惺惺相惜”这个词语。B再让C转过身，向他模仿A的比手划脚。依次进行，一直到E。如果E能答出“惺惺相惜”四个字，则游戏成功。

从这个游戏的名称可以看出，其与文本抄写复制传播颇为类似。提示板上的文字，相当于作者原本的表达意图。每一个人相当于一代抄本。

值得注意的是，对前代抄本维妙维肖的模仿，并不一定符合作者原本，因为前代抄本可能已经“走样”了。因而对前代抄本“拷贝不走样”，可以称“忠实”，但却不一定“正确”。

第一代抄本如果完全准确、毫不走样地复制了作者原本，堪称“忠实”，也堪称“正确”。如果其后每一代抄本也都能完全准确、毫不走样地复制前代抄本，那么可以说，截至当下，抄本堪称“忠实”而且“正确”。

如果其中有一代抄本“走样”了，那么一般来讲，其后的抄本，或许可以称得上“忠实”，但谈不上“正确”。

还有一种情形，不“忠实”，但是“正确”。这就是当传抄者对前代抄本中的讹变，或者说“走样”之处，进行正确校改修正，使其恢复“原样”的时候。

当然，历时千百年之久的真实文献复制传播的过程，比区区几分钟“拷贝不走样”游戏要复杂得多。首先，其传播过程不可能尽收眼底，而是已经消失在历史的暗夜里，各个抄本的前后顺序，成了需要考证确定的问题。其次，其传承环节也不可能尽在掌握，部分抄本已经佚失，相关部分已无法进行历史重建。就像保罗·马斯《校勘学》开篇所说，“我们所占有的抄本，与原本之间，不知经过多少次辗转传抄”。

西方学者将古典文本校勘的目标表述为“重建作者失落了的手稿”。也就是说，“正确”是校勘的终极目标。但由于古典文本的写定时代距今已千百年，作者手稿和早期抄本几乎都已不复存在，很难确定存世文本是否完全符合作者原本。于是人们退而求其次，将考量“忠实”与否作为文本校勘的暂时小目标。实现这个小目标的操作过程西方校勘学叫作“对校”（recensio）。对校的结果，就是给存世抄本排出前后次序，然后在存世抄本证据的基础上，重建最早可考抄本的文本。

雷诺兹等《抄工与学者》在论及18世纪校勘学的发展时，引述英国著名校勘学家本特利《整理〈新约〉刍议》中的观点。本特利认为，借助散见各地图书馆的古抄本，“可以将文本恢复到尼西亚会议（公元325年）时期通行的最好的本子的样子”。雷诺兹等划重点，说：“值得注意的是，他并不奢望将作者的文本恢复到手稿的状态……”

保罗·马斯《校勘学》将现有文献证据条件下能够恢复的文本称作“原型“（archetype）。“原型”可以说是通过“忠实”度考察，不断剔除“走样”，最后逆溯到在传承环节上接近作者原稿的抄本。

“原型”毕竟不是“原本”（original）。想要进一步企及“正确”这个校勘的终极目的，就要在“对校”（recensio）之后，再进行“修正”（emendatio）。

“修正”必须是在“对校”所重建的原型的基础之上。雷诺兹等指出，修正，应当是在“传达文本的基础上”，而不是在“通行本的基础上”。所谓“传达文本”（transmitted text）,其实就是指“原型”。

雷诺兹等《抄工与学者》和保罗·马斯《校勘学》都提到“传达”（transmitted）这个概念。“传达”和“忠实”，说的都是“不走样”，不同者，只是看问题的角度。“不走样”，自先视后，谓之“传达”；自后视先，则谓之“忠实”。

中国校勘学有“校异同”与“定是非”之说，颇类西方校勘学所谓“对校”（recensio）和“修正”（emendatio）。其实仍有重要不同。

中国校勘学所谓“校异同”，其实不是“对校”（recensio），而只是“校对”（collation），其结果只是一个平面的异文列表。

西方校勘学所谓“对校”，其实是在考察异文是否前有所承，也就是是否“忠实”。最终结果是追溯到存世最早抄本，重建所谓“原型”。

中国校勘学所谓“定是非”，最常引用的是段玉裁《与诸同志论校书之难》：“是非有二，曰底本之是非，曰立说之是非。”所谓“底本之是非”，就是与作者原本一致与否。所谓“立说之是非”，就是作者立说是对还是错。

西方校勘学所谓“正确”，其实只相当于“底本之是非”。至于作者立说是对是错，则不是校勘学（又称low criticism）所要解决的问题。

西方校勘学其实是将中国所谓“定是非”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是对校，追求“忠实”，将文本恢复到现存最早抄本。如果对得到的文本仍有怀疑，则要进行第二步，即修正，追求最终的“正确”。正像A.E.豪斯曼所说，对校是科学，修正是艺术。